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衷寒
人物生平1916年考入武昌湖南旅鄂中学读书。1919年。五·四”运动时被选为武昌学生代表，适逢苏联召开东方民族会议，贺被选为东方劳工代表参加。1921年春赴上海学习俄文，9月赴莫斯科。1922年回国，在武昌创办“人民通讯社”，因揭露旧社会黑暗，抨击军阀横行被查封。继往长沙创办“平民通讯社”，同时，兼任宏图中学教员。当时长沙发生“湖南劳工惨案”，他发表评论，被捕入狱，后经保释。1923年主持长沙“青年服务社”，并受聘《上海时报》特约记者。1924年5月考入黄埔军校，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被誉为黄埔三杰（另二位是蒋先云与陈赓）。11月任广州分校政治部上尉秘书。
1925年1月，共产国际派来的鲍罗廷发起组织“青年军人社”，未久，改为“青年军人联合会”，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12月贺衷寒与缪斌等在广州成立“孙文主义学会”，贺任会长，与“青年军人联合会”对抗。是时他任军校入伍生总队政治部主任。1926年被派往苏联陆军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28年1月毕业回国，任杭州军事训练班学生总队队长，10月调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工作，1929年春，经蒋介石批准去习本学习军事、政治。1931年，蒋介石在江西。剿共。失败，他被召回任“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剿匪宣传处”处长，其后历任“星子训练所”所长、“豫鄂皖3省剿匪司令部政治训练处”处长、“军事委员会委员政治训练处”处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宣传部长等职，积极宣传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政莆，忠实于蒋氏的“剿共大业”。
相关事件1920年成为中国最早的青年团员。1921年秋，贺作为武汉学生代表赴苏出席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解放团体代表大会。其间，性格刚烈的贺衷寒对喜好老子天下第一的张国焘产生了强烈的不满，而张是中国代表团团长。一次，张国焘为一点小事借题发挥，大骂代表团的成员，说要不是我张国焘，你们一辈子也别想到莫斯科来，要是不服从领导，我就一个个把你们开除回去。别人都知道张国焘是发发脾气，不见得就要开除谁，都一笑了之。贺衷寒却忍不下这口气，当即对张国焘说：“张先生，我们都是中央书记处选派来开会的，你凭什么要开除我们？依我看，你这个团长当得不耐烦了倒是可以不当，我们另选一个就是。”张国煮一听，犹如火上加油，勃然大怒，拍着桌子说：“滚！你给我滚！”贺衷寒一点也不示弱，马上回敬说：“要滚你先滚！”说着就要上去跟张国杰动拳头。其他代表连拉带劝，才避免矛盾进一步激化。又因是在异国他乡地盘上，张国焘一时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先忍下这口气。回国后，张国焘立即向陈独秀告状，终于以目无组织的名义于１９２２年春将贺衷寒开除团籍。贺与张的正面激烈交锋，导致贺被张借故开除团籍。对张国焘的刻骨之恨让贺连带恨上了共产党，改变了其一生的政治选择。如果按各自最初轨迹运行，“黄埔三杰”会全部成为共产党人。但张国焘的刺激，使贺衷寒成为蒋介石麾下最得力的反共干将。
苏联归前7个月考察所见的悲惨场面，使贺衷寒深信，中国革命不应采用苏俄模式。贺衷寒回国先后在武汉、长沙等地创办刊物，严厉批评军阀统治，提倡民主，主张革命，并因此被逮捕。1924年，黄埔军校招生的消息改变了贺衷寒以笔为旗的人生道路。
进入黄埔军校后，贺衷寒在黄埔同学中迅速脱颖而出，以“贺衷寒的嘴”而居“黄埔三杰”。同时又以反共声名鹊起，每逢开会贺衷寒必大骂共产党狼子野心。为与蒋先云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对抗，他组织了“孙文主义学会”。两大政治团体在剧社组织、报纸杂志宣传上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激烈竞争。贺的政治取向深得蒋介石器重。
黄埔同学会成立后，贺当选干部委员兼秘书长，并将之变成攻击共产党人的组织。
1926年贺衷寒再赴苏联考察并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伏龙芝陆军大学，其间的见闻更强化了他的反共立场，贺回国后，蒋又派他赴日学习考察。
内战爆发，蒋急需贺这种对共产党深有了解的人做反共急先锋，贺被招回国，负责国民党军队的政工体系建立工作。从此，胸怀壮志的贺衷寒与职业军人生涯无关，反共成为终身任务。他为国民党培养了大批反共政工干部，提出了一整套反共政治理论，制订了一系列反共政工文件。其后来也成为复兴社“十三太保”中的核心人物，风云一时。
轶事典故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２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南京，在国民党高层领导内部，迅速形成了以何应钦为首的“讨伐派”和以宋美龄为首的“和平解决派”。此时，贺衷寒这位“政治领袖”便乘机活跃起来，成为复兴社和黄埔系对此事表态的中心人物。他与亲日派何应钦秘密勾结，发动１７０余名青年将领通电“讨逆”，坚决主张进兵“讨伐”张、杨和轰炸西安。他还怂恿刚上任不久的复兴社书记长邓文仪，召集复兴社骨干分子会议，通过了以武力解决西安事变的决议案，并以黄埔同学会的名义，一致拥护何应钦暂代陆海空军总司令，负“讨伐张、杨叛逆”之总责。贺衷寒和邓文仪等人还拿着这个决议案去征求宋美龄的意见，结果被训斥了一顿。与此同时，贺衷寒还与邓文仪等人一起，收编了在南京失业的中央各军校毕业生，发动和组织了３００人的“讨逆赴难团”。该团的口号是：“武装起来，开赴泛关，直指西安，与张、杨决一死战，救出校长。”
贺衷寒等人之所以要这样做，是认为：如蒋介石万一被释，则可得“勤王”之功；若蒋介石“驾崩”，又可成为拥何（何应钦）继位的元勋。岂料，正当他们乱哄哄的闹着要出征的时候，传来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消息，贺衷寒、邓文仪顿时泄气，所谓的“讨逆赴难团”也只好作乌兽散。
蒋介石回到南京，得知这场闹剧后颇为不满，把邓文仪等人找去大发脾气：“我在西安蒙难，你们在南京讨逆，坐地打冲锋，娘希屁，我还没有死，你们就不听我的话了，想改换门庭吗？”在杭州，蒋介石一见贺衷寒就破口大骂，骂得他失声大哭。蒋介石则愤恨地说：“你哭，滚出去哭！”加上在“西安事变”期间，何应钦、贺衷寒等人的言行已引起戴笠注视。蒋介石获释后，戴笠就在蒋介石面前告密。因此，贺衷寒便从此失去猜忌成性的蒋介石的欢心，变得一蹶不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训处长的职务也被免去了。
“西安事变”中贺衷寒的表现令蒋对贺大为失望，且贺的干练与勃勃雄心亦让蒋从不放心。贺开始被长期冷落。１９３７年６月，蒋介石派他赴欧美考察军事、政治、经济，明显含有放逐之意。直到“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贺衷寒才奉蒋介石电召回国，复任军事委员会政训处长之职，并任军官训练团教育委员会委员。１９３８年２月，在武汉设立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原政训处裁撤，陈诚任部长，周恩来、黄琪翔任副部长，下设３个厅。贺衷寒任第一厅厅长（中将），主管国民党军队的政治工作，后又任该部秘书长，但仍兼任第一厅厅长；康泽任第二厅厅长，主管民众组织训练；郭沫若任第三厅厅长，主管宣传文化工作。在此国共合作期间，贺衷寒因反共本性所决定，终日与陈诚、康泽等人相勾结，与周恩来、郭沫若等共产党人明争暗斗。
１９３８年初，蒋介石决定解散包括复兴社、改组派、ＣＣ派等国民党内的一切小组织，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并亲自兼任三青团团长。７月，三青团在武汉成立，贺衷寒先后担任三青团临时中央干事、中央干事会常务干事及中央组织处书记长等职。同年秋，他随军委会政治部迁往重庆。１９３９年，他曾奉蒋介石的命令，任西北慰问团团长，前往延安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实情，并与毛泽东主席进行了会谈。此后，由于他不愿与共产党协调合作；便辞去军委会政治部的所有职务，在重庆影息一时。
闲置生涯使得贺衷寒把大量时间投入到了解中国社会，思索挖掘社会病根和危机的工作上。贺随蒋介石集团败退台湾后，出版了《中国的病根》一书，试图为危亡的蒋氏政权开出药方。
历史评价抗战时贺陆续接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一厅厅长、政治部秘书长，战后膺选制宪国大代表，1947年任社会部政务次长，1949年蒋中正引退，贺亦随之辞职。贺与蒋中正的关系不仅是师生，亦是蒋中正爱将，长期在军中政治部门活动，被列为情治体系的一位重要人士；贺并非技术官僚。
1950年，贺衷寒出任国民党交通部长，他的干才再次得到充分展现，贺任内的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努力为台湾交通事业的发展和日后经济起飞打下了相当良好的基础。但20世纪60年代中期后，开始担任高级闲职的贺，再次因处事锋芒毕露而陷入“想搞分裂运动”的流言困扰中。1971年，贺伤心地辞去国策顾问以外一切职务，回家修心养性。
1972年5月，忧郁中的贺衷寒因骨癌病逝，最后一句话是：“我已72岁了，不算短命吧！”
黄埔同学个人的命运被紧密地与他所加入的政治力量决定着，无论他日后每一步如何选择，事实上自他开始选择的第一步就已经深深地决定了他未来的命运。而在国共两大政治力量角逐的舞台上，当时并不存在第三种可能。
作品一览贺衷寒的著作有《改组派之检讨》(1929年)、《汪精卫理论的批评》(1929年)、《后期革命的号角》(1947年)、《交通管理要义》(台湾发行)、《交通管理论丛》(台湾发行)以及《一得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