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乾武
廖乾武（1886?2.18—1930?9.3）
出生地：今陕西省安康市平利县八仙镇
廖乾武，原名正元，又名华龙。1886年2月18日出生于平利县龙门乡一个贫苦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廖述职，当过道士，后开饭铺兼营盐铺，置田产，家境逐渐小康。乾五幼入私塾，稍长，从大哥廖翰屏（秀才）读书；曾从邻村教师练拳习武。1906年冬，同农家姑娘杨富秀结婚。次年2月13日（阴历正月初一），赴汉口欲寻秘密从事反清活动的二哥廖定三（同盟会员）谋事，由于盘费用尽，流落黄陂县，当乡村教师数年。后由二哥资助，1911年毕业于京师农业学堂。民国初年，在北京农事试验场工作。
1916年，陈树藩摄取陕西军政大权，曾邀乾五回陕任职。乾五目睹陈树藩所作所为，愤而离开西安回汉口。颠沛流离的生活，使乾五患上严重的骨髓炎，治疗三年方愈。1920年，在湖北省军政府交通部长熊晋槐（同盟会员）家当家庭教师。
五四运动使廖乾武的政治生活发生重大转折。1921年8月，经早期共产党人包惠僧、李汉俊介绍，同施洋等人参加武汉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次年在董必武、陈潭秋的影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2月初，他和项英、许白昊、陈潭秋、施洋、李之龙等领导了汉口江岸铁路工人的罢工斗争。在“二七惨案”中，同项英侥幸脱险。11月20日，代表武汉通报社出席湖北全省国民外交协会成立大会。12月30日，任新成立的国民党汉口市党部筹备处副主任。1924年1月，廖乾武出席了标志国共合作正式形成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代理国民党汉口执行部宣传部长。4月，担任中共汉口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委员长为包惠僧）。5月13日，设在汉口德润里23号的地委机关遭敌破坏，廖乾五机智脱险，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中央决定包惠僧、廖乾五到广州参加军事工作。
1924年8月，孙中山创建“大本营航空局铁甲车队”，中共广东区委选派廖乾五任政治部主任，包惠僧兼任政治教官。11月底，广东革命政府接受苏联军事顾问的建议，改组铁甲车队，易名为“建国军大元帅铁甲车队”，廖乾武任党代表（后一度兼任卫士队党代表），并兼任该队中共党小组长。在中共广东区委的领导下，廖乾五、徐成章（队长，中共党员）、周士第（副队长，经廖、徐二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等对全队官兵进行严格的军事、政治训练，充分发挥党小组的战斗堡垒作用，使铁甲车队成为我党最早掌握的一支革命武装力量。改组后的铁甲车队，在武装支援广宁农民减租运动，配合东征军平息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叛乱，支援省港大罢工的沙鱼涌战斗等军事斗争中，做出重要贡献。中共广东区委以及毛泽东、邓中夏等领导同志曾给予铁甲车队很高的评价。 y* [3 H6 z( b) q9 p9 I
1925年7月，改组后的国民政府将所辖军队统编为国民革命军，10月举行第二次东征。11月，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长、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经多方努力，征得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李济深的同意，以铁甲车队为基础，组建该军第十二师三十四团（北伐前夕改称第四军独立团），廖乾五升任第十二师政治部主任（上校）。到任后即和副师长张发奎率部南征邓本殷部。由于廖乾五率领政治部在十二师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官兵纪律严明，奋勇作战，很快肃清雷州半岛残匪，翌年渡海作战，消灭了邓本殷部，收复海南岛，统一广东全省，广东革命根据地得到巩固，为北伐战争准备了可靠的后方。
7月16日至18日，中共中央召开会议，决定土地革命和“民众武装暴动的新政策”，准备组织中共在国民革命军中的一部分，联合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重回广东，以实现土地革命，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中旬，周恩来在武昌召集党的活动分子会议，部署将从事军事工作的中共党员集中南昌、九江一带，做联张返粤的准备工作。周恩来考虑到廖乾五年纪较大，身体不好，准备留下另行分配工作。廖乾五一再表示“坚决要去”南昌、九江。周恩来终于批准了他的要求。
7月22日晚，廖乾五与恽代英先后登上四军军部开往九江的小火轮。7月23日下午，廖乾五、恽代英到达九江，赶往九江甘棠湖烟水亭第四军军部。7月24日，中共中央在极端危急的情况下，为了挽救革命，决定在南昌举行起义，并组成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组织和领导这次起义。此时，国民党武汉政府也加紧了军队中的“清共”活动，汪精卫、张发奎等也密谋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期间“清共”。担任第四军参谋长的叶剑英（中共秘密党员）得悉此情，专程从庐山赶到九江面晤叶挺。随即，叶挺、贺龙、叶剑英、廖乾五、高语罕（时任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秘书长，中共党员）在甘棠湖的一条小船上商定，叶、贺不去庐山开会；叶挺率第十一军二十四师，贺龙率第二十军，分别于25日和26日乘火车开赴南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高度评价这次小船会议，认为这次会议，“在千钧一发关头，当机立断”，“挫败了汪精卫的阴谋，为发动南昌起义作了重要工作。”
7月27日，周恩来秘密到达南昌，正式成立前敌委员会。同日，任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的张国焘到达九江，召集负责同志会议，提出要重新“讨论这回在浔发动的事件”，企图拖延南昌起义，遭到恽代英、廖乾五等一致反对。:
7月29日，汪精卫、孙科、张发奎等到九江，廖乾五“又当着第四军高级将领大批评汪精卫”。汪等即赴庐山召开“清共”会议，议决：（一）严令贺龙、叶挺限期将军队撤回九江；（二）封闭国民党九江市党部、九江书店、九江《国民新闻报》馆，并逮捕其负责人；（三）第二方面军实行“清共”，通缉恽代英、廖乾五、高语罕等人。次日，参加这次会议的叶剑英自庐山返九江，将庐山“清共”会议内容告知廖乾五、高语罕。党组织获悉廖、高从叶剑英处得到的重要情报后，决定他俩即赴南昌。当晚，廖、高回到四军军部，将党组织的决定告诉叶剑英，并将军政治工作密交军部秘书阳翰笙（中共党员）后，命勤务员携带总政治部原先发的26支驳壳枪，连夜转移到火车站对面的大东旅社。7月31日晨，他带几名随员一同登上了开往南昌的火车。
廖乾五等到达南昌后，立即赶往设在百花洲心远中学的第十一军二十四师指挥部，协助师长叶挺指挥部队行动。8月1日凌晨2时许，起义的时刻到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武装反抗的第一枪！
起义成功后，中共前敌委员会宣布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部队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番号。8月2日，廖乾五被任命为革命委员会宣传委员会委员、二十军（军长贺龙）党代表。8月3日至5日，起义军先后离开南昌，准备由赣南经浔邬直取农运基础较好的广东东江地区建立根据地。廖乾五即派原四军政治部总务科长叶古衣先行回汕头，发动工农，策应起义军的到来。
南下途中，正值三伏炎夏，酷热难当，加之医药匮乏，中暑死亡及离队叛逃者日渐增多。廖乾五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一路讲故事，说笑话，勉励青年同志；领导宣传队张贴宣传品，书写“打倒新旧军阀”等标语。他和林柏渠、徐特立、谭平山、方维夏等八位年龄较大的同志每天跟着部队在崎岖险峻的山路上徒步行军，被同志们誉为“八仙”。
8月25日，起义军在瑞金壬田与敌钱大钧部遭遇，激战一夜，击溃两个团。30日会昌之战，歼钱大钧部4个团，起义军重返瑞金。9月初，廖乾五、周逸群和谭平山在瑞金锦江边一所小学介绍二十军军长贺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周恩来出席贺龙入党仪式并讲话。贺龙入党后编入中央特别小组，成员有周恩来、张国焘、廖乾五、刘伯承、周逸群。中共前敌委员会在瑞金召开二十军连以上干部会议，周恩来宣布前委决定，任命廖乾五为二十军政治部主任，方维夏、陈恭、徐特立分别为第一、二、三师党代表。
在瑞金的短暂休整期间，中共前敌委员会根据闽西敌军力量薄弱，又有水路便于运送伤员的情况，决定改道由闽入粤。9月2日，廖乾五和贺龙率二十军为前锋，由瑞金向汀州进军，再由汀江乘木筏和船只，顺流而下抵上杭。
9月18日，起义军进抵广东大埔；继而在工农群众配合下，攻占了潮州、汕头地区。此时，敌军15000余众集结于丰顺县之汤坑，对起义军进行阻击。贺龙、廖乾五、叶挺等率部与敌展开激战。由于地形不利，敌情不明，加之起义部队长途行军，疲惫不堪，从9月27日鏖战到29日，5000余名起义军伤亡过半，不久，汕头、潮州均陷敌手，起义军渡过榕江，陆续到达普宁县流沙镇。
9月中旬，廖乾五代理第四军政治部主任（10月中旬正式任少将军政治部主任）。9月17日，廖乾五在汉口举行第四军政治部记者招待会，对工农运动高涨的两湖人民大力支持四军的顺利进军表示感谢，他说：“此次最可感者，在湖南时即缠足妇女亦亲送饮食至火线，俾我军得解饥渴。追至汀泗桥，长日未食，辎重亦未到，幸地方争相供给，饱食后即夺得山头，为翌日制胜之枢纽，此皆（空）前未有”。强调“现在我军虽抵武汉，只能算战事开始，不能说战事成功，将来（要）直捣幽燕，痛饮黄龙。
10月1日凌晨5时许，敌守城司令刘玉春率部突围。叶挺、廖乾五亲临火线，指挥独立团迎头痛击，血肉相搏，战至上午十时许，卒将出城之敌人，歼灭殆尽，其余退入城者，仅少许残卒。
10月9日夜，陈可钰、廖乾五分别发出《攻城司令通告》，《第四军政治部通告》。10月10日凌晨2时许，陈可钰、廖乾五督率第四军，会同第七军猛攻武昌城。叶挺独立团首先攻入蛇山，第十师由保安门入城，十二师由通湘门入城，敌酋刘玉春为十二师三十五团捕获。至上午8时，武昌城为第四、七军克复，俘敌军官1000余人，士兵2万余人。廖乾五一面令政治部工作人员领导原武昌警察维持秩序、救济灾民，一面向广州国民政府等发出著名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八军攻克武昌电》。
克复武昌后，北伐军总结了两次进攻南昌失利的教训，认识到要取得南昌决战的胜利，首先要攻占直系军阀陈传芳主力盘踞的德安、建昌、涂家埠，截断南路是战役胜利发展的关键。蒋介石接受中共中央和加伦的建议，改变作战计划，将第四军调往江西，加上已入赣的第七军，以扭转江西战局。
10月20日，第四军仅休整一个多星期，即由十二师师长张发奎率其主力四个团从武昌入赣作战。11月2日上午，第四军主力与敌主力激战德安以北之马回岭，血战一昼夜，占领马回岭车站。这时，廖乾五赶到十二师司令部，迅速了解前线的战况后，即与张发奎等议定“拟乘胜追取九江”，未得左翼军总指挥、第七军军长李宗仁认可。4日，敌主力卢香亭部反攻德安九仙岭之第七军部队。张发奎、廖乾五即以第三十六团、二十八团应援，将敌正面冲破，敌全线崩溃，追残敌至距建昌约十余里之外。
11月6日，张发奎、廖乾五率四军主力抵达九江。经中共九江地委决定，由共产党员主持的国民党九江市特别党部推荐，廖乾五任命帅古隆（共产党员）为九江县长。重视政权建设，尤其重视共产党员掌握县级政权，是廖乾五对大革命的一个重要贡献。早在南征时，他在十二师政治部《促成国民会议召开通电》中指出，“军阀已入崩溃之时期，即为人民进而夺取政权之绝好机会”，他期望“产生人民之政府”。北阀军占醴陵后，当地人民推举他为县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即欣然就任，直到新县长到任后卸职。随着北阀战争的胜利发展，两湖和江西城乡工农运动的深入，出现共产党员和工农代表参加革命政权的新事物。但当时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一步发展，坚持“二次革命论”，坚持不参加政府的在野党的立场。1926年10月6日，陈独秀等人还提出限令，要担任九江、永修等县长的共产党员“限期辞职”。而廖乾五一直主张在北伐中掌握政权。
11月中旬，廖乾五回到武昌后，即从组织整顿入手，以加强四军的政治工作，还积极组织四军官兵参加反帝示威游行、军民联欢会等社会活动。1927年1月15日，廖乾五主持召开第四军追悼大会，武汉各界人民为感谢和表彰第四军在北伐战争中屡战屡胜的卓著功勋，特地制造一面刻有“铁军”两个红字的铁质盾牌，背面写着“烈士之血，主义之花，四军伟绩，威振迩遐。能守纪律，能毋怠夸，能爱百姓，能救国家。摧锋陷阵，如铁如坚，革命担负，如铁之肩。功用若铁，人民倚焉，愿寿如铁，垂亿万年。”敲锣打鼓送往会场。陈可钰、廖乾五接受了这件有特殊意义的赠礼。从此，“铁军”的威名传遍天南海北。;
廖乾五在抓紧四军政治工作的同时，还承担总政治部交办的其它工作。收复武昌以后，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先后主持召开两次政治工作会议，确定廖乾五任固定标语委员会、政治教材计划委员会、政治组织计划起草委员会委员。邓演达还聘任廖乾五为总政治部宣传员训练队政治教官，由廖乾五讲授《军队中政治工作》、《妇女运动》。
1927年，蒋介石明目张胆地向革命猖狂进攻，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引起廖乾五的极大愤慨。国民党三中全会后，各地掀起声讨蒋介石独裁和镇压工农的怒涛。那时，张发奎表现得还很革命，也主张“东征讨蒋”。4月15日，廖乾五、张发奎等主持召开国民党第四军各级党部执监委员会议。一致决议，“本军全体同志，誓为先锋”，讨伐蒋介石。同日，第四军军部特别党部、政治部分别发出《通电》、《宣告》，历数蒋介石从发动中山舰事件到“四·一二”反革命事件一年多之罪恶，要求国民党中央和武汉国民政府“即将蒋介石停职查办，永远开除党藉”，并呼吁全国民众“一致声讨帝国主义最新式最得力工具蒋介石，以挽救革命危机”。鉴于第四军军长李济深追随蒋介石，叛变革命，廖乾五又同张发奎、黄琪翔、周士第、梅龚彬、李硕勋等四军20名将领致电留守广东各部队，“希破除个人感情，贯彻革命理志，下大决心，一致声讨”，在武汉国民政府惩办命令未发之前，拒绝执行李济深的一切乱令。
蒋介石叛变后，拥有江南大部分地区，但主力部队不多，战斗力不强，难以对武汉政府发动进攻，而奉系部队的主力占领着河南省大部分地区，对武汉政府构成巨大的威胁。为解除奉军的威胁和接应冯玉祥的国民军出河南，1927年4月18日，国共两党联席会议决定继续北伐（也称第二次北伐），以唐生智和张发奎部为主力，进军河南。张发奎任第一纵队司令官，指挥由他任军长的第四、第十一军和贺龙独立第十五师为右翼。出发前，邓演达特意指定廖乾五指导十一军政治部和独立十五师政治部在前方的工作。
5月，张发奎、廖乾五督率第一纵队，以伤亡1万余人的巨大代价，经过上蔡、临颖战役，击溃奉军在河南的主力，为东出潼关的冯玉祥部占领郑州、开封铺平了道路。
武汉北伐军同冯玉祥部在郑州会合后，根据郑州会议决定，武汉政府所辖各军奉命返鄂。廖乾五怀着“直捣幽燕，痛饮黄龙”壮志未酬的遗憾心情，于6月17日返抵武汉。
此时，武汉地区的形势急剧恶化，反革命活动迅速表面化，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也迅速走向反动。7月2日，张发奎发起召开第一纵队北伐阵亡将士追悼大会。大会所用宣传提纲，事先由第四军政治部起草并经周恩来审阅同意。当晚，汪精卫在张发奎公馆以宣传大纲只提拥护三大政策未提拥护三民主义为口实，对四军政治部大加指责，并趁机攻击我党。廖乾五当场予以驳斥：“宣传大纲虽然没有拥护三民主义的口号，但全篇精神是拥护三民主义的。”
北伐战争初期，国民革命军分三路向两湖、江西、福建进军。当时，两湖战场是北伐的主攻方向和主要战场。有第四、六、七、八军以及第一军一部，以共产党员最多的第四军打得最好。北伐时，军长李济深率第十一师和第十三师留守广东，由副军长陈可钰率领第十师、第十二师（欠第三十四团）和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叶挺独立团为前驱。5月，叶挺独立团作为第四军先头部队出兵入湘。6月初首战攸县，击溃直系军阀吴佩孚六团之众，在湖南站稳脚跟，6月中旬，陈铭枢、张发奎、廖乾五分别率第十、十二师从广州出发，于7月抵达攸县，与叶挺独立团会合。因十二师的三十四团留守海南岛，将独立团拨归十二师指挥。7月10日，独立团在第十、十二师配合下，攻占湘东重镇醴陵城。次日，第八军占领长沙。7月12日，醴陵各界群众隆重举行欢迎第四军大会，陈铭枢、张发奎、廖乾五、叶挺等先后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会后，各界团体推举廖乾五任县行政委员会委员长。/ R2 B$ X3 V% l. A7 K1 E1 i3 E' r
北伐军占领醴陵、长沙后，吴佩孚将主力集中于汨罗江一线，阻止北伐军北进。8月17日，第四军副军长陈可钰召开军事会议，决定19日拂晓直取平江。平江位于汨罗江北岸，为入湘通道。敌军以六个团扼守。19日拂晓，在第十师的策应下，张发奎、廖乾五指挥所部以三十五团担任佯攻，以独立团和三十六团担任正面进攻，不到十小时，攻占了平江城。守城主将陆云自戕毙命。是役，俘敌1000余名，缴获大炮11门，各种枪支1000余支。平江城的攻克和汨罗江防线的突破，为北伐军攻取岳州扫清了道路。
廖乾五一向重视工农运动。他在陕南山区长大，参加革命后即投身工人运动，对农工疾苦有深切的体验。早在武装支援广宁农民运动期间，他就同“农民大王”彭湃提出过“武装农民”的建议，并同彭湃把缴获的千余件武器及弹药用于武装农民自卫军。在中国共产党内，他俩是“武装农民”比较早的提出者和实践者。北伐前夕，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召开了一次政治工作会议。会上，廖乾五力主趁北伐加紧农民运动工作，发动农民支持北伐战争。这次入湘作战，他看到蓬勃高涨的湖南农民运动，亲眼看到平江农工用原始的长矛大刀配合北伐军作战，进一步感到武装农工的迫切性。9月间，他主持十二师政治部，提出“扩大工农武装”等6项提案，提交总政治部后方联席会议审议。
第四、七、八军的汨罗江会战大捷，把北伐的战场推进到湖北境内。这时，吴佩孚亲率主力南下，以各路退兵万余人固守汀泗桥、咸宁一带阵地，并由第二十五师师长陈嘉谟率四个团驰援汀泗桥，另以刘玉春第八师进至贺胜桥一带设置坚固阵地。8月23日，陈可钰在通城召开军事会议，经廖乾五提议，决定由叶挺独立团切断粤汉路，为攻占汀泗桥作准备。叶挺独立团不负众望，一天一夜急行军150余里，于25日天亮时赶到中伙铺车站，歼灭从平江北退的敌李金门团400余人。奇袭中伙铺车站的成功，拦腰将吴佩孚军截为两段，既控制了粤汉铁路，断绝了大批从岳州敌人的退路，又为北伐军进攻汀泗桥取得了前进基地。
26日，第四、七军向汀泗桥发起总攻。张发奎、廖乾五率第十二师从中伙铺出发，在友军的配合下，经过异常激烈的战斗，攻下汀泗桥。叶挺独立团在攻下汀泗桥后乘胜追击，在直军主力尚未到达时，一举攻克咸宁。30日，第四军以十二师和叶挺独立团为主攻部队，在第十师和第七军的配合下，连续突破两道防线，击溃了直军的主力，控制了贺胜桥。第四军在汀泗桥和贺胜桥两战役中共歼敌5000余众。这两次战役的胜利，为北伐军扫清通往武汉的通路，极大地鼓舞全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有力地推动了两湖的工农运动。从此，第四军在民众中赢得了“铁军”称誉。
8月31日，第四军兵临武昌城下。由于蒋介石指挥进攻武昌的战斗一再受挫，9月5日，蒋介石接受苏联军事总顾问加伦的建议，决定对武昌实行封锁包围，由第四军和第八军一部进行围困，以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为武昌攻城司令。6、7两日，北伐军先后占领汉阳、汉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