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英法师
圆瑛(1878—1953年)法号宏悟，别号韬光，又号一吼堂主人。是福建古田县人。幼读诗书，聪颖过人。18岁在福州涌泉寺出家，从妙莲法师受具足戒。先后从当时禅宗名师冶开、寄禅修习禅定，又从通智、谛闲、祖印、慧明、道阶法师听经研教，广猎大小乘诸经论，对《楞严经》造诣尤深。
圆瑛法师先后任福州雪峰祟圣禅寺、宁波七塔寺、天童寺、福州涌泉寺、林阳寺住持，扩建寺庙，订立规章。并先后在宁波、上海、杭州、扬州、南京、北京、天津、厦门、福州、潮州、长沙、武汉、台湾、香港及东南亚各国讲经弘法，并创办佛教讲习所、圆明讲堂、楞严专宗学院等，培育僧伽人才。1914年，圆瑛法师当选为中华佛教总会参议长。1928年，被选为中国佛教会会长，并连任七届，成为中国佛教界的领袖人物。
1934年，在上海创办圆明讲堂后，就常住讲堂讲经说法，著书立说。1942年在圆明讲堂举办了圆明楞严专宗学院、上海圆明佛学院、圆明法施会，刊印圆瑛法师所著《楞严经讲义》等20余种经书，并设莲池念佛会，培植僧才，使圆明讲堂盛极一时。
在佛学思想上，圆瑛法师以《楞严经》为核心，沟通天台、贤首、禅宗、净土四宗，博大精深，熔各宗于一炉，会禅净于一体，破除门户之见，消灭宗派争端。
圆瑛法师不仅佛学高深，还是一位爱国主义的楷模，是位爱国爱教的高僧。他主张“国家存亡，匹夫有责；佛教兴衰，教徒有责。”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写下了“出世犹垂忧国泪，居山恒作感时诗”心愿，通告全国佛教徒，启建护国道场。同时致书日本佛教界，遣责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
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他召开中国佛教会理监事紧急会议，号召全国佛教徒参加抗日救国工作，并担任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团长，召集苏、沪佛教青年，组织僧侣救护队，积极进行救护抗日伤员工作。“八·一三”沪战开始后，这支僧侣救护队，出入炮火纷飞的战场，出生入死，救护伤员，受到社会各界的赞扬。这期间，圆瑛法师把圆明讲堂开辟为难民收容所，又成立了佛教医院、掩埋队，从事救护收容工作。
1937年10月和1938年9月，圆瑛法师两次偕徒明旸到新加坡、吉隆坡、槟榔屿、马六甲等地，组织华侨募捐委员会，借讲经说法机会宣传救国道理，提倡“一元钱救国运动”，广大侨胞踊跃捐款，他募得巨款，支援抗日救亡运动。
1939年秋，圆演法师正在圆明讲堂主持法事活动，日本宪兵以抗日分子罪名逮捕了圆瑛法师和明旸法师，经20多次审讯和恫吓，法师都镇静自若，闭目打坐，表现出中国佛教徒的民族气节。出狱后，圆瑛法师仍住圆明讲堂，闭门谢客，专事著作。1943年他在北京中国佛学院的演讲中，号召佛教青年要肩挑“救国爱教”二副重担，不能闭门读书，要对国家存亡负起责任。
1949年，圆瑛法师在香港、新加坡等地的弟子都劝他飞往南洋，在那里为他重建比上海圆明讲堂大十倍的讲堂，圆瑛法师回答说：“我是中国人，生在中国，死在中国，决不他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圆瑛法师拥护共产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1952年出席了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
1953年5月当选为中国佛教协会第一任会长。正由于圆瑛法师一生追求进步，反对侵略，热爱和平，热爱祖国和人民，受到人民的尊敬和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