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孝公
秦孝公（前381—前338），战国时期秦国杰出的君主。嬴姓赵氏[2]，名渠梁，秦献公之子，前361年—前338年在位。其毕生追求富国强兵，任用商鞅实施变法，使秦国加快了崛起的脚步。
【注】：据《史记》记载，秦、赵王室同出一祖，“秦之先为嬴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氏），…秦以其先造父封赵城，为赵氏。”上古时期姓氏并未统一，按照先秦贵族礼制，男子称氏、女子称姓[3]，秦为嬴姓赵氏，故秦孝公全名赵渠梁，后世出于误解，谬称其为“嬴渠梁”，（“嬴政”一词也是这错的，汉代的书籍普遍称秦始皇为赵政[4]。）《大秦帝国》剧中延续了错误称呼。
当时之势《史记•秦本纪》记载：公元前621年，即秦缪公三十九年，春秋五霸之一的“西霸天”秦穆公去世，安葬在雍。穆公的儿子有四十人，他的太子罃〔ｙīｎｇ〕继承王位，这就是康公。在秦穆公、其子秦康公、其孙秦共公在位期间秦国达到了春秋的鼎盛时期。
此后，234年间，秦国历经了康公、共公、桓公、景公、哀公、惠公、悼公、厉共公、躁公、怀公、灵公、简公、惠公13个君主后，公元前387年惠公一岁的儿子出子继位。
出子二年即公元前385年，庶长改从河西迎接灵公的儿子献公回国，立他为君。杀了出子和他的母亲，把他们的尸体沉入深渊（出子二年，庶长改迎灵公之子献公于河西而立之。杀出子及其母，沈之渊旁）。
秦国在这以前频繁更换君主，君臣之间关系不协调，国势日衰。几乎同时，中原的超级大国——晋被韩氏、赵氏、魏氏三家所瓜分，韩、赵、魏合成“三晋”，经常军事联合，共同进退，势力极其强盛，三晋中的魏国乘机夺去了秦国河西的土地。
《史记•秦本纪》记载：献公元年即公元前384年，废止了殉葬的制度。
四年即公元前381年正月庚寅日，孝公出生（四年正月庚寅，孝公生）。
十一年即公元前374年，周朝太史檐〔ｄāｎ〕，拜见献公说（周太史儋见献公曰）：“周与秦本来是合在一起的，后来秦分了出去，分开五百年后又合在一起，合在一起十七年后，将会有称霸统一天下的人出现周故与秦国合而别，别五百岁复合，合十七岁而霸王出。”
二十四年即公元前361年，献公去世，儿子孝公继位，这时孝公已经二十一岁了（二十四年，献公卒，子孝公立，年已二十一岁矣）。
孝公元年，黄河和肴山以东有六个强国，秦孝公与齐桓公、楚宣王、魏惠王、燕文公、韩昭侯、赵成侯并立（孝公元年，河山以东强国六，与齐桓、楚宣、魏惠、燕文、韩昭、赵成侯并）。淮河、泗水之间有十多个小国（淮泗之间，小国十余）。
楚国、魏国与秦国接壤（楚、魏与秦接界）。魏国修筑长城，从郑县筑起，沿洛河北上，北边据有上郡之地（魏筑长城，自郑滨洛以北，有上郡）。
楚国的土地从汉中往南，据有巴郡、黔中（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
周王室衰微，诸侯用武力相征伐，彼此争杀吞并（周室微，诸侯力政，争相并）。
秦国地处偏僻的雍州，不参加中原各国诸侯的盟会，诸侯们象对待夷狄一样对待秦国（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
生平概述公元前361年，仅有21岁的秦孝公[1]正式登基。这时，秦不为各国重视，连权力被架空的周天子都不愿意搭理秦国。于是，他愤然喊出：“诸侯卑秦，丑莫大焉”。在这一年，秦孝公颁布了“求贤令”。卫国人商鞅在这种背景下来到秦国，并很快受到重视。经过商鞅的两次有力的改革举措，使秦国走上了富国强兵之路。商鞅变法是先秦最彻底的一场变革,它取消世袭的特权，规定按军功给予爵位和田宅奴隶。
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把国都从雍（今陕西凤翔南）迁到咸阳（今陕西咸阳东北），进一步实行变法。从此秦国日益富强，为后来的统一六国开辟道路。惠王、燕文公、韩昭侯、赵成侯并称。楚、魏与秦接界，且魏已开始修筑长城，自郑县沿河北上，直抵上郡。中原诸侯相互征伐，秦处雍州偏僻之地，不参与中原会盟。孝公利用秦地远离中原战场积蓄力量，他布施恩德，救济孤寡，修治德政，讲究武功。孝公即位之初，为富国强兵下令求贤，以改变秦落后于关东六国的局面。并东向进攻，
公元前359年，他山师伐韩，至于怀(今河南武陟西南)，筑城于殷(今武陟东南)。前356年，孝公以卫鞅为左庶长变法革新。制定严厉法令，以法治国，奖励军功，鼓励耕织。不久，秦乘魏攻赵，大败魏师于元里(今陕西澄城东南)，拔少梁(今陕西韩城西南)。
公元前352年，孝公升卫鞅为大良造，出师拔魏安邑(今陕西夏县西北)。次年，秦筑关塞于商(今陕西丹风西南)，秦师围魏固阳，攻赵蔺(今山西离石西)。
公元前350年，卫鞅开始第二次变法，迁都咸阳，废井田制，统一度量衡，设县置。同年，孝公诏令卫鞅营咸阳，筑冀阙。咸阳故城亦名渭城，在咸阳县东15里。次年，孝公迁都咸阳。不久，秦国初在县置有定额之秩吏，即规定县令和县长的俸禄，按户按口征收军赋，其郡县组织日趋完备。秦孝公积极支持卫鞅变法，前346年，太子驷犯法，刑其傅公子虔，于是“法大用，秦人治”。此后，在秦国确立了封建制度，使秦迅速成为政治制度先进、经济发达、军力强盛的强国。公元前341年，秦军攻魏西鄙。次年，孝公在卫鞅策划下复攻魏，欲据河山之固，东向以制诸侯，成帝王之业。同年，卫鞅诱执魏军大将公子邛，大败魏军，迫魏王献部分河西地以求和。孝公以卫鞅功大封其于商(今陕西商县东南商洛镇)，故称商君或商鞅。
公元前338年，孝公卒。秦孝公初立，对穆公以后秦国的落后现状痛心疾首，他能顺应时代潮流，知人善用，大胆改革，使秦国一跃成为战国七雄之首。
求贤纳才二十一岁的秦孝公即位后，又该怎样呢？
《史记•秦本纪》记载：孝公于是广施恩德，救济孤寡，招募战士，明确了论功行赏的法令（孝公于是布惠，振孤寡，招战士，明功赏），并向全国发布命令说（下令国中曰）：
“从前，我们缪公在岐山、雍邑之间，实行德政、振兴武力，在东边平定了晋国的内乱，疆土达到黄河边上；在西边称霸于戎狄，拓展疆土达千里，天子赐予霸主称号。诸侯各国都来祝贺，给后世开创了基业，盛大辉煌（昔我缪公自岐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但是就在前一段厉公、躁公、简公、出子的时候，接连几世不安宁，国家内有忧患，没有空暇顾及国外的事，结果晋国攻夺了我们先王河西的土地，诸侯也都看不起秦国，耻辱没有比这更大的了（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
“献公即位，安定边境，迁都栎阳，并且想要东征，收复缪公时的原有疆土，重修缪公时的政令（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缪公之故地，修缪公之政令）。
“我缅怀先君的遗志，心中常常感到悲痛。宾客和群臣中有谁能献出高明的计策，使秦国强盛起来，我将让他做高官，分封给他土地（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于是便发兵东进，围攻陕城，西进杀了戎族的獂〔ｈｕáｎ〕王（于是乃出兵东围陕城，西斩戎之獂王）。
卫鞅听说颁布了这个命令，就来到西方的秦国，通过景监求见孝公（卫鞅闻是令下，西入秦，因景监求见孝公）。
变法图强在战国七雄中，秦是比较落后的国家，“六国卑秦，不与之盟”，当时秦被称为西戎。公元前361年，新国君秦孝公即位。他感到秦国外受强邻的欺压，内有贵族的专横，决心奋发图强，改变国家的落后面貌。秦孝公为了寻求改革贤才，上任伊始，就下令：“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当时在魏国得不到重用的商鞅“闻是令下”，西入秦国求见孝公，得到重用。因此，秦孝公的发奋图强是商鞅变法的前提。可以说，没有秦孝公的图强图变，就不可能有后来的商鞅变法。
商鞅到了秦国之后，很快得到了秦孝公的接见。但他并不了解秦孝公的真实意图。一见孝公，说了些“帝道”之类不实在的空话，以致孝公“时时睡，弗听”。二见孝公，说得更多，但也是“王道”之类的大话，均不中孝公之意。三见孝公，因言及“霸道”，孝公终于感到“可与语矣”。四见孝公，“以强国之术说君”，孝公“不自知膝之前于席也”，“语数日不厌”。孝公四见商鞅，表现了他求贤若渴的心态，也表现了他的宽容和耐心。同时还可以看出，秦孝公是一个讲究实际的人，不喜欢那种空洞无物的大道理。
改革必然要触及既得利益，必然会遭到方方面面的反对。秦孝公没有采取强制压迫的办法，而是把大臣们召集在一起辩论，以理服人。既让主张改革的商鞅说话，也让反对改革的甘龙、杜挚说话，各自把自己要说的东西都讲出来，看看谁更有道理。直至商鞅以无可辩驳的事实，使反对派哑口无言，才称之为“善”，才任命商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这说明，秦孝公是民主的，是善于听取不同意见的，也是善于统一思想的。
既用商鞅，孝公对其信任始终如一。在变法前商鞅曾要求秦孝公答应他三个条件，其中之一就是国君对变法主政大臣必须深信不疑，不受挑拨离间。否则，权臣死而法令溃。秦孝公欣然答应，并说：“三百年来,变法功臣皆死于非命，此乃国君之罪也。你我君臣相知，终我一世，绝不负君！”孝公言行一致。在商鞅改革之初，“百姓苦之”；商鞅相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怨王者”，秦孝公始终没有动摇对商鞅的信任，甚至孝公在病重时，曾打算把君位让给商鞅。正是因为这样的信任，才使商鞅能放开手脚推行改革。
孝公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以实际行动支持商鞅的改革。改革前，孝公就允诺商鞅，真法不避权贵。新法一旦推行，举国唯法是从，即或宫室宗亲，违法亦与庶民同罪。新法实施以后，遭到了一些旧贵族的强烈反对，这些旧贵族暗暗串通太子的师傅公子虔和公孙贾，挑动太子驷犯法，企图打开一个缺口，破坏整个变法事业。商鞅毫不动摇，对秦孝公说：“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将法太子。秦孝公完全同意。考虑到太子是国君的继承者，不能用刑，便处罚了太子的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一个割了鼻子，一个脸上刺了字。从此，再也没有人敢公开反对新法了。
新法推行了十年，秦国百姓都非常高兴，路上没有人拾别人丢的东西为己有，山林里也没了盗贼，家家富裕充足（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人民勇于为国家打仗，不敢为私利争斗，乡村、城镇社会秩序安定（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当初说新法不方便的秦国百姓又有来说法令方便的（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卫鞅曰：“这都是扰乱教化的人（此皆乱化之民也）”，于是把他们全部迁到边疆去。此后，百姓再没人敢议论新法了（尽迁之于边城。其后民莫敢议令）。
称霸天下《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其后民莫敢议令。于是任命卫鞅为大良造〔或称大上造，商鞅分爵位为二十级中的十六级，以下既是爵位名称又是官职名称，其上有爵无职〕。率领着军队围攻魏国安邑，使他们投降（于是以鞅为大良造。将兵围魏安邑，降之）。
过了三年，秦国在咸阳建筑宫廷城阙，把国都从雍地迁到咸阳（居三年，作为筑冀阙宫庭于咸阳，秦自雍徙都之）。下令禁止百姓父子兄弟同居一室（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把零星的乡镇村庄合并成县，设置了县令、县丞，总共合并划分为三十一个县（而集小（都）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废除井田重新划分田塍的界线，鼓励开垦荒地，而使赋税平衡（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统一全国的度量衡制度（平斗桶权衡丈尺）。
施行了四年，公子虔又犯了新法，被判处劓刑（行之四年，公子虔复犯约，劓之）。
过了五年，秦国富强，周天子把祭肉赐给秦孝公，各国诸侯都来祝贺（居五年，秦人富强，天子致胙于孝公，诸侯毕贺）。
《史记•秦本纪》记载：公元前355年，孝公与魏惠王在杜平会盟（七年，与魏惠王会杜平）。
公元前354年，秦国与魏国在元里交战，取得胜利（八年，与魏战元里，有功）。
公元前352年，卫鞅任大良造，率兵包围了魏国安邑，使安邑归服了（十年，卫鞅为大良造，将兵围魏安邑，降之）。
公元前350年，修造咸阳城，筑起了公布法令的门阙，秦国就迁都到咸阳（十二年，作为咸阳，筑冀阙，秦徙都之）。把各个小乡小村合并为大县，每县设县令一人，全国共有四十一个县（并诸小乡聚，集为大县，县一令，四十一县）。开辟田地，废除了井田制下的纵横交错的田埂（为田开阡陌）。这时秦国东边的地界已经越过了洛水（东地渡洛）。
公元前348年，开始制定新的赋税制度（十四年，初为赋）。
公元前343年，天子赐予霸主称号（十九年，天子致伯）。公元前342年，诸侯都来祝贺（二十年，诸侯毕贺）。秦国派公子少官率领军队与诸侯在逢泽会盟，朝见天子（秦使公子少官率师会诸侯逢泽，朝天子）。
公元前340年，卫鞅攻打魏国，俘虏了魏公子昂〔áｎｇ〕（二十二年，卫鞅击魏，虏魏公子昂）。秦孝公封卫鞅为列侯，号为商君（封鞅为列侯，号商君）。
公元前338年，秦国与魏军在岸门作战，俘虏了魏国将军魏错（二十四年，与晋战雁门，虏其将魏错）。
相关信息《黑色裂变》出场人物--秦孝公渠梁。
秦孝公渠梁，是力挽狂澜的天才领袖，是变法图强的第一推动力，是整个秦帝国的基石君主。该剧对秦孝公的塑造，以西汉贾谊《过秦论》之评价为根基：“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
秦孝公精神性格的第一特质是沉雄勇略。
侯勇饰秦孝公
沉雄，胸怀大志而坚忍不拔也。孝公之志(雄)，第一段在求变图存，第二段在变法强秦，第三段在雄霸天下。也就是说，其志向是逐步明确的。不能一开始便过度张扬其势，堕入“神”的泥沼。惟其雄志在心，孝公之忍耐力(沉)极其罕见。就其长期性与目标性而言，远超此前之越王勾践。孝公忍耐力之表现，以其戏剧结构分为两个时期两种表现：第一时期，压制复仇欲望，疏导复仇浪潮；此时之忍耐多见于公开冲突，形式表现相对外在，相对容易表演。第二时期，疏导朝野变法阻力，斡旋变法带来的必然动荡，同时引领秦国闪避列强灭秦之灾难；此时之忍耐力，主要表现为内心的种种巨大冲突煎熬。
勇略，大勇而有主见也。孝公为战时领袖，少入军旅久经沙场，勇略是其威望的第一根基，不正面表现不足以显示其战时领袖的特质。孝公之勇略，剧中有三层表现：其一战场勇略(敢死敢言)，其二救国勇略(明耻敢变)，其三人生勇略(生命最后关头的冷静清醒)。三勇之戏剧表现层层递进，直达人的生命状态的最高峰(与商鞅同)。
秦孝公精神性格的第二特质是亲厚结人。
秦孝公有巨大的人格魅力，一则在于超凡的政治品性，二则在于对人际关系的洞察力与亲和力。这方面剧中多有情节，最须注意的是“戒伪”二字。也就是说，不能将秦孝公的亲厚结人表演为临机做秀，而是要充分体现其发自内心的真诚。亲而不伪，和而不同，厚而不木，重而不拙，此间分际也。
秦孝公精神性格的第三特质是权谋无痕。
孝公权谋，是以正大功业为基础的正当权谋，所以不着机谋痕迹。剧中表现为两个层面：其一，前期对甘龙等老世族的引而不发；其二，后期对反对派首领的断然处置；其三，病逝前对各种善后事宜的缜密安排。至大无痕，不得不为，是秦孝公权谋的根基状态。
孝公是沧海洪流中的搏击风浪的本色英雄。孝公是燃烧生命以挽救劫难的殉国烈士。
人物评价秦孝公是秦国在危急存亡之秋适时而生的天才领袖，是秦国国政变法图强的最大推动力，是夯实整个秦帝国的基石君主，坚决的废除了奴隶主贵族的世袭特权，取用军功爵制度，极大地激发了国民的征战热情，较为彻底根除秦国的奴隶制毒瘤，促进了封建经济的发展，加强了新兴地主阶级的中央集权；使秦国国势蒸蒸日上，为其后代秦始皇赵政[5][6]统一奠定了基础，也推动了华夏文明的进步。
秦孝公初立，对穆公以后秦国的落后现状痛心疾首，他能顺应时代潮流，知人善用，大胆改革，使秦国一跃成为战国七雄之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