应监甗
应监甗西周早期应监甗：应监作宝尊彝。通高34.5、口径22.5厘米
1958年江西余干黄金埠出土；应监甗系1958年9月28日江西馀干县黄金埠初级中学，因平球场，取土约50厘米处所发现。铭凡六字，曰： 应监作宝尊彝。
江西省博物馆藏
甑、鬲两部连体合铸。甑部侈口，立耳，深腹。甑、鬲结合处有半环连箅，箅有五个十字形通气孔及助提小环。鬲部分裆款足，下端呈柱状。甑部口沿下饰火纹与四瓣目纹相间的花纹带。鬲部款足饰高浮雕兽面纹。内壁铸铭文“应监作宝尊彝”六字。应国始封之君系武王子、成王弟，故地在今河南宝丰县境，应监可能是周王派遣的监国者。
西周初期四大监国——应国应监作宝尊彝
应国原是西周初期的一个姬姓封国。周武王灭商以后，大封兄弟及诸子于商朝故地，对商遗民进行统治和监管。《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说：“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邘、晋、应、韩，武之穆也。”杜预注：“2009年6月12日永康日报《芝英宗祠》
四国皆武王子，应国在襄阳城父县西（今叶县应乡）。”据此而知，应国的始封君当为周武王的儿子、周成王的兄弟。而《汉书·地理志》颍川郡父城下，师古注：“应乡，故国，武王弟所封。”也就是说应国是武王兄弟的封国。应国的始封君，从文献记载来看，有两种不同的说法，究竟应国是武王弟的封国还是武王子的封国，或者两者都不是，至今仍是历史学家探讨的重大课题。但是可以肯定，应国在西周初期已经存在了，并且具有重要的地位。尽管史书对于应国的历史记载微乎其微，但是考古工作者还是从一些蛛丝马迹中找到了有关应国的史影，让人们清楚地看到了应国生存的时代背景及其历史足迹。
据《逸周书·王会解》载：“周武王灭商，诸侯来朝，应侯立内台西面正北。”注：“应侯，成王弟。”这是应国的始封君应叔受封时的情景，级别为侯爵。1958年，考古工作者在江西省余干县出土一件应监甗，上面的铭文为：“应监作宝尊彝”。郭沫若曾考释“监”可能是应侯之名，也可能是中央派往应国的监国。另一种可能是应叔受封应侯后，兼任“监国”一职，与管叔、蔡叔、霍叔同为“三监”，共同监管商纣王之子武庚禄父。
公元前1046年，武王在牧野一举灭掉商王朝，但是如何控制为数众多的殷商遗民，在西周统治阶级内部发生了激烈的争执。最后武王接纳了周公的建议，将殷墟一带封给了纣王的儿子武庚，让他继续统治商朝遗民。这样可以利用殷人内部原有的矛盾，使其更加激化分裂，把民族间的矛盾转化为殷族的内部矛盾。但是周武王对此不放心，便把自己的兄弟管叔鲜、蔡叔度、霍叔封在殷地周围，让他们暗中监视武庚，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三监”。
应国传世的青铜器除前面发现的“应公簋”以外，还有“应公觯”、“应公壶”、“应公方鼎”等器物，考古学家陈梦家先生认为这些应国铜器，无论从形制、花纹、铭文及字体看，皆为西周初期器。铭文中的“应公”，当为第一代应侯之后。对应国的历史，史籍虽然记载不详，微乎其微，但是这些应国传世及相继出土的文物，有力地证明应国的存在是确凿无疑的，而只有在应国墓地发掘后，才有可能揭开这千古谜团。
应监是唯一没有叛乱的西周四监古滍阳城区图
武王灭商两年后，由于积劳成疾而一病不起。他死后，成王即位，但是由于年幼，暂时由周公辅佐处理朝政，历史上将这一时期称为“周公摄政”。周公姬旦是周武王的弟弟，他曾为武王灭商和治理国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据记载，武王伐纣时，历数商王罪恶，鼓舞士卒斗志的著名檄文《牧誓》，就是出自周公的手笔。武王死后，周公又辅佐年幼的成王代行国政，对周初的稳固安定起了很大的作用。
周公专权，引起管叔、蔡叔、霍叔等统治集团内部的强烈不满。这时纣王之子武庚见有机可乘，便与他们勾结起来，并纠合东方的徐、奄、熊、盈、薄姑等过去殷王朝的属国，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叛乱。周公奉成王之命，与太公望、召公奭等率军东征，一举歼灭了武庚的叛军，杀了武庚和管叔，将蔡叔等人放逐到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接着继续东进，趁势灭掉了薄姑、熊、盈、徐、奄等东方各国，并对参与叛乱的各国大加挞伐。在这次征伐战争中，应国不但没有跟随三监起来叛乱，因而且调集全国的兵力设下防线，堵住了叛军西进之路，与其进行了殊死战斗。因为应国在国家动乱时，坚定地站在周王室一边，因而受到周王室的格外恩宠。《诗·大雅·下武》曰：“媚兹一人，应侯顺德。”歌颂了应侯顺应天理，协助平定叛乱的功德。自此以后，应国在周朝享有特殊的地位和权力，其国君被尊称为“应公”。周初能被称“公”者，必定是功高位显，对周朝有过特殊贡献的诸侯。照片选自《芝英应氏天清谋常族谱》
自20世纪50年代末，在江西余干县发现周初的应监甗以后，国内学术界掀起了对西周监国制度研究的热潮，时至今日这一研究课题始终没有间断，学者何光岳经过研究认为：应国地处殷商故地，周初的“应监”应该同周初的“三监”作用相同，实为监督殷商遗民。
1974年3月，陕西省蓝田县一位农民在整理山坡积土时，发现了一件铜钟。该铜钟通高24厘米，甬长10厘米。钟上饰有鸟纹和云纹，两铣及钲间铸有铭文39字，从铭文的内容看，文字未完，此钟应是一组编钟中的一件。铭文中有一句为“荣伯入右应侯见工”。因此该钟被断为周恭王时期的器物，定名“应侯钟”。
这件铜钟正巧与日本人中村不折所藏的“应侯钟”为一组，两钟铭文相连，构成完整的文字，两钟共有铭文72字。大意为：一位名叫见工的应侯，在镐京受到周王的赏赐，计有弓、箭、马匹等。这两件应侯钟当为全套八件编钟中的七八件，它们为研究西周钟的历史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另外对应国历史以及金文的研究也都有重要的价值。
1999年，在新中国成立50周年之际，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这是中国博物馆事业中一颗闪亮的明珠，因为它是由国有大型企业中国保利集团创办的。在开馆前的一年中，保利艺术博物馆曾多次从香港等地购入一批珍贵的文物，终于使一批流失他乡的旷世珍宝能够回归故里。藏品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几件应国墓地出土的青铜器，如应国爯簋、应侯盘、应侯见工簋、应侯壶、应侯见工钟等均为首次亮相，它们大都是辗转从海外抢购回来的，十分令人感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