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学宏词科
博学宏词（或作“宏辞”、“弘词”）科，据《辞海》“博学鸿词科”条解释说：“封建王朝临时设置的考试科目，为制科之一种。始于宋高宗绍兴三年（１１３３）。‘鸿’本作‘宏’，至清代乾隆中以音近清高宗名而改。”此条释文不够准确。其实，博学宏词科并非始于宋代，而是始于唐玄宗时；宋代此科仅偶尔实行且较冷落，清代也只于康熙十八年（１６７９）和乾隆元年（１７３６）开科两次，而唐代尤其是唐后期的博学宏词科不仅经常举行，而且内容丰富多彩，选拔了不少著名的人才。
与宋以后各代不同，唐代科举及第并不能立即入仕，而是仅获得一定的出身品第，即任职资格，还需经过吏部的铨选考试方可释褐当官，即真正受到任命。唐代进士及第以后，雁塔题名、曲江宴会、杏园探花，以至风流于平康里，确实是“一登龙门，则身价十倍”，许多人也因此而平流进取，坐至公卿。但因为尚未入仕，故也有人及第后发出“犹着褐衣何足羡”的慨叹。按一般情况，唐代进士及第后少则一年，多则几年，个别甚至十几年才能通过铨试获得官职。于是，不少进士在“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喜悦轻快一番之后，便面临着寂寞的守选日子，或是奔走于权贵间求取官职，或长期沉浮于人间，有的甚至生活困顿。为了解决科举出身后等待入仕所产生的问题，唐代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其中之一便是设置科目选，而博学宏词便是其中的重要科目。
唐代科目选是由吏部主管、兼有科举和铨选考试性质的选举取士形式，它将科举考试与铨选考试折衷糅合，具有不拘选限，不次拔擢人才的用意。其科目有博学宏词、书判拔萃、三礼、三吏、三传、五经、九经、开元礼、明习律令等，凡考试优等者不论获得出身年数多少皆可立即入仕。这些科目中以博学宏词科为首要，登科者地位崇高，因而唐后期许多进士及第者都参加过此科考试。
据徐松《登科记考》，唐玄宗开元五年（７１７）已有李蒙一人中博学宏词科，但此时的博学宏词犹为制科中的一种，而非后来每年举行的吏部科目选中的博学宏词科。《旧唐书·萧听传》载：萧昕“少补崇文，进士。开元十九年，首举博学宏辞，授阳武县主簿。天宝初，复举宏辞，授寿安尉。”《唐语林》也说开元十九年置宏词，《唐会要》、《册府元龟》也载开元十九年博学宏词科。大概科目选中的博学宏词科始于开元十九年。
宏词科的考试内容是“试文三篇”，包括诗、赋、议论各一，因此宏词科有时称为“三篇”，如太和九年及第进士次年“捷三篇”（《唐摭言》卷４），朝鲜来华进士崔致远在《桂苑笔耕集》卷１８《谢职状启》中说自己“望应宏词”，卷１７《初投献大尉启》中却说“欲应三篇”。韩愈经过四次拼搏考中进士后，也去吏部“应博学宏辞选”，他认为宏词科所试文章“亦礼部之类”，跟进士科考试内容没有多大差别。应考两次皆失败后，韩愈心中非常郁闷不平，认为宏词科考试“乃类于俳优者之辞”（《昌黎先生集》卷６《答崔立之书》）。
实际上，博学宏词科要求很高。顾名思义，“博学宏词”既要“博学”，又要有“宏词”，一是渊博精深的学识，二是优美恢宏的文词。关于博学方面，李商隐《与陶进士书》说：
夫所谓博学宏辞者，岂容易哉？天地之灾变尽解矣，人事之兴废尽究矣，皇王之道尽识矣，圣贤之文尽知矣，而又下及虫豸、草木、鬼神、精魅，一物已上，莫不开会。此其可以当博学宏辞者邪？恐犹未也。设他日或朝廷或持权衡大臣宰相问一事、诘一物，小若毛甲，而时脱有尽不能知者，则号博学宏辞者，当其罪矣。（《樊南文集详注》卷８）
如此则似乎有关社会、自然的百科知识都应精通才能称得上博学。李商隐在应考后等待发榜，心理处于“私自恐惧，忧若囚械”的焦虑状态，因而对博学宏词科的难度可能有所夸张，但从他的议论中也可看出博学宏词科在学识方面是要求广博贯通的。
关于文词方面，博学宏词科的水准也不低。《文苑英华》和《全唐文》保存下来的唐代博学宏词赋、论试卷，大多辞藻宏丽。与祖咏省试《终南望余雪》诗二韵便止的著名典故类似，《唐摭言》卷１０也记载了一则应宏词不捷而声价益振的故事：乾符中，蒋凝应宏词，为赋止及四韵，遂曳白而去。试官不信，逼请蒋凝完成全赋，凝如实告知情况。既而评卷，其试卷更佳，试官长久叹息，因不合规格而未能录取。此事顷刻之间，传遍京城，以致有人称道说：“臼头花钿满面，不若徐妃半妆。”宏词科试诗也很严格，其对偶押韵必须合格，一般情况也不允许用字重复。大中十二年（８５８），中书舍人李藩知举。当时博学宏词科考定陈琬等三位前进士的名第，及将诗、赋、论试卷送给宣宗皇帝过目后，宣宗召李藩问道：“所赋诗中重用字，何如？”藩答道：“钱起《湘灵鼓瑟》诗，有重用字，乃是庶几？”宣宗说：“此诗似不及起。”于是三人都被落下（《唐会要》卷７６《制科举》）。可见若非特别优秀，宏词试诗也不允许用字重复。
如果说吏部科目选的性质是科举与铨选考试的结合的活，那么，其中的博学宏词科却兼有一定的制科举性质。一方面，宏词科确是吏部科目选的一种，另一方面，我们又很难将宏词科与制科截然区别分开。博学宏词科可以说是吏部铨试与制科举的结合，或者说是介于铨试与制科举之间的一种选举科目。《唐会要·制科举》将开元十九年博学宏词科列为制举的一科，并收入了大中元年和十二年宏词科试的有关内容。唐后期博学宏词科常被称作“吏部科”、“博学选”，但有时也称为“宏辞制策科”（杜牧《樊川文集》卷１２《上宣州高大夫书》）。柳宗元在其文集卷３６《上大理崔大卿应制举不敏启》中说自己“应博学宏词之举”，而题中却云“应制举”。并且，宏词登科第一名也与制科榜首一样称为“敕头”。因此，博学宏词这个吏部科目颇为特殊，兼有一定的制科性质。至于宋代以后的博学宏词科就更加贴近制科，清代的己未词科和丙辰词科则已属于制科了，与唐代的博学宏词科差异颇大。从总的发展变化历程看来，唐代至清代博学宏词科经历了从科目选到制科的转化。
由于博学宏词科注重华美的文词，而明经科长于经术绌于文学，因而唐代明经出身应宏词科者甚少。以新、旧《唐书》有本传和附传的科举出身的官员为统计对象，终唐一世，在１０２名明经中，仅有玄宗朝李季卿１人，而且旧传说他“应制举，登博学宏词科”，还并非后来科目选的博学宏词科。唐代应博学宏词科者多为进士出身，玄宗朝已有萧听、李华二人，而在唐后期的３４４名进士出身者中，有３４名是以宏词登科入仕或宏词登科后再从辟署入仕的，占了总数的百分之十，在唐后期进士入仕途径中已有相当的比例。应博学宏词科举者远比录取的人数多，唐后期此科每年仅录取数名，多者也不过十数名，经常只取三人，仅相当于后世科举殿试一甲之数。而应举者通常有三数十人，《韩昌黎文集校注》外集上卷为宏词试《上考功崔虞部书》说，贞元九年（７９３），“凡进士之应此选者，三十有二人”。按《登科记考》卷１３，贞元九年正好录取进士３２人。每年应宏词科考试者往往是一年以前便进士及第者，不过也不排除当年及第进士，如宝历元年（８２５），柳璟“擢第首冠诸生，当年宏词登科”（《因话录》卷３《商部》下）。以《登科记考》所录人物为统计资料，现在姓名可考的唐代博学宏词登科者仅４５人左右，当时全部录取的人数也不多，因此博学宏词科是在已淘汰过大量人选的科举录取者中的择优考试，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唐代规定已仕的在职官员也可参加博学宏词科考试，“词美者得不拘限而授职”，但已仕者考中的占的比例不多。
正是因为博学宏词科地位崇高，为“大国光华”（《唐摭言》卷１３《无名子谤议》），所以在后唐时被称作“重科”（《五代会要》卷２２《宏词拔萃》）。宏词登科者也往往受到人们的企羡，喜悦程度一点也不亚于进士及第。何扶于太和九年及第后，次年宏词登科，因以一绝寄旧同年云：“金榜题名墨尚新，今年依旧去年春。花间每被红妆问：何事重来只一人？”得意欣悦之情溢于言表。唐代有不少著名人士应宏词科试一再受挫，如韩愈、欧阳詹等文学家皆失望而归，白居易因为避祖讳而不应宏词，但唐后期博学宏词科也选拔了不少人才，有许多还当上了卿相重臣，其中尤为知名的宰相如陆贽、裴度，文学家如刘禹锡、柳宗元等。因此，唐代的博学宏词科虽有过于严格等局限，然而设置此特殊科目还是对选拔和任用人才起过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