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学音篇
《文字学音篇》，钱玄同著，初版于1918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组出版，原为作者1917年在北京大学预科讲授文字学音韵部分时的讲义。
钱玄同（1887—1939），浙江吴兴人。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文字音韵家。早年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在日本期间，曾师从章太炎先生，学习文字音韵之学。
《文字学音篇》是我国高等学校最早的音韵学教科书。数十年来，影响颇大，迄今仍为音韵学家所称引。当代许多音韵学家如罗常培、魏建功、白涤洲、赵荫棠、王静如、丁声树等或是他的学生，或受过他的教益。 钱玄同对于“经学”创见甚多。他有两句名言：“考古务求其真，致用务求其适。”
《文字学音篇》是中国第一部音韵学通论性的著作，首次把古今字音的演变划分为周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现代六个时期，形成了第一个完整的汉语语音史分期方案。这种历史的观念，超越了传统音韵学有点有面而没有历史的研究方式。也正是在这一历史的观念指导下，《文字学音篇》首次把近代音列入研究内容，指出《中原音韵》是近代北音的上源，拓宽了音韵学的研究范围。从历史的观念出发，钱玄同分五章系统论述了古今音韵的发展。他从“注重之点，尤在应用方面，不以考古为重”出发，把论述重点放在“于考古通今，其用甚大”的《广韵》和由读音统一会讨论制定，当时尚未正式颁布的国音字母——注音字母上。
关于《广韵》，钱玄同将《广韵》声类依清陈澧《切韵考》分为41类，针对前人一般把41纽分为五音或七音九类，钱玄同认为不尽合理，他按发音部位的顺序另做分合命名，喉音定为深喉音，牙音定为浅喉音，舌头、半舌、舌上合为舌音，齿头、正齿、半齿合为齿音，重唇、轻唇合为唇音。在41纽中，宋元以来音韵学家把影喻晓匣统称喉音，钱玄同在书中首次将晓匣并入浅喉，与见溪群疑同一行列，并指出41纽中，今人能分辨者仅31纽而已。关于《广韵》206韵，钱玄同认为分韵虽多，却仍有未尽之处，如一韵之中，或有本韵变韵，或兼包四呼。因此，他将206韵分为339类，合为22韵摄，同摄的数韵，其主要元音相同。此外，钱玄同还将206韵按四声、等呼、阴声、阳声详加分析。他列206韵以四声相承者连书一行，列为61类，一一表出，以明其本为一音之变。在这部分，钱玄同对传统音韵学的成果加以爬梳整理，并详细阐述了自己的创见。如姜亮夫所评：“其所叙述之旧声韵学，皆为较近结论之说，提纲挈领，颇见扼要，为旧声韵学中最有系统之著作。”
更为重要的是，钱玄同在传统音韵研究中，开始使用音标做为标音工具。别开生面，音理显明，是汉语音韵史上的一大进步。
关于现代音，钱玄同着重研究了注音字母。近代以来，许多有识之士感于汉字难识、难写，影响教育普及，纷纷探索用各种方式为汉字注音。中华民国建立后，1913年，教育部召集读音统一会，讨论制定注音字母，以统一国音和为汉字注音。可以说，注音字母的制定是近代汉字拼音化过程中的重要成果。但注音字母产生后，如钱玄同所说，“就是不怀好古的成见的人，也未尝不以为注音字母这样的东西，不过供那班失学的人写信记账的用处，在声音学上，是讲不出什么道理来的。即如声音简少一端，已是证明其没价值；而况所注的字音，往往与旧韵书不合，所以注音字母在学术上是没有他站的地位。”钱玄同反对这两种主张。所以，在《音篇》中，钱玄同专列一章，列出注音字母与《广韵》纽韵的对照表、注音字母之韵母与《字母切韵要法》12摄的对照表，逐一说明注音字母声母、韵母的单用和拼用之法，并阐明注音字母对旧纽旧韵的损益。
钱玄同写作《文字学音篇》时，中国音韵学的研究基本还处于传统音韵学时期，音韵学者还走着传统的治学道路。钱玄同这部著作，既继承了传统音韵学研究的成果，又在研究观念、方法，内容上进行了新的探索，开了音韵学革新的先声，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意义。
《文字学音篇》初版于1918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组出版，到1937年已出至第6版。1988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钱玄同音学著作选辑》和1999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的《钱玄同文集》第5卷都收录了这部著作。在我国台湾地区，1964年学生书局也重印过该书。[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