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夏大学

大夏大学

1924年6月，厦门大学三百余位教师和学生由于学潮离校奔赴上海，当时刚卸任的原国民政府交通部长王伯群与前厦门大学教授欧元怀、王毓祥、傅式说等人的共同成立了“大厦大学筹备处”。“大厦”即“厦大”之颠倒，后来取“光大华夏”之意定名“大夏大学”。

9月20日，大夏大学在槟榔路潘家花园举行第一次开学典礼。马君武为校长，王伯群任首任校务委员会委员长后改称董事长，是一所综合性私立大学。

建校初期，学校倡导苦教、苦学、苦干的“三苦精神”以及“师生合作”、“读书救国”，并制定了“自强不息”的校训，以此作为砥砺全体师生的座右铭。学校设五个学院以及三个专修科，包括文学院：国文系、英文系、历史社会系；理学院：数理系、化学系、土木工程系；教育学院：教育系、教育心理系、社会教育系；商学院：银行系、会计系、工商管理系；法学院：政治系、经济系、法律系；师范专修科：国学组、英文组、史地组、数理组；体育专修科；盐务专修科。

学校创办之初，以租来的弄堂房作为教室，但并非长久之计。当时，只能是一边开学上课，一边筹设新址。不久，学校在胶州路上借得二亩多的土地，马君武校长以吴淞的私人房地产为抵押，向银行借得二万两银子作为建筑费用；另外地主也拿出二万两，以后由学校按月向地主支付利息，并约定十年后造成的房子无代价给地主。1925年5月中旬开始兴建新校舍，9月，位于胶州路301号的新校舍落成，学校随即全部迁入。

但形势的发展，让原来计划行不通了。一方面，北伐战争节节胜利，在学生中更掀起爱国热潮，同时也遭遇了军阀以及外国军队的镇压，处于租借的校舍已经很不安全了。另一方面，随着学校声誉提高，大夏学生人数激增，1928年秋季学期时学生人数已达千人以上，胶州路校舍已无法承载。1927年初，马君武应邀去筹建广西大学，辞去大夏校长职务，王伯群先生任校长，决定择地建立永久性校舍。

从1929年3月起，大夏陆续在沪西梵王渡中山路旁购地近三百亩（现华东师范大学中山北路校址）。当年夏天，由前校长马君武、欧元怀、王毓祥先生率领几位华侨同学去南洋一带募集建设新校舍的经费。王伯群校长则以六万七千余两银子（合当时11万余元）资助建筑教学大楼，并以中山路地产为抵押，向银行借贷建筑费32万元。

1930年初，中山路校舍开始动工，同年9月一期建筑完工，包括：教学大楼“群贤堂”，可供2000人同时上课；“群策斋”、“群力斋”两栋男生宿舍以及女生宿舍“群英斋”，3栋宿舍各可容700人；此外，还有教职员宿舍12幢，以及学生浴室、饭厅等。于是，大夏大学随即迁入，将胶州路校舍交给大夏附中使用。接着，在新校址上又继续兴建理科实验室、体育馆、医疗室、大礼堂、东西大楼教职员宿舍以及各类运动场，至1932年大体完工，此外，在学校西南部，另有四百亩土地，辟为大夏新村，为教职员自建住宅之用（抗日战争前已建成30余所）；还有荣宗敬捐赠丽娃栗妲河蜿蜒秀丽，更为校园增添了美景。在当时上海40多所私立大学中，大夏大学尤以建筑宏伟、环境优美、设施较完备而著称。

西南三迁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上海“八一三”事变后，大夏被迫内迁。最初与同为私立大学的复旦大学合并成为联合大学，一设庐山，称复旦大夏第一联合大学，一设贵阳，称第二联合大学。庐山联大以原复旦师生为主，贵阳联大则以原大夏师生为主。

不久，日军进犯江西，复旦再迁重庆北碚，大夏迁到贵阳，两校之间的联合解体。在贵阳的大夏大学，最初假当地讲武堂上课，嗣后打算兴建校舍，1939年贵州省政府曾拨贵阳花溪公地，加上当地人士的捐赠，共有一千亩左右。1940年8月，新校舍开工建筑，但因经费不足，只完成校舍三栋。需要一提的是，1942年2月，国民政府教育部拟将大夏大学与贵州农工学院合并，改名为国立贵州大学，引起大夏师生强烈抗议，遂奔走各方与各校董商议，要求教育部收回成命，终得维持大夏大学仍得保存原名与维持其私立性质。

1944年冬，日军进犯黔南，大夏三迁赤水。王伯群校长因迁校劳累成疾，于同年12月逝世于重庆。孙科在重庆召开校董会，推选贵州省教育厅长欧元怀为校长，王毓祥为副校长。1945年3月，大夏师生和公物到达赤水，赤水地方人士与教育界同仁热情赞助，立即让出文昌宫大庙给大夏作校本部，还有贵州省立赤水中学、私立博文中学、县立女子中学都分别借给大夏一部分校舍，首先安置好教室、图书馆、职工宿舍、办公室和厨房、饭厅、学生宿舍，在短短一个月内便正式上课。

重返上海

大夏内迁之后，仍留沪上的吴浩然和1938年由贵阳派回上海的鲁继曾、邵家麟等先生，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上借得重华新村房舍，设立大夏大学沪校，使无法转往内地的一些学生得以继续学业。

1945年8月10日，日本投降，大夏师生同赤水民众欢欣鼓舞，举行提灯火炬游行，欢庆胜利。1946年9月，大夏师生及公物安然回到上海，直至1949年始终保持私立大学性质并保留校名至1951年。

抗战初期，上海大夏中山路校舍毁于炮火者甚多，幸群贤堂、群策斋等尚存。抗战胜利后加以修缮整理，1946年春季学期，沪校即开始在此上课；秋季学期时，在贵州的大夏师生也陆续回沪。之后，学校曾重建大礼堂“思群堂”与女生宿舍“群英斋”，并在群力斋废址上建造平房数排名为“新力斋”，在教职员宿舍区造了几排平房。还计划另造新图书馆，已购置了不少建筑材料，因国民党政府通货膨胀，货币贬值而没有造成。

解放以后，在大夏大学中山北路校址上建立华东师大时，由大夏移交给华东师大的校舍，共计建筑面积17606平米。

大夏是一所私立大学，其经费来源只能是学生缴纳的学费，这就决定了学校的经济状况不可能很宽裕，特别是创办之初，应当说是相当窘困的，所以很难以高薪去聘请教授，一些名教授之所以愿来大夏授课，在相当程度上是看到大夏那种兢兢业业、自强不息的办学精神。

大夏首任校长马君武（1880—1940）是我国第一个在国外获得工学博士的化学家，又长期帮助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其声望之高可以想见。1924年11月，他出任大夏大学校长，并亲自讲授化学课程，就完全是尽义务的，他从未要学校支付薪金或车马费，而且为了建筑胶州路301号的校舍，还把自己在吴淞路的房地产作抵押向银行贷款。1929年夏，他已离开大夏，还带领欧元怀等去南洋募捐以帮助大夏建筑中山路校舍，这种精神，堪称楷模。

第二任校长王伯群（1885—1944）虽然也曾留学日本并进过研究院，但因长期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所以不以学术见长，但最初作为大夏的董事长，也主张大夏应“本学术研究之自由与独立，涵育革命与民主精神”。1927年继马君武任大夏校长之后，就始终认为校长最主要的责职，就在于为学生选聘优质教师。在他任校长期间，把这些精神贯彻始终，为大夏具有较好的师资条件而不懈努力。

大夏的第三任也是最后一任校长欧元怀（1893-1978）是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修习教育学科并为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所赏识的中国留学生之一，他深刻认识师资力量对一所学校具有极其重要，甚至可以说是决定性的意义。他作为大夏的创始人，毕生为大夏物色优良的教师不遗余力。

在这些校长的主持下，历年来大夏聘请了大批学识渊博的知名教授为学生授课：

物理学家夏元生是爱因斯坦的学生，也是在中国最早介绍相对论，他曾任北京大学理科学长，1924年来大夏大学任物理学教授，1938—1944年任贵阳大夏大学教务长兼理学院院长，并亲自为学生讲授普通物理学、光学、电学、热学、电子论、相对论、量子力学、波动力学、理论物理、近代物理、解析几何、高等微积分、群论、科学通论等课程，直至1944年8月18日在大夏任教时逝世，可以说是为大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王伯群校长对夏教授逝世感到悲痛欲绝，当时的国民政府也曾明令褒扬夏元教授，大夏大学还曾为夏元教授发起遗属养育金运动，建立夏元授奖学金等。

社会学家吴泽霖先生，1928年初从美国留学归国不久，他的母校清华大学与大夏大学同时向他发出聘请。论条件，当时的大夏大学还在艰苦创业之中，无法与早已是名校的清华大学相比，但大夏师生朝气蓬勃、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却使他深为感动，因而宁愿选择在大夏。不久，燕京大学又以相当可观的待遇为条件，两次邀聘吴先生，吴先生以“我应当帮助大夏”作答。在大夏期间，他不仅为学生讲授社会学方面的课程，还组织学生进行社会调查，并先后发表了许多社会学的论著、译著和教材。抗战军兴，他随同大夏师生内迁，曾任复旦、大夏第一联合大学的教务长，继而又至贵州任贵阳大夏大学的教务长、文学院院长、历史社会系系主任和社会研究部主任。在此期间，他组织学生深入贵州少数民族地区，调查民族分布、民族习俗和民族关系，将调查所得材料写成民族学的论著，还为大夏建立起“民族文物陈列室”。吴泽霖先生也成了举世闻名的民族学者，至1941年，他才离开大夏至西南联大任教。

儿童教育专家沈百英先生与其他许多教授不同，沈先生既未出国留学，甚至还没有读过大学，只是一名中等师范学校的毕业生。但杜威先生曾听他一课，对他的教学评价甚高，由此风闻全国。在他担任尚公小学校长期间，大夏大学教育系的同学前去参观，大家对他十分钦佩，欧元怀校长得知之后，即不拘沈先生的学历，邀请他来大夏为教育系学生讲授《小学教材教法》。沈先生上课总是以他自己的切身体会教育大家要热爱儿童教育事业，然后以生动而具体的语言深入浅出地讲授在教学中怎样循循善诱使儿童饶有兴味地学习各种知识。此后，沈先生又在光华、沪江等大学任教，成为上海的名牌教授。1951年后，他继续在华东师大任教，直到他以90高龄退休。 其他硕学名师举不胜举，只能从略。

以上仅是几例，其实大夏大学教授更是囊括了马君武、何昌寿、邵力子、郭沫若、田汉、何炳松、李石岑、朱经农、程湘帆等。不仅如此，校董更有孙科、吴稚晖、叶楚伧、邵力子、张嘉森、傅式说、王志莘等，甚至炙手可热的杜月笙也曾屡次资助大夏，可见大夏当时的盛况。

学生培养

大夏大学建校27年，培养学生近20,000名，毕业生6,000余人。包括一批为国为民的有识之士，如熊映楚，曾是武汉农民运动的重要干部；雷荣璞、陈国柱分别是广西、福建建党干部之一；吴良斌（亮平），最早翻译恩格斯《反杜林论》，解放后曾任中共中央党校顾问；郭大力、周扬、叶公琦、陈赓仪等都在大夏大学学习。学校培养了一批杰出的专家学者，如胡和生、陈子元、李瑞麟、刘思职等四位中科院院士，翻译家戈宝权，儿童文学家陈伯吹，古典文学评论家王元化和青铜器专家马承源等，还有不少杰出的政治家、企业家和其他知识界人士。

香港血脉

20世纪40年代末，江山易帜，大夏大学部分教员及学生南下香港，在香港复校，定名光夏书院。1956年6月，光夏、平正、华侨、广侨及文化五所书院合并成立“联合书院”，定址香港坚道147号。1963年，联合书院加盟香港中文大学[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