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布坎南
美国第15任总统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1791年4月23日——1868年6月1日）是美国第15任总统，生于宾夕法尼亚州。
总统任期：1857年3月4日——1861年3月4日
所属政党：民主党
布坎南出任总统，正值美国处于历史上的一个重大关头。当时，南北双方在奴隶制问题上的斗争愈演愈烈。他无力扭转局势，后来内战终于爆发。由此他受到指责，成了替罪羊。布坎南平民出身，当过律师，属杰克逊一派的民主党人，曾任众议员和参议员多年，两度出使国外，还当过国务卿。出任总统前，任公职达4 0 年，颇有成就。任内，许多对内对外计划均因国内奴隶制问题的矛盾尖锐化而未得到实现。卸任后，内战爆发。曾著书阐述在任后期政府政策以表明他对内战的爆发无责任。7 7 岁时病故。
父亲詹姆斯·布坎南在一家店铺里工作。小布坎南是父亲的第二个孩子，父亲把自己的名字给了他。布坎南迪金森学院毕业后操律师业。后在州议会和美国众议院工作。1831年任驻俄公使。1834年当选参议员。1845年任国务卿。1853年任英国公使。1856年被民主党提名总统候选人，在竞选中获胜。执政后，奴隶制引起的危机日益加深，南北冲突步步升级，国内形势日趋严峻，而民主党四分五裂。他不谋求连任，民主党内又推举不出像样的候选人，于是，1860年的大选让共和党人林肯赢得。
布坎南卸任后回到宾夕法尼亚。退休一个多月内战爆发，他敦促民主党人支持林肯。但是，布坎南也遭到一些非议，说他支持南方分裂主义者，从而吃到了一些苦头。
詹姆斯·市坎南是唯一一位没有结婚的总统。77年里他一直独身。虽然在28岁时曾订婚，但未婚妻在1819年由于过量服用镇静剂死亡。从此他再没提过订婚或结婚之事。
经济学家詹姆斯·布坎南（James McGill Buchanan Jr. ）(born October 3, 1919)
布坎南是公共选择学派最有影响，最有代表性的经济学家，是公共选择学派的创始人与领袖，布坎南被称为公共选择之母，著述丰富代表性著作有<同意的计算>，<财政理论与政治经济学>(1960年)，<民主过程中的公共财政>(1976)，<自由的限度>(1975)，<立契约中的自由>(1978)，<征税的权利>,(1980)，以及<自由，市场与国家>(1986)等。处此之外，布坎南还发表了很多有影响的论文，例如他的<俱乐部经济理论>(1967)就构成公共选择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地方公共决策中的以足投票理论。
布坎南1948年获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现为乔治.梅森大学教授,1986年因把经济方法运用于政治过程的研究所取得的杰出成就填补经济学研究领域空缺所作出的重大贡献而获诺贝尔经济学奖.60年代是公共选择学派逐渐成型的阶段,这一阶段,布坎南等人主张恢复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主张在经济研究上回到古典学派,分析规则和制度对经济的影响,把政治因素纳入经济分析之中.1962年布坎南与塔洛克发表了<同意的计算>为现代公共选择理论奠定了强有力的基础，1969年与塔洛克在弗吉尼亚工艺学院创建了“公共选择研究中心”，并出版了<公共选择>杂志，促进了公共选择理论的迅猛发展，同时使公共选择理论传播的欧洲和日本。
布坎南对意大利的公共财政学著作推崇备至，曾于1955-----1956年和1959——1960年两度赴意大利进修。
布坎南在多种场合分析了公共选择学科所使用的经济学方法，并把它归纳为三个方面：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经济人行为的理性原则与政治作为交换过程的特点。这三个要素被称为研究政治问题的公共选择方法或公共选择思路。
一、方法论个人主义
布坎南强调，无论是在集体活动还是在私人活动中、在市场过程还是政治过程中，个人都是最终的决策者、选择者与行动者，而不管产生总体结果的过程与结构有多复杂，
二、经济人理性原则与利己主义本性
布坎南认为：理性原则并不总是意味着利己主义或一味追求个人主义，但另一方面，他在理论分析中又实际上把利己主义因素放在主要地位，认为个人即使在公共选择活动中也主要是追求个人物质利益，只是可能比在私人市场活动中要弱一些，但决不是象传统理论中认为的那样，只存在公共利益而不存在个人利益，不过，布坎南也指出理想行为假设有其局限性，第一，与经济活动相比，政治活动有更大的不确定性，从而难以做到行为理性化，甚至连理性行为的定义都难以给出，地二，与经济活动相比人们在政治活动中对活动的结果承担的责任要轻的多，因而不大会进行理性的比较计算。
三、政治的交换过程性质
布坎南认为民主政治活动中的个人活动也具有交换的性质，人们在政治活动达成协议、协调冲突、制定规则无不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上，因而类似市场中的交换，另外，布坎南也特别强调把政治作为一种过程来理解，理解为一个在解决利益冲突时进行交换达成协议的过程。
For the president of this name, see James Buchanan.
James McGill Buchanan Jr. (born October 3, 1919) is an economist most renowned for his work on Public Choice Theory, and who won the 1986 Bank of Sweden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 in Memory of Alfred Nobel. He originally graduated from Middle Tennessee Normal School in 1940. He has long been professor at George Mason University. His work in economics included a rigorous analysis of the theory of logrolling.
His book The Calculus of Consent is considered to be one of the classic works that founded the discipline of public choice in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第十八届获奖者詹姆斯·布坎南——公共选择理论的创建者
传统经济理论主要是关于消费者和企业家如何做出关于商品购买、工作选择、生产及投资决策的，而布坎南则相应地创建了公共部门的决策理论，被称作“新政治经济学”或“公共选择”理论。布坎南的主要贡献在于，他将经济学中个人间相互交换的概念移植到了政治决策的领域中。于是，政治过程便成为一种旨在达到互利的合作手段。但政治秩序的形成要求人们接受一套规则、一种宪法。这反过来又强调了规则形成的极端重要性和宪法改革的可能性。布坎南认为，劝导政治家或试图影响特定问题的结局常常是徒劳的，事情结局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规则体系决定的。——1986年瑞典皇家科学院贺辞
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
布坎南1919年10月2日生于美国田纳西州的穆尔弗里鲍尔。他1940年毕业于中田纳西州师范学院，获理学学士学位，并在田纳西大学完成了一年的研究生课程，1941年获文学硕士学位。1948年，他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1956年以前，他在田纳西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英国剑桥大学、伦敦经济学院等校任教。现任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教授。
1949年，布坎南接受田纳西大学的聘请，成为该校的教授，并开始了他的学术生涯。1955～1956年，布坎南靠富布赖特奖学金在意大利进行了为期一年的研究，受到了欧洲财政学派的影响，使他进一步坚定了关于政府不是一种理想的制度的观念。
从意大利回国后，1956～1968年，布坎南在弗吉尼亚大学任麦金太尔讲座经济学教授，他与W纳特建立了研究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哲学的托马斯·杰斐逊中心，并于1958～1969年担任该中心主任，在这期间逐步奠定了公共选择理论的基础。
1962年，他发表了公共选择理论的奠基著作——《赞同的计算》（与戈登·塔洛克合著），并与塔洛克一起创建了公共选择学会和出版名为《公共选择》的杂志。1968～1969年，布坎南在洛杉矶的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任教。1969年以后，布坎南在弗吉尼亚理工学院任教，与塔洛克一起创建和领导了公共选择研究中心。1982年他随该研究中心迁到弗吉尼亚的乔治·梅森大学，任该校经济学教授。
布坎南是该中心主任并冠有霍尔伯特·L哈里斯大学教授称号。布坎南曾获得两个荣誉博士头衔，一个是梅森大学于1982年授予的，另一个是泽里奇大学1984年授予的。自1976年以来，他还是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名誉学者和美国科学艺术研究院院士。1983年，他成为美国经济协会的有突出贡献会员。1983～1984年担任了美国北部经济协会的会长，1984～1986年，担任了MT皮莱林协会的会长。他在1971年还担任过美国经济协会副会长的职务。
主要学术贡献
布坎南突出的贡献是创立了公共选择理论。公共选择经济学的基础是一个从根本上说十分简单但却很有争议的思想——即担任政府公职的是有理性的、自私的人，其行为可通过分析其任期内面临的各种诱因而得到理解。这一思想的主要推论是政府不一定能纠正问题，事实上反倒可能使之恶化。
尽管声名大振，公共选择学说仍受到许多学术界人士的抵制，因为它攻击了势力强大的两大学术集团所珍视的观念：一批经济学家认为政府采用“福利经济学”的处方即可实现公众利益，而另一批政治学家则认为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多元化竞争将为公众谋得利益。搞政治报道的报界人士也倾向于否定公共选择学说。公共选择学说是有争议的，因为它推翻了几十年来盛行的政治经济学思想，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是主流派思想的典型，他在其1958年版的著名教材《导论性分析》中赞同政府调节应取代强韧的个人主义以使生活更为人道的观点。
萨缪尔森和其他经济学家把政府在试图弥补私营经济的缺陷时使情况恶化的可能性压至最低限度。卓越的政治学家们也如此，他们认为民主政府通过利益集团之间的竞争而反映社会的意志，尽管这种反映并不完善。布坎南认为，在民主社会中政府的许多决定并不真正反映公民的意愿，而政府的缺陷至少和市场一样严重。
公共选择理论
公共选择理论是布坎南等人创立的一种不同于凯恩斯主义的新公共经济理论，其突出的特点是把政治决策的分析和经济学理论结合起来。
正如布坎南所说，公共选择理论“是经济学在政治学中的应用，公共选择的主题就是政治科学的主题：国家理论，选举规则，选民行为，党派政治，官僚体制等等”。
所谓公共选择，就是通过集体行动和政治过程来决定公共物品的需求、供给和产量，是对资源配置的非市场选择，即政府选择。布坎南解释道：“公共选择理论只是明确提出公共经济一般理论的一种努力，它可以帮助我们在集体选择方面从事人们长期以来在微观经济学方面所做的事情，即用一种相应的尽可能合适的政治市场运转理论来补充商品与服务的生产与交换的理论。该理论是这样一种尝试，它要建立模拟今天社会行为的模式，其特点是根据个人是在经济市场还是在政治市场活动，采取不同方式处理人类决定的过程。一切传统模式都把经济决定视为制度的内在因素，而把政治决定视为外部因素，人们拒绝就这些外因的规律及其生产进行探讨，在这种情况下，公共选择理论的宗旨却是把人类行为的两个方面重新纳入单一的模式，该模式注意到，承担政府决定的结果的人就是选择决策的人。”
“经济人”假定
在布坎南的阐述中，包含了公共选择理论的一个基本假定：即“经济人”假定。布坎南以“经济人”这一假定为分析武器，探讨在政治领域中经济人行为是怎样决定和支配集体行为，特别是对公共选择所起到的制约作用，并由此证明政治领域存在缺陷是可能的。
何为“经济人”？微观经济学家认为，作为一个人，无论他处在什么地位，人的本性都是一样的，都以追求个人利益极大化、个人的满足程度为最基本的动机，并假定人都具有经济人特点。根据这一假定，布坎南认为，通过类似的行为假设，也能够对集体选择的结构特征进行一些基本的预测。它的理论价值在于：首先，保证了对人类行为分析的一致性。在此之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对人类行为的分析采取的是两个完全相反的标准，在市场选择领域，假定人人都是自利的；而政治选择领域，自利的人又变成了“慈善、博爱”的利他主义者。其次，它是进行制度比较分析的理论前提。制度比较分析的目的是考察在什么体制下，可能产生最坏的政策结果及避免产生最坏政策结果的方法，并且探讨什么样的体制会是最好的。如果假定人人都是利他主义者，就不存在坏的体制，同样也无法解释现实中我们所能观察到的坏的政策产生的原因了。
基于“经济人”这一假定，布坎南进一步提出，公共选择理论的宗旨是要把经济市场中的个人选择行为与政治市场中的公共选择行为纳入同一个分析模式，即经济人模式，从而修正凯恩斯经济学把政治制度置于经济分析之外的理论缺陷。
“政府失灵”研究根据“经济人”的分析模式，布坎南的政府理论研究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干预行为的局限性或政府失灵问题。这是公共选择理论的核心问题。
所谓政府失灵，是指个人对公共物品的需求在现代议会制民主政治中得不到很好的满足，公共部门在提供公共物品时趋向于浪费和滥用资源，致使公共支出规模过大或者效率降低，政府的活动并不总像应该的那样或像理论上所说的那样“有效”。
在布坎南看来：“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理人，其作用是弥补市场经济的不足，并使各经济人所做决定的社会效应比政府进行干预以前更高。否则，政府的存在就无任何经济意义。但是政府决策往往不能符合这一目标，有些政策的作用恰恰相反。它们削弱了国家干预的社会‘正效应'，也就是说，政策效果削弱而不是改善了社会福利”。于是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政府干预会产生“负效应”以及如何从制度上弥补这些缺陷。布坎南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就构成了公共选择理论的政府失灵说。
布坎南对政府失灵的几种主要表现形式及其根源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剖析，并就如何补救这种“失灵”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
政府政策的低效率。布坎南认为，所谓政府政策的低效率是指所执行的政策不能确保资源的最佳配置。一般说来，美国政府的政策在理论上可分为三类：一类是由政府有关部门拟定方案，最后由选民投票确定的政策，像重大税收政策的调整、对国家前途影响较大的对外政策的制定等。第二类是由政府的高级领导层拟定方案，如联邦政府或地方州政府拟定的方案。第三类是由政府部门全权独立制定与实施的政策，这种政策的合理性通常是由宪法等法规来保障的，政府部门的职责是照章办事。这里仅以第三类政府政策拟定的方案作为政策低效率的考察对象。
就这类政府政策而言，因为每个政府部门所遵循的政策，通常是由该部门领导人根据自己对公共利益的理解来决定的，所以，一方面是由于这些部门的政治家的行为具有相当大的自由，使得他们有意或无意地被自身的“经济人”动机所左右，以至于对公共利益的理解经常难以符合实际；另一方面，由于该部门政治家行为的灵活性与他们的自利动机的强刺激性，使得他们的行为实际上不是倾向于为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服务，而是依据自己获得的信息和个人效用最大化原则来决策。布坎南认为，产生这一政府行为的外部原因是缺乏一种约束机制来制约政府行为方式。如果约束机制不能提供一种良性压力，以确保任何人处于某一特权地位时均不能过多地牟取私利，那么，再高尚的执政官也不能保证公共利益不被他人或他的后继者有意或无意地损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公共选择理论强调，不应该把增加社会福利与保证个人平等的权力随便交给某一特权机构，然后再虔诚地等待它的恩赐。理性的做法是，使这些特权机构或特权人物受制于某一硬约束机制，并且由公民真正地而非形式上地掌握该约束机制的最终决策权。
政府工作机构的低效率。政府失灵说认为政府机构低效率的原因在于：①缺乏竞争压力。在美国的政府机构里，由于相当一部分官员和公务员，受终身雇佣条例的保护，没有足够的压力去努力提高其工作效率；在提供公共服务的政府机构里，也往往因只此一家，别无分店，而使其不注重提高服务的质量和效率。②政府行为趋向于资源浪费。布坎南认为，首先，官员花的是纳税人的钱，就像弗里德曼所说的“用他人的钱，为别人办事”，由于没有产权约束，他们的一切活动根本不必担心成本问题。官员行事时无成本压力，自由度比市场中私人企业家还大，使不计成本的政府行为不断发生。其次，政府行为也没有利润含义，官员从个人的得失出发，为追求选票和政绩，尽量满足来自方方面面的要求，结果使公共产品超量供应，社会福利费用过高，造成了资源浪费。还因为官员的权力是垄断的，有“无穷透支”的可能，他们一旦决策失误，由此造成的资源浪费可能远远大于一个企业家的投资失误。③监督信息不完备。从理论上说，政治家及公共服务机构并不能为所欲为，而是必须服从公民代表的政治监督及司法、审计监督等，以保证政府运行的效率。然而在现实中，这些监督的效力很可能因为信息的不完备而降低、甚至失去。这是因为监督者为了有效履行其职能，必须对被监督者的情况了如指掌，但向监督者提供信息的往往是被监督者，由于政府部门对其经营业务有着自然的垄断性，可以利用其垄断地位来封锁一部分公共产品所涉及的有关资源和成本的信息。因此，监督者根据被监督者提供的不完备的信息所进行的监督，其实效是大打折扣的。
政府的寻租活动。根据布坎南的定义：“寻租是投票人，尤其是其中的利益集团，通过各种合法或非法的努力，如游说和行贿等，促使政府帮助自己建立垄断地位，以获取高额垄断利润。”如纺织业寻求政府的关税与配额的保护，将外商拒之于国门之外，维持本行业的垄断地位，而高额垄断利润超过平均利润的部分被称为经济租金。可见，寻租者所得到的利润并非是生产的结果，而是对现有生产成果（利润）的一种再分配。因此，寻租行为具有非生产性特征。同时，寻租的前提是政府权力对市场交易活动的介入，政府权力的介入导致资源的无效配置和分配格局的扭曲，产生大量的社会成本，这些成本包括：寻租活动中浪费的资源，经济寻租引起的政治寻租浪费的资源，寻租成功后所损失的社会效率。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最常见的寻租行为有4种：一是政府定价；二是政府的特许权；三是政府的关税和进口配额；四是政府订货。
因此，布坎南等公共选择学派对西方现行民主制度，对国家和政府深表怀疑。正如布坎南所说的：“公共选择理论以一套悲观色彩较重的观念取代了关于政府的那套浪漫、虚幻的观念。公共选择理论开辟了一条全新的思路，在这里，有关政府及统治者的行为的浪漫的、虚幻的观点已经被有关政府能做什么、应该做什么的充满怀疑的观点所替代。而且，这一新的观点与我们所观察到的事实更为符合。”
著作点击
布坎南著述甚多，总共撰写过20多部著作、300多篇文章，几乎涉及公共经济学的每一个方面。他的主要著作有：
《价格、收入与公共政策》（与艾伦·克拉克·李等人合著，1954）；
《个人投票选择和市场》（1954）；
《公债的公共原则》（1958）；
《财政理论和政治经济学》（1960）；
《赞同的计算：宪法民主的逻辑基础》（与塔洛克合著，1962）；
《民主进程中的财政》（1966）；
《俱乐部经济理论》（1965）；
《公共产品的需求与供应》（1968）；
《成本与选择：一个经济理论的探讨》（1969）；
《公共选择理论：经济学在政治方面的应用》（与R.托尼逊合著，1972）；
《自由的限度》（1975）；
《宪法契约中的自由》（1977）；
《赤字民主：凯恩斯勋爵的政治遗产》（与理查德·瓦格纳合著，1977）；
《宪法民主中的财政责任》（与理查德·瓦格纳合著，1978）；
《凯恩斯先生的结论：对于把经济理论滥用于政治投机活动的分析以及对宪法纪律的建议》（1978）；
《财政学》（与玛里琳·弗劳尔斯合著，1980）；
《赋税的权力》（与G.布伦南合著，1980）；
《自由、市场和国家：八十年代的政治经济学》（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