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社
明末文社。崇祯二年(1629)成立于吴江(今属江苏)，系由云间□社、浙西闻社、江北南社、江西则社、历亭席社、□阳社、云簪社、吴门羽朋社、吴门匡社、武林读书社、山左朋大社、中州端社、莱阳邑社、浙东超社、浙西庄社、黄州质社与江南应社等十几个社团联合而成。主要领导人为张溥、张采，他们都是太仓人，又曾同窗共读,“形影相依,声息相接,乐善规过,互推畏友”（张采《祭天如兄文》），时人称为“娄东二张”。
明代以八股文取士，读书士人为砥砺文章，求取功名，因而尊师交友，结社成风，而以江浙一带尤其。万历后期政治日趋腐败，到天启年间更出现了阉党擅权局面，自内阁六部至四方总督、巡抚，都有人甘当魏忠贤的死党。张溥等人痛感“世教衰，士子不通经术，但剽耳绘目，几幸戈获于有司，登明堂不能致君，长郡邑不知泽民”，所以联络四方人士，主张“兴复古学，将使异日者务为有用”，因名曰“复社”（陆世仪《复社纪略》）。复社的主要任务固然在于揣摩八股，切磋学问，砥砺品行，但又带有浓烈的政治色彩，以东林后继自任，主张“蠲逋租,举废籍,撤中使，止内操”（吴伟业《复社纪事》），反映着“吴江大姓”等江南地主、商人的利益，又与这一带市民阶层的斗争相呼应，因而具有相当广泛的基础。它的成员主要是青年士子，先后共计有2255人之多，声势遍及海内。该社春秋集会时，衣冠盈路，一城出观，社会影响极大。主要集会有吴江尹山大会(1629)，南京金陵大会(1630)和苏州虎丘大会(1633)。这几年间，许多复社成员相继登第，声动朝野，而许多文武将吏及朝中士大夫、学校中生员，都自称是张溥门下，“从之者几万余人”(杜登春《社事始末》)。为此招致执政大僚温体仁等的嫉恨，又有陆文声等上疏参劾二张“倡导复社以乱天下”。于是朝廷下严旨察治。幸有周延儒出任大学士，此案才未酿成大狱。不久张溥病死，这是复社活动的第一阶段。
清兵入关前后，复社成员有所分化。周钟参加了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并为李起草登基诏书，而多数人成为江南抗清力量的骨干。在南京的复社士子不满于阮大铖招摇过市,贪赃误国,曾联名写出《留都防乱公揭》，公布阮大铖的罪状,迫使他“潜迹南门之牛首,不敢入城”。后马士英、阮大铖拥立福王，把持朝政，对复社成员进行了报复迫害。清兵南下时，复社不少成员仍坚持武装斗争，陈子龙、夏允□在松江起兵，黄淳耀、侯□曾领导嘉定军民的抗清斗争，失败后都不屈而死。明亡以后，一些著名的复社成员又遁迹山林，顾炎武、黄宗羲等总结明亡教训，专心著述，杨□，方以智、陈贞慧等则削发为僧，隐居不出。这些行动，是与复社提倡气节，重视操守的主张相一致的。也有少数人如吴伟业、侯方域等入仕清朝。这是复社活动的第二阶段。
复社成员在文学方面受前后七子复古主义影响颇深，“志于尊经复古”,祖述“六经”,并无特别的创见。但由于他们身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十分尖锐的时代，又积极参加实际的政治斗争，所以在创作中大都能注重反映社会生活,感情激越,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倾向，这就有别于前后七子的专意“模古”，也不同于公安、竟陵派的空疏，涌现出一批颇有成就的文学家。诗词方面造诣较高的有吴伟业、陈子龙等，他们的诗作凝炼深沉，对时政的浑浊有所揭露，关心民生疾苦，尤擅七言歌行。散文方面张溥风格亢爽、文笔跌宕，黄淳耀简洁明晰、活泼有致，侯方域富于浪漫气息，各有特色。
复社成员在经学方面也有成就。张溥、张采等人曾“分主五经文章之选”，提倡熔经铸史，整理古籍文献。入清以后,顾炎武、黄宗羲等继续倡导“经世致用之学”，关心和研究社会问题，开创了清代学术研究的新风。
明末以江南士大夫为核心的政治、文学团体。崇祯六年（１６３３）在苏州虎丘成立。领袖人物为张溥、张采，时人称为"娄东二张"。崇祯年间，朝政腐败，社会矛盾趋于激烈，一些江南士人以东林党后继为己任，组织社团，主张改良。二张等合并江南几十个社团，成立复社，其成员多是青年士子，先后共计２０００多人，声势遍及海内。他们大都怀着饱满的政治热情，以宗经复古，切实尚用相号召，切磋学问，砥砺品行，反对空谈，密切关注社会人生，并实际地参加政治斗争。他们的作品，注重反映社会现实，揭露权奸宦官，同情民生疾苦，讴歌抗清伟业，抒发报国豪情，富有感染力量。他们虽拥护前、后七子，却不同于他们的专意"模古"，也不同于公安派、竟陵派的空疏。标志着明末文风新的重大转向。其中陈子龙为诗歌的代表，张溥是散文的代表。复社成员后来或被魏忠贤余党迫害致死，或抗清殉难，或入仕清朝，或削发为僧。顺治九年（１６５２）为清政府所取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