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国际
第四国际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第四国际全称为第四共产国际，由流亡海外的苏联领袖托洛茨基创建，与斯大林所控制的第三国际相抗衡，在托洛茨基遇刺身亡后，第四国际不断分裂，今日的世界上有诸多国际托派组织继续沿用这个称号，主要分布于西欧、和美洲。
1938年9月由托洛茨基支持者组成的国际性联合组织，其前身是1929年托洛茨基等人开创的国际左翼反对派运动，在政治上宣称继承第三共产国际前四次大会的政纲和决议（共产国际前三次大会的宣言乃至共产国际前身即齐美尔瓦尔德国际的宣言的主要执笔人正是托洛茨基）。全称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党。
列夫·托洛茨基于1929年被苏联驱逐出境后，创办《反对派公报》，建立国际托派组织，号召各国的支持者留在共产党内作为一个左翼反对派以“纠正”党的路线。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执政后，托洛茨基这才认为受斯大林主义支配的共产国际已不可救药，宣布他们的活动方针不是对共产国际进行改革，而是同它决裂，认为苏联需要一场政治革命切除官僚专权集团这个恶性肿瘤，开始筹建第四国际。由于托洛茨基一直寄希望于通过社会革命使国际应运而生（有类似先例，即第三国际早在1915年就开始酝酿，但直到1917年十月革命和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后第三国际才有了空前广大的建立基础和迫切需要，第三国际于1919年建立），加上当时一些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很可观的工人阶级革命高涨（尤其是30年代中期的美国、1935年以后的法国和西班牙），所以托洛茨基迟迟不打算宣布第四国际成立，因此他与他的追随者也发生过许多争论。1938 年9月在巴黎举行第四国际成立大会，宣布建立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党。托洛茨基为大会起草了题为《资本主义的垂死呻吟和第四国际的任务》 （《 过渡纲领 》）的文件，宣称建立社会主义的历史条件不仅已经成熟，“而且已经开始有些腐烂了”。人类出现的危机是“ 革命领导的危机 ”，第四国际的建立就是为了解决这个危机。主张实行“不断革命”和“世界革命”，建立“世界社会主义联邦”。它认为“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之间的划分已经过时，而提出“过渡纲领”，即根据十月革命的经验提出从怎样计算工时到建立劳动者政府的一系列过渡性的要求。这也与先社会主义国家，后共产主义国家的传统理论有很大不同。
国际托派在其兴起（30年代初期）以后的十余年里伴随着世界革命高涨而一度壮大，例如在比利时、法国、美国等发达国家都有一定力量，在智利、古巴甚至有好几年争取到了左翼力量的多数（智利托派甚至参与了总统大选，提出十分激进的纲领，但却被认为极有可能胜出，但由于年轻、粗浅和失策而被镇压下去）。但总的来说，窃取十月革命旗号、坐拥工人阶级国家强大物质力量的苏维埃及第三国际官僚仍支配着整个共运，并部分地由此导致世界革命的节节败退（从中国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及导致希特勒在德国上台，到西班牙革命在1937年的巨大失败等等）。30年代后半期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冷战时期其力量有较大发展，但直到90年代“苏东波”之前，国际托派一直是一个规模不大但十分活跃的派别，有着人数虽少但思想力量很大、仅仅在局部地区拥有显著优势的特点（例如二战后的岛国斯里兰卡）。据托洛茨基日记，在30年代中期，第四国际分子约有3000多人。在希特勒上台前，德国托派约有750人。在遥远的中国，1931年聚集起500多人的托派政党（包括前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和一批中等干部）。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托派兴起时的大致规模。二次大战极大地损伤了第四国际的多数支部，因为托派也积极参与了各种反压迫斗争因而被迫害（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许多中国托派投入了抗日战争和后来的解放战争，他们在山东省等地也组织过农村游击战，并有许多战士为之献身）。二战后，第四国际党员在所有的工人官僚国家（苏联、东欧、中国、越南、古巴等）最终都遭到大肆污蔑、诋毁，以及残酷迫害（中国的第四国际分子郑超麟、周仁生等几百名无产阶级革命者，只是因为政见不同就在“革命政府”下坐了20多年牢，并长期被认为是“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走狗”，部分托派如王凡西、楼国华、向青、彭述之等则流亡海外或港澳地区）。在欧美和拉丁美洲，托派思想和活动却渐渐复苏。第四国际1953年的大分裂后却不断陷于各种小的分裂，尽管有60年代初所谓的“重新统一”，但到70年代，仍分裂为7、8个各自为政的“第四国际”，它们互相指责对方为“修正主义”。尽管如此，托派思想仍对欧洲政治思想界产生了很大影响，1968年的法国五月风暴即深受托派思想及其活动的影响。70年代托派的传统核心据点第四国际法国支部开始派出人员投入法国总统大选，尽管得票率很小，但造成很大轰动和社会影响。出于欧洲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评估，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派”（这是长期以来最正统也最大的一个国际托派）的主要负责人、社会活动家和理论家曼德尔曾说，七、八十年代的资本主义欧洲已具备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客观条件。但为何事实上并未出现新的欧洲无产阶级专政国家，这是值得第四国际分子乃至所有左翼分子反思的。
实际上第四国际在长期领导工人运动的过程中，受资本主义社会和日常改良事务行政化的影响，更由于迟迟不到的欧美社会主义革命，其上层也在发生为托派所喋喋诟病的官僚化倾向。第四国际另一名中央书记皮埃尔·弗朗克写于70年代的党史教材《第四国际》，已具有显著的领导层本位意识，与工人阶级的革命立场渐行渐远。这种官僚化腐化的倾向以及不满现状的普通托派战士的革新呼声，是第四国际越来越陷于分裂和琐碎争论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大原因，也是运动僵而不进（例如1968年法国革命的大失败和1975年葡萄牙社会革命的半途而废）的结果之一。80年代初，英国利物浦反人头税的重大罢工斗争催生了一支颇具朝气的托派工人队伍，他们后来被称为“战斗派”，组建了新的托派国际。但这个国际在1995年左右又陷于分裂，分裂为相对右翼的CMI（国际马克思主义委员会）和相对左翼的CWI（工人国际委员会），后者相较于整个托派国际具有更多牺牲精神和年轻锐气，因而吸引了从中亚哈萨克斯坦到非洲尼日利亚，从欧洲的爱尔兰到美洲国家的许多新青年。
相对过去而言，90年代“苏东波”之后的国际托派经过十年左右的反思和整合后反而取得了更大的发展（更因为越来越多人看清了斯大林主义苏联模式的教条以及看到资本主义“新自由化”带来的巨大灾难）。2003年，最大一支托派的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成功地召开了世界代表大会，讨论了从西方工人运动、前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本复辟到同性恋、生态危机等一系列世界政治议题，并通过一系列决议。2005年左右，最大的两个托派（统一书记处派和国际委员会派）实现1953年大分裂以来的首次合并。各路国际托派更是投入到反战争和反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战斗第一线中去，由此获得了新的生命力（例如英国托派从反对伊拉克战争等大规模群众运动中获得了新的力量）。但另一方面，国际托派——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走得最前的派别，同样面临着领导层官僚化、失去传统的产业工人阶级基础的危险，更要命的是，大多数国际托派实际上已丧失了当初托洛茨基的无产阶级立场，而走到向改良主义讨好调和的方面去（以1990年代为标志），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绝大多数国际托派目前都不同程度地支持和宽容乌戈·查韦斯为首的委内瑞拉资产阶级改良政权，更堕落的是部分国际托派分子在21世纪初参加了以卢拉为首的巴西资产阶级内阁，重蹈了一个世纪前修正主义者米勒兰入阁（1903年）的覆辙，而第四国际统一书记处（即那个统一后的最大的托派领导集团）于2006年发布的决议并未坚决彻底处理变节分子。但是，部分试图革新的国际托派为了打破前托派造成的政治格局，却存在着不管良莠好坏急于招兵买马的功利实用化倾向（例如CWI的许多国际支部）。
诚然，托洛茨基在临死前留下遗嘱“我坚信，第四国际必胜”，但他所说的“第四国际”与其说是一个永远不变的政治组织，不如说是无产阶级先锋党领导下的革命必胜的历史前景（任何马克思主义者都不相信存在永恒不变的事物）。正如当年托洛茨基盼望并力促群众性的社会革命，以推动无产阶级先锋党的革新和前进那样，今天的第四国际——这个名字应理解来自革命马克思主义运动传统与当代工人革命运动有机结合的一面旗帜——要取得它名副其实并且具体丰富的政治内容，必须靠青年与工农劳动大众中的先进分子去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