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华·伯恩施坦
德华·伯恩施坦（1850—1932）出生于德国柏林，父亲是位火车司机。伯恩施坦16岁时开始当学徒，20岁后曾在一家银行当职员。1872年，伯恩施坦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1878年，伯恩施坦开始担任社会主义政论家赫希伯格的私人秘书，1881年开始在瑞士苏黎世担任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主编；1888年在德国俾斯麦政府的要求下，被逐出瑞士，移居英国伦敦继续办报。1901年伯恩施坦返回柏林，出版自己主编的《社会主义文献》杂志（1901—1905）。1902—1928年期间，伯恩施坦三次当选为国会议员。
青年时期的伯恩施坦，受反普鲁士君主专制运动的影响，具有了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思想；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后，伯恩施坦开始信仰社会主义。此时的社会主义阵营内存在着拉萨尔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两个主要流派。伯恩施坦的思想倾向于拉萨尔主义。拉萨尔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分歧主要在于：第一，拉萨尔主义反对暴力革命和任何的“专政”，主张改良国家政治，通过普遍的直接的选举让工人阶级参与国家政治，实现全社会的权利平等；第二，拉萨尔主义不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等是在于雇佣劳动，而在于分配的方式。伯恩施坦热情地赞扬拉萨尔主义，并将拉萨尔誉为自己的“导师”。
1878年10月，德国俾斯麦政府发布《镇压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治安的法令》，严厉禁止社会民主党人的活动，大批逮捕和流放社会主义者。伯恩施坦在瑞士与赫希伯格和施拉姆组成“苏黎世三人团”，并于1879年发表了《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的批评性箴言》一文（***是“三人团”标记）。这篇文章重新检点了社会民主党过去的所有活动，批评了党片面地搞工人运动，和宣扬暴力和流血的革命的错误；指出社会主义不应成为“产业工人争取自身利益的片面斗争”，而应该是“不仅号召工人参加，而且号召一切诚实的民主派参加的，应当由独立的科学代表人物和一切富有真正仁爱精神的人领导的运动”；社会主义要走“合法的即改良的道路”。
但是，青年时期的伯恩施坦思想尚未成熟定型，他的思想还不时受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恩格斯的影响。在他担任《社会民主党人报》主编期间，他的思想又倾向于马克思主义，并批评拉萨尔主义。这一段时期内，他甚至得到了“正统派马克思主义者”的称号，并被恩格斯生前指定为遗嘱执行人之一。
然而，1888年伯恩施坦随《社会民主党人报》迁往英国伦敦后，他的思想再次发生改变。那时英国与德国相比，英国经济比德国要发达得多，生产技术和工具远比德国先进，特别是第二次技术革命给英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带来了空前的发展，工人的收入普遍提高了，生活改变了，劳动条件改善了，而经过自由竞争阶段后的英国企业出现了“大合并”，垄断性质的卡特尔、托拉斯也开始出现，这一方面有效地降低了商品生产的社会成本，另一方面使得私有制下的商品生产社会化程度得到提高，有了避免盲目生产的可能，从而能有效地抵御或防范经济危机的发生。伯恩施坦在英国亲眼目睹了德国尚未出现而英国已经出现的这一切景象，并深入与英国的社会主义“费边主义”（该思想主张“渐进性的”社会主义改良，走民主主义的、合乎道德的、合乎宪法与和平的变革之路）进行接触，伯恩施坦初步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片面性和极端性，开始坚定地扬弃马克思主义。
1890年在俾斯麦政权垮台，该年2月，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议会选举中取得巨大胜利，社会民主党在议会中的地位空前提高。这就极大地鼓舞了社会民主党中非马克思主义者的走和平的社会主义运动的信心。同年4月，伯恩施坦在《社会民主党人报》发表了以《礁石》为总题自的三篇短文，指出了此次议会选举胜利的重大意义，提出了“走向完全政治自由的道路是通过议会制度，而不是绕过议会制度”的主张。
此后，伯恩施坦的思想日趋成熟。他开始逐步吸收了以往一切要求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修正”的如拉萨尔、杜林等人和费边主义、工联主义等等派别的思想，进行系统化和个人发挥，从1896年10月至1898年6月间，在考茨基主编的《新时代》杂志上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标题发表了系列文章。他在这些文章中深刻地指出了在这新旧世纪交替的时刻，世界各国尤其是欧洲发达国家的社会、经济都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已经不适于指导世界的变革，必须重新认识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问题。
1899年2月，伯恩施坦以他的社会主义观点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全面的“修正”，并系统地整理成书出版，该书即是著名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伯恩施坦在这部书中强调了“民主”对于社会主义具有关键的意义，指出“民主这一概念包含着一个法权观念：社会的一切成员权利平等”，“民主是手段，同时又是目的。它是争取社会主义的手段，它又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形式”，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他认为社会主义只是资本主义社会向全面民主发展的一个渐长渐进的运动过程。针对马克思主义将阶级斗争视为社会发展动力的观点，他说：“我并不认为对立面的斗争是一切发展的动力，相似的力量的合作也是发展的一个巨大动力”，进一步提出了阶级合作的观点。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和以往的一切社会制度不同，不像它们要靠暴力来摧毁才能建成一个新的社会制度；它自身具有自我更生的能力。只要社会民主党人通过积极地组织和行动来继续发展它，就可以逐步实现社会主义。他提出社会主义并不是一种具体的社会模式，只是一种社会进程，社会主义也并没有一个最终阶段，它总是在不断进步。他不同意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认为国家并非只能成为阶级压迫的工具，而是可以超越阶级的全社会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
《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出版后，伯恩施坦的观点在社会民主党内经过多年的激烈辩论，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即得到了几乎完全的贯彻。这部著作也很快成为几乎全欧洲的民主社会主义政党、流派的共同纲领性著作，伯恩施坦也嬴得了民主社会主义鼻祖的称誉。
《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的出版和广泛为社会民主党人接受，标志着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基本摆脱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和束缚，独立发展成为了系统的民主社会主义学诧，并最终使民主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决裂（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即是共产主义，恩格斯本人也反对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称之为社会主义，并认为社会主义是资产阶级的运动。但这两种思想一直并存于社会民主党内）。
后来的历史完全证明了伯恩施坦思想的正确。至1928年，欧洲有11个国家在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和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领导下，进入了资本主义内阁政府，并通过颁布一系列的法律法令，使资本主义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除苏联和东欧诸国外，社会主义的各项基本原则在欧洲各国基本都初步得到了实现，并且已经成为基本的政治制度。伯恩施坦奠基的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通过了实践的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