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露之变
唐文宗李昂，唐穆宗第二子，是中唐时期一个比较有作为的皇帝。唐朝后期，隐患丛生，矛盾激化，特别是宦官掌握了禁军，把持着朝政，不仅朝廷大臣的升降须由宦官首肯，就连皇帝的废立亦由宦竖操纵。自唐宪宗李纯之后，除唐敬宗李湛是以太子身份继承皇位外，其他诸帝无不由宦官拥立。如唐穆宗李恒由宦官梁守谦、王守圭等拥立；唐文宗李昂由宦官梁守谦、王守澄、杨承和等拥立；唐武宗李炎由宦官仇士良、鱼弘志等拥立；唐宣宗李忱由众宦官拥立；唐懿宗李漼由宦官王宗实拥立；唐僖宗李漼由宦官刘行深、韩文约拥立；唐昭宗李晔由宦官杨复恭、刘季述拥立。拥立之外，宦官还操有弑杀之权。唐宪宗是被宦官陈弘志所杀；唐敬宗是被宦官刘克明等所杀。天子式微，阉宦坐大，权倾朝野，实在令人发指。宦官仇士良一生曾弑二主、杀一妃和四位宰相，贪酷暴虐２０余年，恩宠不衰，因他有一套驾驭皇帝、篡权自大的方术。会昌三年（８４３）仇士良告老退休，众宦官以隆重之礼送他还府。他为了表示对众宦的感谢，将自己数十年来专权乱政的经验传授给他的徒子徒孙。他说：“天子不能够让他闲暇起来。若有空闲时间，他一定会阅读古今书籍，会见有知识的大臣，接受大臣们的治国方略。政治经验丰富了，就会深谋远虑，对财宝器玩的爱好也会减弱，游幸声色的兴趣也会降低，而我们的恩遇必然渐薄而权也必然渐轻了。为了你们的前途着想，莫若多方搜寻奇珍异宝，多多豢养猎鹰猎马，每日用击球、打猎、娱声、幸色的办法去蛊惑皇帝，让他在声色娱乐之中，耽侈求靡，沉沦下去。这样他必然厌恶经书中的治国之道，对朝廷内外的大事充耳不闻，朝廷内外的一切大权自然控制在我们宦者手中。这样一来，我们手中的恩泽和权力谁能夺得去呢？”这的确是为宦之道的经验之谈，难怪他二十多年作威作福而恩宠不衰。由此可见，中唐时期，天子只是宦官手中用来争权夺利的玩物，稍不惬意，就可以废旧立新。唐敬宗李湛只做了三年皇帝就被杀掉，唐武宗李炎只做六年皇帝就被废掉。这就是宦官杨复恭狂妄叫嚣“定策国老，天子门生”的缘由了。无怪唐文宗受宦官之辱经常涕泪沾巾，即位之后就采取了一系列振弱图强的措施。大和元年（８２７）即位伊始，将宫中的道士纪处玄、杨冲虚及伎人李元戢、王信等流放岭南。大和三年（８２９）又诏令凤翔（今陕西西部甘肃东部）、淮南（今安徽寿县）二道的官吏将此前选进皇宫的女乐２４人遣归原籍。开成五年（８４０）又从后宫放逐宫女３０００人，裁撤教坊乐工、内监１２７０人，并将供皇室打猎使用的五坊鹰犬统统放掉，还诏令禁止各地向朝廷进贡宝物珍玩绢绣。唐文宗的这些作为，是对宦官仇士良之流多以声色狗马珍玩以蛊惑人君的“为宦之道”的一种反击。文宗即位要做的第二件事情，是通过科举考试选拔人材，改变朝廷由宦 为主的官吏结构。大和二年，唐文宗诏令举行“直言极谏科”的策试，举子刘蕡的《直言极谏策》五千余言，对宦官乱政的中唐政治提出了尖锐的意见。谈到宦官把持朝政的现状时说：“以亵近五六人总天下大政，……群臣莫敢举其状，天子不得制其心。”即是朝廷的一切大权，被五六名宦官把持着，满朝文武和皇帝本人均莫可奈何。刘蕡的对策论及贪官污史时说：“百姓对于官吏，畏之如豺狼，恨之如仇敌。现在国家困穷，黎民流散，盗贼井起，国家已成土崩瓦解之势，危在旦夕。”他提出解决矛盾的对策是“勒令那些游手好闲的懒惰之徒，从事农业种植工作，节省那些不必要花费的钱财，救济社会上的穷困百姓。”刘蕡之言，语语切中时弊，是一篇极有见地的策论。但主考官怕得罪宦官，不敢录取他在朝廷任职；文宗皇帝也不敢出面干预，怕危及自身的安全。大和末年，文宗设谋铲除宦官势力，刘蕡对策中的意见，显然发生了影响。文宗皇帝要做的第三件事，是任命宋申锡为相，分散宦官的权力，令他谋划铲除宦官势力。大和四年（８３０），文宗命宋申锡为相。宋申锡在朝野口碑极好，累官监察御史、礼部员外郎、翰林学士。在朝臣之中以清介廉洁，不结朋党著称。在长庆、宝历世风浇薄，朋党骤兴之际文宋任他为相，确实起到了振聋发聩、激励人民的效果。但文宗这一拨乱反正的果断行为，立刻引起宦官的政治警觉。加之宋申锡在谋划铲除宦官的过程中，事机不密，宦官先发制人。枢密使兼右军中尉王守澄，指使军虞侯豆卢著诬告宋申锡勾结漳王李凑（穆宗第六子）谋反。次年宋申锡遭贬，计划失败。
宦官头目王守澄，从宋申锡事件得出结论，必须严密监视唐文宗，控制他的一言一行，才是自全之策。大和八年（８３４）秋天，王守澄推荐郑注做御医给文宗治病，又推荐心腹李训给文宗讲说《易经》，二人就成为文宗贴身近侍，文宗举手投足无不在二人的监视之下。文宗却反守为攻，给二人以高官厚禄，使为己用。命郑注为太仆卿，李训为翰林侍讲学士，第二年秋大义提升李训为宰相，命郑注为风翔节度使，让二人内外呼应，严厉打击当权的宦官。先后将杀害宪宗的宦官杨承和、王践言、陈弘志、王守澄等处死，实现了铲除宦官的第一步计划。要想彻底铲除宦官势力，朝廷必须掌握更多的武装力量。于是李训又举荐户部尚书王璠为太原节度使、大理卿郭行余为邠宁节度使，希望两人在赴任之前，协助京兆少尹罗立言、金吾大将军韩约、御史中丞李孝本等，召募吏卒诛火宦官，除恶务尽。
大和九年（８３５）１０月２１日在紫宸殿举行早朝时，金吾大将军韩约奏报左金吾仗院内石榴树上夜降甘露。宰相李训则提议，天降祥瑞于皇宫，是大唐再兴的吉祥之兆，皇帝应亲往礼拜上天，以求国运。于是文宗皇帝来到含元殿暂驻，命宰相、中书省、门下省官吏先往观看。众吏看后奏称，不似大降的真正甘露。文宗再命神策军左右护军中尉宦官仇士良、鱼志弘等，率领全体宦官前去察看真实，即刻回报，以定行上。仇士良等至左金吾仗院内时，发现韩约惊慌失措，又发现院内埋伏兵卒多人，迅速夺路而逃，使引诱宦官至金吾院一举歼灭的计划遭到失败。宦官逃到含元殿之后，胁迫文宗乘轿入内。李训、韩约等人急忙上殿保驾，发生激斗。金吾卫士及御史台兵卒约５００余人上前奋击，杀死宦官数十人。但宦官将李训打伤在地，抬着文宗逃入宣政门，将门紧闭，朝臣惊散，李训逃往终南山佛寺避难。这就是历史上诛灭宦官的“甘露之变”事件。
宦官胁迫文宗进宫后，当即派遣神策军５００人持刀出宫，逢人便杀，死者约六七百人。接着关闭城门大行搜捕，又杀１０００多人。参与其事的官吏如李训、王涯、舒元舆、王璠、郭行余、罗立言、李孝本、韩约等人，均先后遭到捕杀。甘露事变之际，郑注正率领５００兵卒赴长安，中途遇变返归凤翔，亦被监军宦官杀死。这些官吏还遭灭族之祸，株连甚众。甘露之变以后，由于官吏大批遭杀，朝臣空员极多，无人理事。宦官更加专横，皇帝更加受辱，文宗不久即含恨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