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泰陵
明泰陵,位于笔架山东南麓,这里又称“施家台”,或“史家山”,是明朝第九位皇帝孝宗朱祐樘及皇后张氏的合葬陵寝。
明孝宗朱祐樘,宪宗第三子,成化六(1470年)七月三日生,十一年(1475年)十一月八日立为皇太子,二十三年(1487年)九月六日即皇帝位,次年改元弘治。弘治十八年(1505年)五月七日逝于乾清宫,享年36岁,谥“达天明道纯诚中正圣文神武至仁大德敬皇帝”。十月十九日葬泰陵。
孝宗是明代中叶唯一的较为励精图治的贤君。他即位后,首先裁抑宦官及佞幸之臣,太监梁芳、外戚万喜及其党羽均被治罪。又淘汰传奉官2000余人;罢遣禅师、真人等240余人;佛子、国师等780人,被追回诰敕印仗,遣归本土。并调整内阁班底,罢免了不学无术、依附权要的阁臣万安、尹直等人。
孝宗在位期间,勤于理政,选用贤臣,当时被任用的徐漙、刘建、李东阳、谢迁、王恕、马文升等人,都是正直忠诚的大臣,在弘治一朝发挥了较大作用。孝宗常召阁臣至文华殿,让大家共议大臣的章奏,写出批词后,自己再批改颁发。所以,阁臣李东阳高兴地说: “天顺以来,30余年间,皇帝召见大臣,都只问上一二句话,而现在却是反复询问,讨论详明,真是前所未有啊!”弘治十三年(1500年),大学士刘健上奏说,晚朝散归后,天色已黑,各处送来的文件往往积压内阁,来不及处理,如有四方灾情,各边报警等事务,就有耽搁的可能。于是,孝宗特定除早、晚朝外,每日两次在平台召见有关大臣议事。从此出现了“平台召见”这一新的朝参方式。
孝宗对臣下宽厚平和。早朝的时候,孝宗亲御奉天门,大臣们言事,要从左右廊庑入门内面君而奏。有的大臣因地滑,行走失仪,孝宗从不问罪,奏本中有错字也不纠问,经筵讲官失仪,他还宽慰数词,不使其慌恐。有一年冬天,孝宗夜晚坐在宫内,觉得天气寒冷,就问左右内臣:现在官员有在外办事回家在路途的吗?左右回答说:有。他又说: “如此凛冽且昏黑,倘廉贫之吏,归途无灯火为导,奈何?”遂传下圣旨,命今后遇在京官员夜还,不论职位高低,一律令铺军执灯传送。这些事虽不算大,但作为一个封建皇帝能如此曲体臣下,也确属不易了。
孝宗在生活上也能注意节俭,不近声色。弘治元年(1488年),出使明朝的朝鲜使臣卢思慎,曾对朝鲜的国王说: “先皇帝(宪宗)或于用人,间以私意,今皇帝(孝宗)则铨注登庸一出于正。又性不喜宝玩之物,虽风雪不废朝会,临群臣皆以丧服(居丧期间),惟祀天祭用黄袍,臣等慰宴时不奏乐,不设杂戏,劝花置于床上而不簪。大抵先皇帝弊政一切更张矣。”宪宗生前爱穿用松江府所造大红细布裁制的衣,每年要向那里加派上千匹。而这种织品,用工繁浩,名虽为布,实际却用细绒织成.孝宗当时还是太子,内侍给他送来新裁制的衣服。他说:用这种布缝制的衣服,抵得上几件锦锻衣服。穿它,太浪费了。遂谢而不用。他当了皇帝后,下令停止为皇宫织造此布。
由于孝宗一朝,削弱了太监乱政的现象,采取了一些发展经济、挽救危机的治国措施,缓和了社会矛盾,出现了一个较为稳定的时期,史称其时为“弘治中兴”。
然而,孝宗的“中兴盛世”,不但短暂,而且孝宗的魄力也远不及明初几帝为大。例如,太监李广,曾用符箓祷祀等左道之术蛊惑孝宗,又假传圣旨,授传奉官,接纳贿赂,擅夺民田,大兴土木建造府第,还引来万泉山水环绕四周。御史张缙、给中叶绅交章论劾,孝宗却置之不问。后李广惧罪自杀。又如,后家张氏,横行霸道,孝宗命司礼监官萧敬及侍郎屠勋前往查处,他们秉公办事,触怒了张家,张皇后便大发雷霆。孝宗不对后家裁抑,却只是委屈其间,从中和稀泥。由于孝宗处事优柔,不能果断地惩治豪强,弘治年间,王公、勋戚侵吞民田的情况仍比较严重。据弘治二年(1489年)统计,顺天府的各项庄田总数达332座,占地33000余倾。
尽管如此,孝宗皇帝的朝政,较之前后几帝,还是比较清明的。
孝康敬皇后张氏,孝宗元配,兴济人,都督同知封寿宁伯张峦女。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选为太子妃。孝宗即位,册立为皇后。武宗立,尊为皇太后。正德五年(1510年),上尊号“慈寿皇太后”。世宗入继大统,称“圣母”,加尊号“昭圣慈寿”。嘉靖三年(1524年),加“昭圣康惠慈寿”,改称“伯母”,十五年(1536年),复加上“昭圣恭安康惠慈寿”。二十年1541年)八月八日去世,谥“孝康端肃庄慈哲懿翊天赞圣敬皇后”,十月九日葬泰陵。
张氏私心比较严重,她有两个弟弟,鹤龄封寿宁侯,延龄封建昌伯。二人开店肆,截商货,强取人田舍子女,干了许多违法的事。张氏不但不加约束,反而姑息纵容。当时凡揭发张家兄弟罪行的官员,都被罢官或下狱。内官何鼎,因得罪张氏兄弟二人,张皇后竟指使太监李广将何鼎活活杖死,从而助长了鹤龄兄弟二人的骄横势焰。扬州府同知叶元,曾污辱过张氏家人。一次,叶元进京,张氏族人竟直奔吏部,将叶元抓走,痛打一顿。后孝宗皇帝游南宫,鹤龄兄弟二人入侍,酒喝到一半儿,趁张后、太子、及张皇后母金夫人更衣的机会,孝宗将鹤龄兄弟二人叫到一边,温语规劝, 鹤龄兄弟才免冠叩头谢罪,稍有收敛。
泰陵陵事的筹划是在明孝宗去世之后。《明武宗实录》记载,武宗即位后,即着手筹办孝宗丧事。礼部左侍郎李杰、钦天监监副倪谦和司礼监太监戴义对武宗说: “茂陵西面有个叫施家台的地方,是个建陵的吉地,大行皇帝的陵寝可以在那营建。”工科右给事中许天锡也向武宗建议,派廷臣中精通风水术的人,前去复视一次。他还提议: “如有疑,亟移文江西等处。广求术士,博访名山,务得主势之强,风气之聚,水土之深、穴法之正、力量之全,如宋儒朱熹所云着,庶可安奉神灵,为国家祈天永命之助。”礼部亦赞成这个提议。于是,武宗命太监扶安、李兴、覃观及礼部右侍郎王华等人前往施家台看视,最后确定在那里营建孝宗陵寝。
弘治十八年六月五日,陵园正式兴工,并定陵名为泰陵。太监李兴、新宁伯谭佑、工部左侍郎李钅遂 提督工程, 五军都督府及三大营官军上万人供役,历时四月,玄宫落成，于该年十月十九日午刻将孝宗葬入陵内。正德元年(1506年)三月二十二日，陵园的地面建筑也全部告成。整个陵寝建筑按《明武宗实录》记载包括:“金井宝山城、明楼、琉璃照壁各一所，圣号石碑一通，罗城周围为丈一百四十有二,一字门三座,香殿一座为室五，左右厢、纸炉各两座,宫门一座为室三,神厨、奉祀房、火房各一所，桥五座,神宫监、神马房、果园各一所”。
泰陵营建虽然只有10来个月的时间,但却不是一帆风顺。祝允明《九朝野记》和孙绪《无用闲谈》曾记载，泰陵营建中在开挖玄宫金井时,曾有泉水涌出,“水孔如巨杯，仰喷不止”。吏部主事杨子器亲眼看到,如实上奏朝廷。在古代的风水观念中，金井出水,被视为不祥。这样一来,泰陵非改址不可。当时的督工太监李兴，为武宗所宠信，势焰薰灼,不可一世。他见有人对他主管的修陵事提出了意见，十分气恼。工部左侍郎李钅遂 ，希望陵寝尽快工成,也认为杨子器多言。他们偷偷命人堵住泉眼，上疏说杨子器“诽谤狂妄”，武宗不问青红皂白,下令将杨子器关进了锦衣卫大狱。其他知情官员见状再也不敢提这件事，更不敢为杨子器分辨求情。恰巧，这时有个新被起用的知县，莆田人邱泰，来到京城，见京城对这件事议论纷纷，就上疏说：“子器比奏甚有益，盖泰陵有水，通国皆云。使此时不言，万一梓宫葬后有言者,欲开则泄气,不开则抱恨终天。今视水有无，此疑可释。”武宗觉得有理,命司礼监太监萧敬押解杨子器前往泰陵，一同察看验证。杨子器料到李兴、李钅遂 会堵住泉眼，自己此去凶多吉少，早晨临行时赋诗一首：
禁鼓元声晓色迟,午门西畔立多时。
楚人抱璞云何泣,杞国忧天竟是痴。
群议已公须首实，众言不发但心知。
殷勤为问山陵使,谁与朝廷决大疑。
他自比战国时代向楚王进献美玉的卞和,认为自己做了杞人忧天的傻事儿。现在,不知朝中谁能为自己雪清这不白之冤。众官员也为杨子器担心,怕他惨遭李兴毒手。
萧敬押着杨子器到了秦陵,李兴果然率领一群打手赶到。他们见了杨子器先是痛骂,接着又要鞭打。萧敬连忙阻止,对他们说:“水之有无,视之立见,何必如此?”又对李兴说:“士大夫可杀,不可辱也。”
回到朝廷,萧敬禀报了泰陵金井无水的情况。太皇太后王氏（宪宗皇后）在宫内听说这件事,传旨说:“无水则已,何必罪人！“杨子器才官复原职，避免了一场杀身大祸。
其实，泰陵金井即使没有出水,但从“风水”的角度看，该陵所见位置的确存在不少不合于“吉壤”条件的地方。如梁份在《帝陵图说》中就曾这样评论泰陵的风水:“山颠巨石，土山戴之。而灵域之脉实生其下,盖天寿山外之山。淆然杂乱，地气不正,穴结无情,非可为弓剑之所也。况乎黑岭南障，一无所见于前。贤庄,灰岭之水出其左,锥石之水出发其右，二水虽合，环绕南流,流而散也。……则皇堂之地不可言，概可知矣！”谈迁在《国榷》中也说:“泰陵临溪水,直流若干里，制又卑隘，识者知其地之不吉矣。”
泰陵在清康熙时有的建筑即已残坏。《帝陵图说》记泰陵祾恩门情况，“今左右两门坏,垒石以塞门”。
此后,清乾隆五十至五十二年(1785-1787年)陵园建筑曾经修葺,修葺情况除三座门由琉璃花门改建成砖砌冰盘檐式门楼外，余同茂陵。其现状较茂陵残坏最为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