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顺导师
印顺导师（1906～2005）浙江海宁人。一九〇六年农历三月十二日出生，俗名张鹿芹。幼读诗书，兼研中医。又好研学道家及西方宗教之学。二十岁时，偶读庄子，见冯梦祯序文：“然则庄文郭注，其佛法之先驱耶？”遂萌生探索佛法之兴趣。二十三岁，其母猝然病逝，内心受极大震撼。未久，叔祖父、父亲亦相继病逝，乃感人生无常，而有出家之志。二十五岁，出家于普陀山福泉庵清念和尚座下，法名印顺，号盛正。礼昱山长老为义师，受具足戒于天童寺。曾于闽南佛学院、武昌佛学院就学，参访虚云和尚、慈舟律师，并亲近太虚大师等人。经常往来于普陀、厦门、武昌之间，授课讲经。民国二十五年（1936），在普陀佛顶山阅藏。后赴杭州西湖、扬州等地游历，巧逢太虚大师，遂奉其命前往武昌佛学院，继赴汉藏教理院，入四川，时年三十三岁。自此常与法尊法师讨论法义。
四十二岁，主编“太虚大师全书”于雪窦寺。四十四岁离厦赴香港，膺任香港佛教联合会会长暨世界佛教友谊会港澳分会会长，在港印行“佛法概论”。四十七岁，以李子宽居士之请，及应中国佛教会之决议，代表出席在日本召开之世界佛教友谊会第二届代表大会，遂至台湾。其后曾任台北善导寺导师、海潮音杂志社社长。四十八岁，将拟建于香港之福严精舍，移建于台湾新竹青草湖畔，并定居台湾。
四十九岁，应性愿法师之邀，赴菲律宾弘法。五十一岁任善导寺住持，惟于次年即离该寺。其后，曾多次出国弘法。后于新竹设立女众佛学院，并在台北创建慧日讲堂。民国五十三年冬，在嘉义建妙云兰若，同年五月，在该地掩关静修。一年后，应中国文化学院（文化大学之前身）之聘，任该校哲学系教授。六十八岁时，日本大正大学以其中国禅宗史一书，而授予文学博士学位。佛教界中从其修学者，有常觉、演培、续明、仁俊等法师。师治佛学，不受传统佛教宗派观念之影响，而能客观地对全体佛教作一全面性之厘清、阐释和批判。并直接从原始佛教经论之阿含、毗昙，及印度之空、有、真常三系诸经论，直探佛陀及后代大师之精义。尤其对龙树中观之学，曾作深入之探讨，可谓自宋迄今对中观之研究最有贡献者。此外，对原始佛教、部派佛教、中国禅宗史等亦有精深之研究。另对于印度大乘佛教，师分判其为性空唯名、虚妄唯识、真常唯心三大系，此与旧说大异其趣。
师著作宏富，有中观今论、唯识学探源、性空学探源、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中国禅宗史、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如来藏之研究、杂阿含经论会编等书。其大部分著述及弘法记录，辑为妙云集（二十四册）行世。p2234
FROM:【佛光大辞典】
印顺法师著作一览（摘录自《二十世纪的中日佛教》）
著述
(1)《般若经讲记》 《妙云集》上编{1}
(2)《宝积经讲记》 上编{2}
(3)《胜鬘经讲记》 上编{3}
(4)《药师经讲记》 上编{4}
(5)《中观论颂讲记》 上编{5}
(6)《摄大乘论讲记》 上编{6}
(7)《大乘起信论讲记》 上编{7}
(8)《佛法概论》 《妙云集》中编{1}
(9)《中观今论》 中编{2}
(10)《唯识学探源》 中编{3}
(11)《性空学探源》 中编{4}
(12)《成佛之道》 中编{5}
(13)《太虚大师年谱》 中编{6}
(14)《佛在人间》 《妙云集》下编{1}
(15)《学佛三要》 下编{2}
(16)《以佛法研究佛法》 下编{3}
(17)《净土与禅》 下编{4}
(18)《青年的佛教》 下编{5}
(19)《我之宗教观》 下编{6}
(20)《无诤之辩》 下编{7}
(21)《教制教典与教学》 下编{8}
(22)《佛教史地考论》 下编{9}
(23)《华雨香云》 下编{10}
(24)《佛法是救世之光》 下编{11}
(25)《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
(26)《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
(27)《中国禅宗史》
(28)《中国古代民族神话与文化之研究》
(29)《大树紧那罗王所问经偈颂讲记》
(30)《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
(31)《如来藏之研究》
(32)《辨法法性论讲记》
(33)《游心法海六十年》
(34)《空之探究》
(35)《印度之佛教》
(36)《印度佛教思想史》
(37)《修定──修心与唯心·秘密乘》
(38)《契理契机之人间佛教》
(39)《往生净土论讲记》
(40)《大智度论之作者及其翻译》（昭慧整理）
(41)《华雨集》 五册
编辑
(1)《太虚大师全集》 六十五册
(2)《太虚大师选集》 三册
(3)《杂阿含经论会编》 三册
(4)《法海微波》 一册
印顺〈我的根本信念与看法〉（摘录自《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序）
民国三十一年，我在战乱声中，写了一部《印度之佛教》。那时，我住在深山古寺──四川合江县的法王寺。仅凭寺里的一部龙藏，没有什么现代的参考书，写出这么一部──使人欢喜，使人苦恼的书。现在回忆起来，真有说不出的惭愧，说不尽的安慰！那部书，是用文言写的，多叙述而少引证，对佛教史来说，体裁是很不适合的。而且，空疏与错误的也不少。所以，有人一再希望我重印，有人愿意出钱，我都辞谢了说︰我要用语体的，引证的，重写一部。
现在来看这部《印度之佛教》──二十五年前的旧作，当然是不会满意的！然一些根本的信念与看法，到现在还没有什么改变。这些根本的信念与看法，对于我的作品，应该是最重要的！假如这是大体正确的，那叙述与论断，即使错误百出，仍不掩失其光釆。否则，正确的叙述，也不外乎辗转传抄而已。我的根本信念与看法，主要的有︰
(1)佛法是宗教。佛法是不共于神教的宗教。如作为一般文化，或一般神教去研究，是不会正确理解的。俗化与神化，不会导致佛法的昌明。
中国佛教，一般专重死与鬼，太虚大师特提示‘人生佛教’以为对治。然佛法以人为本，也不应天化、神化。不是鬼教，不是神教，非鬼化非（天）神化的人间佛教，才能阐明佛法的真意义。
(2)佛法源于佛陀的正觉。佛的应机说法，随宜立制，并不等于佛的正觉。但适合于人类的所知所能，能依此而导入于正觉。
佛法是一切人依怙的宗教。并非专为少数人说，不只是适合于少数人的。所以佛法极其高深，而必基于平常。本于人人能知能行的常道（理解与实行），依此向上而通于圣境。
(3)佛陀的说法立制，并不等于佛的正觉，而有因时、因地、因人的适应性。在适应中，自有向于正觉，随顺正觉，趋入正觉的可能性──这所以名为‘方便’。所以，佛的说法立制，如以为‘地无分中外，时无分古今’而可行，那是拘泥锢蔽。如不顾一切，师心不师古，以为能直通佛陀的正觉，那是会漂流于教外的。不及与太过，都有碍于佛法的正常开展，甚至背反于佛法。
(4)佛陀应机而说法立制，就是世谛流布。缘起的世谛流布，不能不因时、因地、因人而有所演变，有所发展。尽管‘法界常住’，而人间的佛教──思想、制度、风尚，都在息息流变的过程中。
‘由微而着’，‘由浑而划’，是思想演进的必然程序。因时地的适应，因根性的契合，而有重点的，或部分的特别发达，也是必然的现象。对外界来说，或因适应外学而有所适应，或因减少外力压迫而有所修正，在佛法的流行中，也是无可避免的事。从佛法在人间来说，变是当然的，应该的。
佛法有所以为佛法的特质。怎么变，也不能忽视佛法的特质。重点的，部分的过分发达（如专重修证，专重理论，专重制度，专重高深，专重通俗，专重信仰……），偏激起来，会破坏佛法的完整性，损害佛法的特质。象皮那么厚，象牙那么长，过分的部分发达（就是不均衡的发展），正沾沾自喜，而不知正障害着自己！对于外学，如适应融摄，不重视佛法的特质，久久会佛魔不分。这些，都是存在于佛教的事实。演变，发展，并不等于进化，并不等于正确！
(5)印度佛教的兴起，发展又衰落，正如人的一生，自童真，少壮而衰老。童真，充满活力，是可称赞的！但童真而进入壮年，不是更有意义吗？壮年而不知珍摄，转眼衰老了。老年经验多，知识丰富，表示成熟吗？也可能表示接近衰亡！所以，我不说‘愈古愈真’，更不同情于‘愈后愈圆满，愈究竟’的见解。
(6)佛法不只是‘理论’，也不是‘修证’就好了！理论与修证，都应以实际事行（对人对事）的表现来衡量。‘说大乘教，修小乘行’；‘索隐行怪’︰正表示了理论与修证上的偏差。
(7)我是中国佛教徒。中国佛法源于印度，适应中国文化而自成体系。佛法，应求佛法的真实以为遵循。所以尊重中国佛教，而更重于印度佛教（太虚大师于民国十八年冬，讲〈研究佛学之目的及方法〉，也有此意见）。我不属于宗派徒裔，也不为民族情感所拘蔽。
(8)治佛教史，应理解过去的真实情况，记取过去的兴衰教训。佛法的信仰者，不应该珍惜过去的光荣，而对导致衰落的内在因素，惩前毖后吗？焉能作为无关于自己的研究，而徒供庋藏参考呢！
蓝吉富〈印顺佛学思想的特质及历史意义〉（摘录自《二十世纪的中日佛教》）
(一)前言
从1950年代到今年（1991）的四十几年间，印顺法师是在佛学思想上对台湾、香港、东南亚等地华人佛教徒影响最深最大的出家人。迄今为止，他的佛学著作仍然是上列地区佛教界的热门读物。他在佛学上的地位，仍然被大部份华人佛教徒仰望为当今的泰山北斗。
印公是一位以著述贡献佛教的大德。就古人之‘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分类法来看，他明显地是因为‘立言’而卓然有所树立的。如果以慧皎《高僧传》的十科分类来看，他应是属于‘义解’科上的高僧。因此，就风格而言，他一生所显现的是相当清晰而单纯的。
迄今为止，印公著述之行世者，共有四十册。此外，还编辑过《太虚大师全书》等四部书。就著述言，可分为二类，即《妙云集》与《妙云集》以外的作品。而就内容言，可以分为三类︰
(1)经论讲记︰如《中观论颂讲记》等。
(2)通俗性著述︰多为通俗性的弘法演讲记录。
(3)专书︰如《妙云集》中的《中观今论》、《唯识学探源》等书，及《妙云集》外的《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等书。
此外，如果就其著述时的年龄来分；六十五岁到七十五岁之间的著作，共有十四部。七十五岁迄今的著作有九部。以七十五岁以上的高龄，还著述不懈，佳作迭出，此等风范，委实令人歆羡。今年（1991）夏天，印公又口述完成《大智度论之作者及其翻译》一书（昭慧法师整理）。以八十六高龄及虚弱体质，仍能坚持贡献其所学于社会，此等工作精神，尤足令人景仰。
(二)思想背景
印公出生于1906年，出家于1930年。这个时代，就传统中国佛教的发展史来看，是属于强弩之末的衰微期。中国佛教的衰颓现状，与佛法的变质，使印公深有感慨。但是，这个时代也正是我国文化史上的钜变时期。佛教界有心革新的大德也不在少数。其中，出家众的太虚大师与在家众的欧阳渐，就是个中翘楚。他们对佛教思想、佛教教团与制度，都有与传统不同的看法。对这些迥异于传统教界的革新倾向与态度，印公自是不能毫无所感。加上当时陆续输入的日本佛学研究成果，印公也不能毫无所见。
因此，印公思想成长的时代，可以说是新旧思想相互激擎时代，也是现代日本佛教学术成果开始输入我国的时代。太虚、欧阳渐等新潮流思想对旧有佛教传统的批判，日本的新式佛教研究与传统中国佛学的差别，都对印公的研究生涯，有相当程度的冲击。
如果全面地透视印公的思想，上述这些新旧思想与他本人的思想之间，是有差别的。即使是影响他最大的太虚大师，其与印公之间，对佛法的判摄、抉择等方面仍有甚大的差异。因此，印公所受到的时代冲击，是在复杂多面的外在因缘刺激下的思想反省，并由此而作某种义理上的抉择与树立。并不是单纯地对新时代思想的无条件模仿。
(三)个性与佛学成就
四十几年来，印公能够在佛学上留下如许众多的成果，这与其人的个性应该不无关联。依据笔者的观察，下列这些由独特个性所衍生出来的条件，应是使他能够累积如是功力、成就钜大佛学成绩的主要原因︰
(1)冷静、理性、喜欢独处，及不擅应酬的生活习惯。
(2)治学时，一味求真求实，期能研求出真正的佛法。他不迎媚时流，更不为中国既往的传统所拘宥。即使面对的是他心目中所最钦仰的太虚大师，如果在佛学领域中有不同的看法，他也不致因为彼此情谊而扭曲己见。
(3)毫无宗派成见，绝不落入传统宗派的窠臼。
(4)具有历史意识。他虽然未曾受过学院的史学训练，但仍具有过人的史识与精审的史法。他的治学特色，是先行探求历史发展的真相，然后再给各义理体系作客观的批评。
(5)不迎合信徒，不走世俗经营寺院的路线，能够甘于枯淡，而将‘研求佛法’作为毕生坚持的目标。
这些个性上的条件，加上他曾累积甚多传统佛教学者所应具备的资粮（他曾数次通阅大藏经），又对二十世纪的新式佛学研究法颇有取资。能如此融会新旧佛学研究精华于一身，乃使他在未受过学院训练，又不通晓外文的情况下，仍能著述等身，卓然有所树立。
纵观印公的著作，其比较突出的学术成果，大体有下列几项︰
(1)强调、而且弘扬《杂阿含经》等原始佛典的重要性，并继吕澄之《杂阿含经刊定记》之后，再作精密的探索，而有《杂阿含经论会编》行世。
在弘扬《杂阿含经》等原始佛典方面的努力，已使台湾地区佛教界产生了不少专研《阿含》或重视《阿含》的佛教人士。而他在整理《杂阿含经》方面的成绩，也得到国际学者的认同。日本的原始佛教权威学者水野弘元，即曾撰专文赞扬印公在这方面的成就。
(2)将印度佛教的发展，分成‘佛法’（包含根本佛教、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大乘佛法’、‘秘密大乘佛法’三阶段。以为三阶段的不同佛典，是四悉檀的分别开展。‘佛法’的‘第一义悉檀’，是一切法的根源，代表经典是以《相应部》（杂阿含）为主的《四阿含》。‘大乘佛法’初期的‘大乘空相应教’，相当于‘对治悉檀’；后期的‘真常不空如来藏教’，相当于‘为人生善悉檀’。而‘秘密大乘佛法’，则犹如‘世间悉檀’。
(3)发现大乘佛法产生的主要原因，是‘佛涅盘以后，佛弟子对佛的永恒怀念’所逐渐发展形成的。他以为这一原因，正是理解从‘佛法’发展到‘大乘佛法’的总线索。
(4)对大乘佛法的思想，作新颖的判摄。主张大乘佛教思想可分为︰性空唯名、虚妄唯识、真常唯心等三系。这是创说于1941年的著名的‘大乘三系教判’。
(5)对于佛法中的空义──《阿含》的空与龙树思想中的空，有透辟的发挥与解析。他以为‘《阿含》的空，是重于修持的解脱道。部派的空，渐倾向于法义的论究。《般若》的空，是体悟的深奥义。龙树的空，是《般若经》的假名、空性，与《阿含经》缘起、中道的统一。’
(6)我国的中观学发展到唐代，由嘉祥吉藏集其大成。但是吉藏之后，则后继无人。千余年之后，才由印公再兴斯学。他的《中观论颂讲记》、《中观今论》、《性空学探源》等书，不只对龙树的中观思想有精辟的抉发，而且对中观的思想渊源也有超迈前人的透识，他以为中观思想是《阿含经》思想的通论，并且以为《阿含》、《中观》思想是一系相承的佛法核心。
(7)对中国佛教的主流思想，有大异明清以来传统佛学界的看法。此外，其《中国禅宗史》一书，对印度禅如何演化为中华禅的关键所在，也有新颖而深入的解析。
(8)在佛法的信仰价值方面，他主张（原始）佛法比大乘佛法、秘密大乘佛法更为纯正。在大乘三系中，以‘性空唯名系’最为近真，而‘真常唯心系’则较为偏离。并主张人间佛教比天乘佛教（密教）更可信。
(四)印顺思想的特质及其历史意义
传统的中国佛教思想以大乘佛法为核心，但是中国佛教徒所汲取的大乘佛法，与印度佛教并不全同。印度大乘，以中观学派与瑜伽行派为主流。真常（如来藏）思想则是支系。这种主从位势，与中国佛教恰恰相反。中国佛学虽然也曾发展出三论宗与唯识宗，但是，这两个可以拟配印度中观、瑜伽二派的宗派，在中国流行的时间都不长，也不是中国佛学的核心。中国所盛行的是在印度并非显学的真常唯心系思想。
这种发展趋势，自明清以来尤其显著。在佛学思想上，《楞严经》、《圆觉经》、《起信论》等真常思想的佛典是中国佛学界的热门经典，而中观、唯识等印度大乘佛教的主流思想在近代我国佛学界则乏人问津。这种趋势的长久发展，当然使中国佛学距离印度主流佛学愈来愈远。
印公研佛，从三论、唯识入手，长年的研求，使他对印度大乘佛法的核心教义有清楚的认识，加上对阿含教法的体认，对菩萨道之宗教精神的把握，乃使他的佛教思想与宋代以来的传统佛学大异其趣。
印公以为佛教经过长时间的、不同地区的流传，产生了很多为适应新时代新环境而有的改变。在这些改变之中，有些是合乎佛法原理的发展，有些则是悖离佛法原理的过度适应。在印度的佛教发展史中，他重视原始佛法及初期大乘思想。在大乘佛法的空、有、如来藏三系思想中，他以为龙树的中观系与无著世亲的瑜伽行系较为合乎佛法本义。至于如来藏系的理论核心，则距离佛法较远而接近印度神教的真我、真心思想，是为适应世俗而流行开来的。
在印公的著述里，如来藏系思想被命名为‘真常唯心系’。真常唯心系的经论主张众生的生命中有‘真我’；主张一切众生本来就具足如来藏、我、佛性，与自性清净心。印公以为这是‘佛德本有（本来是佛）论’，是佛法为适应印度教神学所引起的误解。这种误解，终于在印度大乘佛教后期成为一股思想界的逆流，而掩没了佛法的真实面貌。
基于这种认识，印公对中国佛学也有与传统佛学界不同的看法。他以为︰
(1)印度后期大乘佛教的真常唯心系思想，是一种偏离佛法本义的思想逆流，而中国天台、华严、禅等宗的思想则皆承继此系思想而来。因此，中国佛学的信仰价值自不如原始佛法与初期大乘佛法。
(2)中国佛学的特色是︰理论至圆、方法至简、修证至顿。具有这种特质的佛法，信徒往往急求修行成就，推崇隐逸自修。至于对大乘菩萨道之重视布施利他的大悲行持，以及集体修行的团队精神，往往付诸阙如。
印公以为要对治中国佛教之积弊，必须‘立本于根本（即初期）佛教之淳朴，宏阐中期佛教之行解（梵化之机应慎），摄取后期佛教之确当者，庶足以复兴佛教而畅佛之本怀也欤！’而在根本立场上，他是‘坚持大乘的’。对大乘佛法的看法，他‘以性空为主，兼摄唯识与真常。在精神上、行为上，倡导青年佛教与人间佛教。’这里所谓的‘青年佛教’，是指‘在真诚、柔和、生命力充溢的情意中，融合了老年的人生的宝贵经验’的佛教。所谓‘人间佛教’，则是指‘脱落神化，回到现实人间’的佛教。
像他这样的思想倾向，在中国佛教史上并不多见。其所显现的特质及历史意义，至少有下列几点︰
(1)求真与批判的风格︰印公大部份著述的核心目标，是在厘清二千多年来中印佛教发展过程中的若干质变现象，并指出佛法的核心义趣所在。其对传统中国佛学的全面批判，并不是宗派之间不同立场的义理争辩，而是对佛法在中国传播中所造成的失真现象所作的全面反省。就表面看，印公有贬抑中国佛学，而重视印度佛学（阿含及初期大乘）的倾向，但是就实际内涵而言，他所从事的思想工作，是在指出何者是佛法的纯正本义，何者是历史流变后的偏颇看法。这种思想上的反省，彰显的不只是求真求实的学术精神，而且也凸显了不受传统所拘宥的批判精神。这种风格，与讲究圆融、不敢批判的传统佛教界是相当不同的。
(2)主智论倾向︰如前所述，佛法的真是真非，是印公一生所致力厘清、凸显的目标，对于传统佛教信仰界的含糊儱侗，他是不以为然的。追求清晰、合理而不含混的佛教信仰，讲求依法不依人的主智论（intellectualism）态度，反对不求甚解、依人不依法的反智论（anti-intellectualism）信仰风气，是印公著述所焕发出来的风格。这样的风格，也是中国佛教史上所罕见的。早期佛法的‘如实观’、‘般若智’等观念，都在启示后人‘求真精神’的可贵。印公的主智论风格，正是求真精神的一种象征。
(3)中国佛教发展方向的指引者︰印公在上述求真、批判、主智论风格下，所展现的思想成就，就是为中国佛教的发展，指出一条可资遵循的大方向。就我国传统佛教的偏颇发展而言，他所指出的大方向与前此传统佛教所依循的显然不同。因此，要走上这一新方向，可能是佛教发展趋势的一种根本扭转。印公的思想，就像佛教历史发展路线上的路标。透过这一路标的指引，后人如果继承得宜，那么佛教史的发展，是很可能转向的；中国佛教史，是很可能有崭新的一章的。
［参考资料］印顺《游心法海六十年》；郑寿彭《印顺导师七十年谱》；郭朋《印顺佛学思想研究》；蓝吉富编《印顺导师的思想与学问》；圣严《从东洋到西洋》第三部；杨惠南《当代佛教思想展望》；江灿腾《现代中国佛教思想论集》第三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