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蕤
王蕤
陕西西安人。毕业于美国伯克利大学大众传播系。历任美国加州中国书刊社国际部副主任。1984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专集《寻找的欢歌》、《灰色与玫瑰色的和谐》，合集《朦胧的碰撞》、《王氏三姐妹的天空和梦》、《女记者的心声》，小说《美国的女大学生宿舍》等。
自幼有文学慧根，大学保送中国人民大学，学习新闻学，后又高分通过托福考试，进入加州大学泊克利读书，后成为美国国务院特聘翻译，用中英文写作，作品闯入美国主流社会，现居香港。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出生，长于北京，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96年毕业于加州伯克利大学，后成为美国国务院特聘翻译。14岁在《北京青年报》发表处女小说，少年时代采访了许多重磅人物成为“学通社”社长。写过6部中文书，一本英文书。成为和美国兰登书屋、英国麦克米兰公司和德国贝塔斯曼签约的年轻一代国际型作家，被美国媒体誉为打入西方主流出版界的最年轻的中国出生的作家。美国《洛杉矶时报》称她为“惊人的文坛新声音，”《芝加哥论坛报》称她为“前途无限的小说家。”作品被译为多国文字。四处游历，经历多样，现居香港、北京和旧金山湾区，为《今日美国》、《时代周刊》等美国著名报刊撰稿，是英文报纸《南华早报》极受欢迎的专栏作家。90年代中，因姐妹三人各有所长，活跃在媒体中被称做“京城三姐妹”。
北京到加州，为当国际型记者
在四月北京风沙肆虐的下午，和王蕤相约采访。眼前端坐的这个曾经在中学生文坛和北京新闻圈儿里都颇有名气的女孩正是不久从香港回来的王蕤。都是记者，让我们的谈话没有过多的寒暄，单刀直入切题采访。
王蕤见识各类人物和场面很早，与记者这个行当结缘从中学开始。14岁就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作品，在14岁到18岁的采访本中，记录着王蕤对陶金、费翔、琼瑶、苏芮、方成、韩美林等人的采访经历。未入新闻系，王蕤已有了多姿多彩的新闻实践尝试，成了培养小记者的“学通社”社长。顺利地从二中毕业后被保送进人大新闻系。
大三，王蕤却选择主动退学，申请去美国留学。年龄最小却要最早离家，名校学业中途而废，对此，全家人的意见并不统一。而王蕤却认为：不能再等了。在《我看中国记者》中，王蕤谈了对新闻体制、记者素质的看法。她毫无顾忌地提出：“为什么没有一个国际级记者，在国际社会中发出声音？”在她看来，很多记者吃了外语亏。
1996年从伯克利大学传播系毕业，王蕤钻进硅谷的电脑行当。在这期间，也为律师事务所、出版公司、电脑公司、主流媒体和非政府机构工作，被美国国务院特聘为中文翻译。在美国8年，王蕤的身份元素不断增加，她尝试做各种有情趣的工作，这中间，当华盛顿报纸的记者、做政府的翻译、成为专栏作家，全美公共广播网的时事评论员，各大公司约请的亚洲事务讲演者，摆在王蕤眼前的机会很多。
王蕤主动参与公共事务，希望自己的声音能影响别人。在和外国朋友打交道中，她发现西方一些人对中国的误解有的是缺乏沟通造成的。2001年6、7月间，正是北京申奥投票的重要时候。王蕤担心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不客观，就主动搞起了公关。在纽约的记者酒会上，王蕤和CNN驻京首席记者、《商业周刊》的资身记者、美国外交部中国事务部的人探讨为什么北京要拿到申办权。“我说，巴黎很美，但每次去巴黎，巴黎还是那个巴黎，浪漫、古老。但北京不同，北京是个变化成长中的城市，北京是一个蓄积能量和活力的城市。老百姓申奥的热情是发自肺腑的。”
新闻眼光贯穿写作过程
在出新书《俗不可耐》时，王蕤请严歌苓为自己做序，两代旅美女作家之间进行了对话。王蕤给严歌苓留下这样的印象：我发现她没有一般年轻人那种自我炫耀的感觉，同她打交道，既省力又舒畅。她的单纯和成熟结合得相当好。所以初次相识王蕤既老练又坦诚，是极易相处的一类人。王蕤很成熟，加上她不动声色的机智。甚至可以这样说，你在她身上体会到西方记者所特有的轻微冷血。谈下去，我发现她的知识面广，美国的或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颇灵通。王蕤是个消息飞快的人，每回她讲到某人或某作品，口气总很客观，俨然是柏克莱新闻系的那股“酷”劲。
评价自己，王蕤认为：除了多年新闻采访经历以及科班打造出的新闻眼光外，她是一个性情中人，性格敏感，易走极端，搞不好要死掉，是个危险人物。“骨子里我是一个情感传统、处世西方、概念前卫的人。”AB血型的王蕤有双重性格，采访直白，写作却又含蓄，性格热情洋溢，作品理性而深沉。但在写作中，却贯穿着她的新闻眼光，虽是女性文学，却一定要揭批社会问题，王蕤说自己最喜欢鲁迅的尖锐。自己却是带着荷尔蒙的尖锐。
少年得志不轻狂
高高在上，王蕤的新居买在了顶层，24层。客厅中黄色布置最多，王蕤认为这是一种放射性很强的颜色，她喜欢亮。身上的T恤、桌上的鲜花，墙上的灯饰，这些都在强烈地传达着她的喜好。暖色让家味十足。
接受好的教育，按自己的理想设计人生，那些属于过去王蕤的熠熠生辉的定语至今影响着别人对她的关注。王蕤认为自己有幸运的一面，但她同时也并不回避谈论：过早成名对一个孩子的负面效应以及对快乐的剥夺。
“小时候，我特想和大家一样。少年得志并没有让我变得狂妄，反而是很小心地生活。发表文章，得了稿费，我就拿钱请同学在刚盖起的京广中心喝饮料，我叫这是‘买友情’。上大学因为是保送来的，过去有那么多光环，新生入学，老师非要特意把我介绍给大家，这让我不自在。上大学特别想摆脱光环的照耀，所以我特刻意地想和大家保持一致。为了不引起别人的关注，我专门拣很破旧的衣服穿，走路也溜边儿，让大家觉得我挺傻。不想不一样，就想一样。少年得志没让我狂妄。”“别人都以为我特自信，说：你采访那么多人，什么都敢问。其实，我很紧张，采访经常脸红，冒一头汗，也常丢东西，这都是不自信的表现。”但紧张归紧张，只要能问完想提的问题，对王蕤来说就够了。她说：不自信不是件坏事，对自己不确定也是件好事。
“英语好让我沾了一大光”
王蕤现在签约的几家著名出版集团都给了她很好的报酬。在美国当作家，让王蕤觉得很受宠。在美国，对于作家的尊重很受重视。”王蕤介绍，她在那边的成名缘于1999年出版被兰登集团买下的《百合》一书稿，现已主要用英文写作，成为被看好的新一代亚裔女作家。
双语写作让王蕤尝到了甜头。她为瑞士银行、外国记者俱乐部、亚洲基金会、斯诺基金会等大公司和组织做英文演讲，受出版社邀请环游美国做新书新闻发布会，通过英语让更多人了解中国文化。和很多人相反，王蕤的英文在中学时并不好，到了大学才开始走上坡路，喜欢英文从去美国读书开始。虽然英文写作流畅，但王蕤认为母语写作更重要。写作对王蕤而言是进行“心理分析、心理治疗”，她自称：写作也是一种自己的玩法，一种自嘲。
被城市饲养大的70年代爱玩先锋
生于20世纪70年代，属于被城市饲养大的一代。有人评价：在王蕤身上有非常消费文化的一面；也喜欢“新生代”的生活方式，不排斥奔驰、酒吧和物欲；有点玩世不恭、热爱过先锋音乐，触及性爱没有精神负担，珍重创作时的心灵自由度。
这些分析认为：“70年代以后”作家的创作大多“私人化”色彩甚浓，专注于表现自我的自在状态：流浪艺人、酒吧生活、颓废的性爱、病态的格调，自己把握不住自己，像流水行云一样无意识地流淌、漂泊。
但王蕤说自己不完全是70年代的人，她有沉重的知识分子的一面。她对社会感兴趣、对政治感兴趣、对心理感兴趣，这三方面是她写作的主体。在《俗不可耐》中，她的轻浮、媚俗、装傻充愣和香港式物质主义的喜剧笔调，淹没不了她对物欲奔流的社会的焦虑、对急功近利的年轻一代的忧虑和讥讽。
回归：理由简单又温情
离开被人关注的视线8年后，2001年王蕤又在香港设立了个家，成为《南华日报》“欲望俱乐部”的专栏专家。当初，怀揣深造和锤炼自己的强烈心愿离开北京，而今天回国，对于王蕤来说，理由是那么简单和温情。
恋家的心思让出门在外的王蕤最想“离父母近一些。”在美国，她有丰富的生活内容，但她说想回报父母的心愿很强烈，一人在外多年，但牵扯情感的那根线一直攥在父母手中。王蕤回北京给爸妈买新居，亲自挑选每件家具。而她选择在香港生活，为的是兼顾到老公的事业。
王蕤说：这些年自己的状态一直是“在路上”，走了许多地方，像北非、巴黎、印第安部落等实现了年少时的梦想，现在最想沉静下来做自己想做的事。她给自己的安排是：一年中在华盛顿当几个月中文翻译，在香港做专栏，剩下的时间常回家看看。
家教理念著成《妈妈帮女儿成功手记》
生活在报社大院，父母都是知识分子，三姐妹的成才要比别人条件好。还在上初中，王蕤就发誓：一辈子要待妈妈好。她在作文中写：“爱渗透的文字，写起来让人动情。而生命中那些人与人之间的真情，又岂是这小小的方框字所能表尽的呀！”
好孩子的背后一定有一个好妈妈。培养了“三姐妹”的妈妈楼旨君从青海省西宁市戏曲学校毕业。经营一个幸福的家庭，培养几个成功的孩子，在孩子们各自事业有成后，楼妈妈也开始写书，希望和别人分享自己的教育理念，新书取名《中国的勃郎特三姐妹——妈妈帮女儿成功手记》。她用朴实的语言记录了中国一代父母的辛酸苦辣。新书一出版，在全国图书订货会上就排到了第四位，当下销售了三万册。楼妈妈说，对孩子进行开放式、民主式教育方法，培养孩子的国际竞争意识、社会责任感和对文学艺术的修养，就是她的教育原则。另外提高母亲自身的素质和孩子们有更多的话题也是她一直的努力方向。分享教育理念，楼妈妈希望自己出书能帮其他的妈妈当好妈妈。
王蕤（拼音rui 二声）是一个在行走中的人。有一个幸福的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