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业堂藏书楼
嘉业堂藏书楼，隔溪与小莲庄毗邻，系刘镛孙刘承干于1920年所建，因清帝溥仪所赠“钦若嘉业”九龙金匾而得名。该楼规模宏大，藏书丰富，原书楼与园林合为一体，以收藏古籍闻名，是中国近代著名的私家藏书楼之一，系国家级重点保护文物。解放后，原书楼主人捐赠给浙江图书馆，现在的藏书楼正以公共图书馆和旅游景点的双重身份接待来自五湖四海的读者和游客。
门票：10元
嘉业堂藏书楼位于湖州市南浔镇西南郊，是我国近代著名的私家藏书楼之一，共创建者是号称“江浙巨富”的刘承干。
刘承干（1881—1963），字贞一，号翰怡，南浔人，清末秀才。他的祖父刘墉（1825—1889）经营蚕丝致富。然轻富重文，竭力鼓励子孙念书做官。父亲刘锦藻（1862——1934）精文史之学，光绪二十年（1894）中进士，撰有《续皇朝文献通考》、《南浔备志》、《坚匏庵诗文抄》等著作。
刘承干秀才出身。从小受到诗书艺文的熏陶，及长与著名考古学者王国维、罗振玉、版本目录学家叶德辉、缪荃孙等相交往，爱好古籍赏鉴，并有承袭其父史学及继父刘安澜（刘锦藻的长兄）藏书遗志。早在辛亥革命前就开始聚书，凭着他雄厚的资财，加上嗜书如命的癖好，手持巨资，肯出高价，“凡书商挟书往者，不愿令其失望，凡己所未备之书，不论新旧皆购之”，书商闻风不远千里而来，不数年他花资近30万元之巨，“几有万家之势”，先后收购了甬东卢氏“抱经楼”、独山莫氏“影山草堂”、仁和朱氏“结一庐”、丰顺丁氏“持静斋”太仓缪氏“东仓书库”等十数家的藏书。故刘氏藏书几萃北京、扬州、苏州、杭州等地藏书家之精华。1920年，他在南浔故居小莲庄的西侧，建造了这座藏书楼，历时 四年，于1924年竣工，占地面积20余亩。在他所撰写的《嘉业堂藏书楼记》中讲到：“余少席先芬，习向庭洁，缅怀乡先，窃抱斯志……乃归鹧鸪溪畔。筑室为藏书计。糜金十二万，拓地二十亩。庚申之冬，断于甲子之岁”，正是写的这段历史。
嘉业堂藏书楼坐落于南浔的鹧鸪溪，与小莲庄隔溪相望，有小桥通连。藏书楼掩映在园中，楼外有园，园中有池。园内古木参天，浓荫蔽日，夏日，池中绿荷亭亭，红莲怒放。有亭三座，曰“明瑟”、“漳红”、“沅碧”。更树有三座巨大的太湖石假山，玲珑剔透，十分珍贵。最奇者，园内竖有一石，腹有小孔，人嘴对准吹气，会发出一种巨响，极似虎啸，几可乱真，石上镌有清代大学者阮元题“啸石”两个朱字，游人到此颇多一试者。
嘉业堂藏书楼是一座中式建筑，坐北朝南，大门楣上“嘉业堂藏书楼”五个大字出于刘廷琛和笔。刘承干建藏书楼而要以“嘉业”命名，是因清末刘承干曾捐巨资助修光绪陵墓，宣统曾赐以“钦若嘉业”的匾额，他以此为荣，故以“嘉业”命名。楼呈“□”字形回廊式两进两层走马楼，整幢楼共计52间。原来珍藏着宋版本木《史记》、《前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四部史书；两侧为“诗萃室”，存放古本诗词，主要是清人集部，及主人父子所编之《清朝正续诗萃》。楼上为“希古楼”，存放经部古籍。外面一间为“黎光阁”，存珍本《四库全书》1954册。里面正房名“求恕斋”，原存放史部古籍。
建成这座藏书楼花了十二万元，购买书籍约三十万 余元，刻书印书二十余万元，加上聘请人员编书、校订、抄书、鉴定等约花十万元，总共花的银元达八十万。
对嘉业堂藏书楼的藏书数量及其来源，历来众说纷纭。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曾任藏书楼第一任编目（即负责人）的周子美先生和刘承干嫡长子刘诉万先生提供的材料是较为可靠的。
藏书楼鼎盛时期的藏书全部为五十几万卷，号称六十万卷，共十六、七万册。其中：
宋、元两代精椠一百四十九部，其中完整的一百另六部；
《永乐大典》珍贵孤本四十二巨册；
《四库全书》（翁覃溪手纂）原稿一百五十册。
刘承干还特别注重明清两朝的诗文集，有明代椠本二千种，清代椠本五千种，还有抄本近二千种。
此外，尚有全国地方志，从州志、郡志、府志、县志、镇志共收有一千二百余种，三万三千三百八十卷，其中海内秘本有六十二种。藏书数量之巨大，使不少藏书家亦瞠乎其后。
刘承干还聘请一部分人专门外出到全国一些藏书楼去抄书。最著名的是《清实录》和《清史列传》两部书的底稿，均在北京国史馆内，社会上已经绝迹，刘氏竟出资二、三万元派专人花数年时间，把这两部书全部抄回来。
藏书楼不仅藏书，还聘请专家刻印书，用的是红梨木书版，共有三、四万块。刻印书有《嘉业堂丛书》、《求恕斋丛书》、《吴兴丛书》、《留馀草堂丛书》、《希古楼金 石丛书》以及《景宋四史》、《旧五代史注》、《晋书？注》、《章氏遗书》、《北琼室金石补正》等，共二百几十种，约三千卷。
刘承干还刻印了不少清朝禁书，有屈大均的《安龙逸史》、《翁山文外》，蔡显的《闲渔闲闲录》，李清的《三恒笔记》等。
刘承干对刻书、校书非常严肃认真，每刻一书必请名家鉴定，当时的著名文人学者如王国维、吴昌硕、郑孝胥、况周颐、张元济、罗振玉、叶昌炽等学者都为刘氏刻书作出过贡献。印书的印刷铺则有南京姜文卿，北京文楷斋，扬州周楚江，武昌陶子麟等著名印书处。所以嘉业堂刻印的书，质量俱属上品，深受国内外人士的赞赏。鲁迅在给杨霁云的信中称刘承干“还不是毫无益处的人物”。并风趣地称刘是“傻公子” 嘉业堂藏书楼全盛时期约十年左右。抗日战争前；刘氏家道逐渐中落，加上刘承干是富家公子，只会花钱，不会赚钱，又不善经营。因此，部份珍贵书籍竟“自我得之，自我失之”，先后卖掉。如宋刊本《史记》、《前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四史，和《魏鹤山集》、《窦反联珠集》等卖给宝礼堂潘明训；《宋会要》卖给了北京图书馆；《明实录》手抄本售与中央研究院；《永乐大典》售给大连满铁图书馆，（这部书现存北京图书馆）抗战以后，明刊本一千三百余种、抄本三十多种，以二十五万元的代价售与重庆中央图书馆，这批书现在台湾。解放后还把二千多种书售与上海复旦大学图书馆，仅收费数千元，系半送半卖。故至1949年藏书仅 存十万册左右。 六十多年来嘉业堂藏书楼经历两场大灾难——日寇侵华和十年“文革”。
第一场灾难是1937年日寇侵华，南浔沦陷，日军纵火烧房，全镇一片废墟，然而嘉业堂藏书楼竟安然无恙。这是何故？原因有三：据说刘承干刻印古籍，乐于赠送别人，时有日本汉学家松崎鹤雄，抗战前曾多次来信向藏书楼讨书，刘承干是有求必应，满足他的要求。松崎之妻舅为“牧少将”，在侵华前，松崎一再叮嘱，如到浙江南浔，务必保护嘉业堂藏书楼。事情果然，“牧少将”侵华时成了驻南浔日军的司令官，他下令保护藏书楼，此是第一说。刘承干深知日本人喜爱中国古籍但鄙薄残本，故在日寇侵华时，已将藏书每部抽去一至二册，成为残缺不全的书，故日军对残本不屑一顾，而未掠夺，此是第二说。第三说是刘承干在日寇未到南浔时，已将大部份珍贵书籍运往上海租界住宅中，得以保存。此是三种说法，似都有道理，也许三者兼备，待考。第二场灾难是“文革”十年。红卫兵曾把藏书楼目为“封、资、修”的老窝，是破“四旧”的主要目标。但此时幸亏藏书楼有一位管理员汤福璋（已故世），他在所有大理石屏风和书橱上都用红色颜料涂上《语录》，这些红卫兵一进藏书楼大厅，满目都是红色《语录》，竟然瞠目结舌，你想想，谁敢砸掉语录牌呢？真是“吉人天相”，嘉业堂藏书楼绝处逢生，经过十年动乱，竟然完好如初。
南浔镇于1949年5月2日和平解放。大军南下时，周恩来同志十分关心浙江两大藏书楼（南浔的嘉业堂和 宁波的天一阁），曾要陈毅司令员派兵保护，不使损失。故解放军专门派一连战士驻守藏书楼，保护了这批珍贵书籍。1951年11月，刘承干写信浙江图书馆，“愿将书楼与四周空地并藏书，书版连同各项设备等，悉以捐献与贵馆永久保存”。当时由浙江图书馆和嘉兴地区图书馆派干部接收。接收时藏书有十一万册左右，杂志三千余册，红梨木书版三万余块。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给藏书楼带来了新生。浙江省人民政府1984年拨款二十二万元作了修葺。如今的嘉业堂藏书楼房屋已修缮一新，园林也整治有序，大树参天，绿荷细柳，亭子出新，曲径通幽，人历其境，似处身世外，荣辱皆忘，心旷神怡。一些海内外名人学者大都慕名前来参观访问，这座藏书楼重又名噪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