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隶制
奴隶制，奴隶主拥有奴隶的制度。奴隶须为奴隶主干活，无报酬，且无人身自由。一个人类社会中，如果大部分物质生产领域劳动者是奴隶，这样的社会，叫奴隶社会。
奴隶一般来源于战俘、被占领地区原住民、负债者和罪犯，也有从非洲等地方拐卖到奴隶市场的人。奴隶制一般出现在农业社会里。
古代最典型的奴隶制是罗马帝国，此外，古希腊、古埃及、古巴比伦、周代以前的中国，南北战争以前的美国南方，以及以前一些英国、法国、俄国的殖民地都属于奴隶制。然而，奴隶社会是不是任何地域任何民族的必经阶段？这一观点仍存在著争议。
奴隶制产生于能产生剩余产品的社会经济条件下的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当时认为合法的拥有和控制制度。在典型的奴隶社会中，法律确认奴隶为奴隶主的私有财产，奴隶主对其握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可随意奴役、买卖和杀害。奴隶没有独立的人格，没有任何自由和权利，奴隶的后代也世代为奴。早期的奴隶主要来源于异族战俘。习俗上禁止本部落成员奴役其他成员。后来本部落以外的人可以充当奴隶的制度建立后，有时本部落成员中也有被充作奴隶的，但常作为一种惩罚，如无力还债的负债者和判刑服罪者。英国社会学家霍布豪斯认为，在文化演进的初级阶段，如在低级狩猎部落里，是没有奴隶制的。只有技术发展到一个劳动者能生产出超过他本人所需的剩余财富时才能有效地使用奴隶，所以奴隶制的出现常限于一个相当发达的农业社会里。
奴隶制的起源
奴隶一般来源于战俘、被占领地区原住民、负债者和罪犯，也有从非洲等地方拐卖到奴隶市场的人。奴隶制一般出现在农业社会里。
中国
中国历史上不存在西方历史上的奴隶，中国的奴隶和主人有人身依附关系，但是也有法律上的人格，虽然说奴隶的法律人格不能和良人或主人相比，但是良人、主人杀死奴隶仍然要负一定的法律责任，不像西方那样只看作是一种对财产的侵犯行为。
由于在中国古代，农业、工业生产都是以自耕农和自由手工业者为主，奴隶在经济生活中并没有大量使用，所以有人认为：在中国不存在所谓奴隶社会，例如黄现璠、张广志等学者。1979年，黄现璠教授发表了《我国民族历史没有奴隶社会的探讨》一文。文中指出：“我坚决主张我国历史上没有奴隶社会，汉族没有，少数民族绝大多数也没有“.... 欧洲的希腊、罗马由氏族制社会变为奴隶社会，就不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世界通例，而是历史特例。文章发表后，得到张广志、胡钟达、沈长云等人的支持。而且拥护者越来越多。”...(1) 正如原青海师范大学校长张广志教授明确指出：“.....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宽松学术环境，促使一部分学者决心从根子上重新认识、检讨中国古史分期问题，即中国历史上到底存在不存在一个奴隶社会发展阶段？如果它根本就不存在，还在那里争论中国的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间的分期、断限问题，岂不荒唐！新时期主张中国无奴隶社会发展阶段说的学者有黄现璠、张广志、胡钟达、沈长云、晁福林等...”（张广志：《中国古史分期讨论七十年》，正像赵光贤教授在《文史知识》1986年第五期撰文指出的那样：....现在又重新被人们所重视，拥护者好像越来越多，有一种漫燃的现象。相反‘中国奴隶社会论’和者不多，缺乏新意，受到否定者的有力挑战。”
中国的奴隶有很多种类，成因也很不相同，总的趋势是从周朝开始，奴隶的人身依附关系一直在削弱，但是一直到民国成立，才从法律上消除了奴隶的存在。
夏、商、周、秦时代，奴隶多产生于战争，从敌方俘虏的平民成为奴隶，也有因犯罪被贬为奴隶的，有官奴和私属之分。汉朝，奴隶的产生主要来源于土地兼并而形成的私属，另外东汉末年，人民为躲避战乱，投靠大庄园主，也成为私属。汉唐时期，在法律上有明确的良贱之分，如部曲（奴隶的一种）殴伤良人要处死，良人打死自己的部曲，部曲有罪不论、部曲无罪只判徒刑且可以用钱赎免。犯叛逆罪的，全家乃至全族要没为官奴。宋朝以前，长期受雇于人的，其地位低于良人，也是奴隶的一种。宋朝开始，因雇佣关系形成的主仆关系不再视同于良贱关系。但实际上，私属奴隶的现象大量存在，不过在法律上禁绝了私属奴隶、也不允许将良人卖为奴隶。元代，由于蒙古族本身实行奴隶制，所以官奴盛行。清代于雍正年间废止奴隶制。
中国古代的贱民制度不同于奴隶，乐户、匠户、仵作、牙人、娼妓、甚至宋代的军人在法律上都是贱民，但是他们并不是奴隶。可以说，奴隶只是贱民的一种。
1959年之前，西藏地区实行农奴和奴隶制度。占西藏人口95%的农奴和奴隶分为差巴、堆穷和朗生等三个阶层。 差巴和堆穷属于农奴，无人身自由，不能随便离开领主。朗生是奴隶，完全无偿地给农奴主干活，是农奴主的私有财产。
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西藏实行了民主改革，废除了农奴制。
朝鲜的官婢制度
在朝鲜王朝，官员若被判了谋反罪，其家人会被充作官婢使用。这些官婢的地位非常低微，可以说相等于国家的贱民。不过，另一方面，国家亦为这些官婢提供一个翻身的机会：若他们有幸可以考入内医院成为大夫或医女，则可以除去贱民的资格。
希腊奴隶制在雅典还没有产生国家之前，雅典城内各氏族和胞族的成员相互杂居，一代比一代厉害，尽管这时雅典人仍然只能把土地而不能把自己的住宅卖给本氏族以外的人。随着工业和交换 的进一步发展，各种生产部门—— 农业、手工业（在手工业内又有 无数行业）、商业、航海业等—— 之间的分工日益充分地发展起来； 居民现在依其职业分成了相当稳定的集团；其中每个集团都有好 多新的共同的利益，这种利益在氏族或胞族内是没有存在的余地 的，因而就需要创设新的公职来处理这种利益。奴隶的数量已经大大增加，那个时候肯定就已经远远超过自由的雅典人的数量；氏族 制度最初并没有奴隶制，因而也就没有控制这大批非自由人的手段。最后，贸易把许多外地人吸引到雅典来，这些外地人是为了易 于赚钱而定居这里的；按照旧制度，他们既没有权利，也不受法律保护，所以尽管有传统的容忍精神，他们仍然是人民中间令人不安的异己分子。
到雅典全盛时期，自由公民的总数，连妇女和儿童在内，约为9万人，而男女奴隶为365000人，被保护民—— 外地人 和被释奴隶为45000人。这样，每个成年的男性公民至少有18个 奴隶和2个以上的被保护民。大量奴隶的存在，是由于许多奴隶在 监工的监督下在手工工场，在大房间内一起工作。但是，随着商业 和工业的发展，发生了财富积累和集中于少数人手中以及大批自由公民贫困化的现象；摆在自由公民面前的只有两条道路：或者从事手工业去跟奴隶劳动竞争，而这被认为是可耻的、卑贱的职业， 而且也不会有什么成效；或者就变成穷光蛋。他们在当时条件下不可免地走上了后一条道路；由于他们数量很大，于是就把整个雅典国家引向了灭亡。所以，使雅典灭亡的并不是民主制，而是排斥自由公民劳动的奴隶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