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远大师
承远大师（公元712－802）唐代高僧，中国佛教净土宗第三代祖师。俗姓谢，汉州（今四川锦竹县）人。
大师宿根善利且天资聪颖超乎常人，自幼接受儒家的教育，随着年岁的增长和阅历的加深，思想境界因之改观。对于儒家经典中主张与理念怀有疑问，内心困惑无法诠释，常有“惊礼乐之陷阱，觉诗书之桎梏”的感受。由是时感迷茫，不明所趣。在一次偶然的机缘里，听闻到学佛信士演说的佛家尊胜真言，顿时有耳目一新之感，同时又觉得恍若前闻，意识到佛教的义理诚可释解迷困，因是神动而意往，决意寻师访道求学佛法，于是踏上了修道弘法的征程。
承远起初师事蜀郡（四川成都）的唐禅师，之后又到资川（四川资阳县）追随冼公接受教导。此时，承远尚是白衣信士身份。唐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远师二十四岁，因缘成熟而发广大菩提心，决定出家修道，于是前往荆州（今湖北江陵）玉泉寺，依止兰若惠真和尚门下，剃发染衣，始备缁锡，方显僧宝法相。剃度后，承远遵从真公之命往湖南参访。越洞庭湖过湘沅二水，到达南岳衡山，在天柱峰的朝阳地带止栖，并于通相法师处得受具足戒。对于三乘经教与戒法，此时开始深入地研究专学，不使光阴空过，恒常精勤用功修学佛道。当时，慧日法师（唐玄宗赐号慈愍三藏）正在广州游方传法。承远久闻其名，仰慕至极，乃不远千里前去求法，拜谒慧日三藏，乞教修行要义。慧日三藏对他训导说：“如来付受吾徒，用弘拯救；超然独善，岂曰能仁。”随即教他依《无量寿经》来修念佛三昧，树功德幢，以济群生。慧日三藏的教诲如同照澈昏蒙之束炬，使承远明了修道的方向及旨趣，好似游子寻得归家之路。由是顿息诸缘，摄归一心决意专修净业。
唐天宝初年（公元742年）三十一岁的承远，在外参学已历数载。经过几位大德的教导，最终受学于慧日三藏座下，得以传授修持净土深妙法门。无论从佛学理论上，还是在修行实践上来说都渐具根基，他此时心想：既是终得其所，就不再外求他物，应收敛身心，择地安心修行是为上策。于是年回到南岳衡山。在山西南方向的岩石下，以树枝茅草构织成屋，内中仅置经像，取求生净土面见弥陀之意。号所居处为“弥陀台”。就在这简陋的居住环境里，承远大师开始了他修行办道的艰辛历程。自己除了勤行般舟三昧外，还以热忱的心力去弘教济生。凡有求道问法者，皆立中道而教之权巧。与此同时，为使所教之众于修行上能速得成就，特示专念法门，教导念佛求生净土。一时间，南极海裔，北自幽都，来求道者不绝于途。《净土圣贤录》卷三记云：“人从而化者万记”。可谓法缘鼎盛，群萌普荫。此外，为了方便度化一切有缘众生，承远将佛号及净土经典中的精要章句等书写在人群来往较多的巷道里，或是刻在溪谷山崖的岩石上，俾使人们耳闻目濡，互相传诵。以此为助缘，精勤不懈地诱导激励众生信愿念佛往生安养。真可谓用心良苦，度生心切。后来，随着学佛、念佛者的日渐增多，许多善信见承远大师居处破旧，粗衣敝食生活清苦，便皆发心负布帛，斩木石，委之岩户，用以庄严道场供养远师。然而承远并不刻意地去阻拒或攀求，任其自然发展。不久以后寺宇已具规模，遂改名为“弥陀寺”。建寺安僧剩余的物资，则布施给饥馑与疾病的人们。而承远仍然一如既往地坚持俭朴的生活习惯和刻苦的修行作风，于道场中用功办道，弘教济生。此后数十年如一日，始终不改苦行僧之风范，乃至圆寂，未易修学净土之初心。
四大假合、五蕴虚集之身躯终归是缘生缘灭。唐德宗贞元十八年（公元802年）七月十九日，承远大师自知世缘将了，弘法度生能事毕矣。乃于寺内顾命弟子，申明教诫已，打扫居室，结跏趺坐，恬然面西寂化，享年九十一岁，僧腊六十五年。其遗骸葬于寺之南岗，安置灵塔以志千古。唐代著名文学家，时任永州司马的柳宗元和时任衡州刺史的吕温，分别为承远大师制碑文并作塔铭，刻石立于寺门之右。二者以不同的笔法与文理，各自记述并赞颂了承远大师非凡的一生。
承远大师的弘化历程始于参学慧日三藏后。大师亲近慧日的那一阶段，可以说是他学佛历程中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因为慧日三藏对于净宗有过深入的研究，在修学净土法门上颇有心得，著有《往生净土集》、《般舟三昧赞》等净宗论集，提倡称名念佛之法，极为推崇般舟三昧之行，所以对承远的教导也多侧重于这方面，这从他以《无量寿经》授予承远，教修般若三昧这点上可以见得。在慧日三藏座下，承远打下了坚实的净宗理论基础，修持净土法门的理念与方式也得以巩固。也正因此，后来承远才敢毅然决然地回到衡山，独辟门户用功修道。
初回衡山时，觅得安身之处倒是较易，然于饮食方面却存在问题，每每都是饱一顿、饥一餐，不定食时与食物。在衣着方面，承远大师也从不讲究，但能遮身御寒即可。经常身着粗衣敝衲，过着极其艰苦朴素的生活。明代杭州莲池大师所作的《缁门崇行录》中，于首篇“清素之行第一”以“人疑仆从”为题，简明扼要地记述了承远大师的德行，文中说道：“唐承远，始学于成都，后往衡山西南岩。人遗食则食，不遗食则茹草木而已。有慕道而造者，值于崖谷，羸形垢面，躬负薪樵，以为仆从而忽之，不知其为远也……。”其文末有赞言曰：“茆次构而尧堂疑于村舍，衣服恶而禹迹疑于野人，况释子以钵衲友身者耶。今时有侈服饰，置藏获，惟恐人之不知，而扬扬过闾者，亦可以少愧。”简短的几句话语，虽然不见有赞叹承远大师本人，但却能更鲜明地体现出承远大师的德行，使人顿生虔重恭敬之心。
此外，今人毛惕园居士编辑的《念佛法要》一书中以“苦行念佛”为题，介绍了承远大师示头陀行，修念佛法门的事迹。并希以大师为典范，使令学佛者依之效法，其文末结语说道：“土食恶衣，苦以消业也。余即施与，不着物以累心也。示人专念，生即侍佛，其自行专精，往生上品无疑也”。大凡了解承远大师示迹衡山苦行修道事迹的人，对此评述想必绝对是认同的。而承远大师那不可思议的“生即侍佛”的事相，是因庐山法照而为世人所知。庐山沙门法照与衡山承远素未谋面，然而法照于修念佛三昧时，一日于正定中神游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座下有著垢弊之衣而侍佛者，启问得知，乃衡山承远。法照出定后，心系此事，深生欣慕心，即便径涉衡峰，求见承远。寻至衡山所见景象宛契定中之境，得见承远大为欢喜，决定留在承远身边执弟子服，师事座下。这的确是因缘殊胜，难思难议。后来在承远的弟子中，就以法照最有成就。以承远大师那异乎常人的苦行与严谨的修持来看，仰慕其德来求法者纵然是成千上万，但真能随其左右学法受教者，必然为数不多，且能坚持不懈、勤学苦修者更是屈指可数。是以吕温在承远和尚碑中记云：“（承远）教中前后受法弟子百有余人，而全得戒珠，密传心印者，盖亦无几，比丘惠诠、知明、道侦、超然等，皆奥室之秀者”。这么说来，在吕温眼中，庐山法照当属“奥室之秀中秀”了。
法照在唐代宗时（公元763－779）被当朝皇帝诏入京都，封为国师，身居显位但内心恒念师恩，常于代宗前赞叹其师南岳衡山承远有至德。代宗因此尝想迎请承远入京教授佛法，但同时又考虑到以承远大师本具的至高德行，与他那以苦行念佛为至乐的修行生活来看，是很难诏其入京的。更何况，若是为尊重大修行者故，也是不应随便下诏以免扰动道人之心。于是只好在京城内，遥向南面衡山方向顶礼，以表虔诚敬重之心。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代宗后来还是下了诏旨，但那只是以承远大师常行般舟三昧故，赐号其常住道场为“般舟道场”而已。
承远大师尚在衡山修道，便有具缘人于清净佛土中，见其以垢衣侍佛。这么殊胜的事相，在净土同信中是少有的。由此可想而知，承远修持净土念佛法门的成就，已达到了甚深的境地。吕温碑文中说到的“恒于真际静见大身，花座踊于意田，宝月悬于眼界”，那仅是点述了承远大师初于“弥陀台”修行用功时所感的圣境。若以大师“六十余年，苦节真修，老而弥笃”的修持功夫来论，已臻何种境界，想必不是等闲之辈可以臆测或是言表的。清古吴悟开法师在编集净土祖师的传记时，对于三祖承远大师“生即侍佛”的奇异事迹，也作有评述说：“羸形垢面，尚在娑婆，而正定中人，已见侍佛侧矣。苟非潜修密证之功，曷臻乎此！呼，真不愧为莲宗祖师。”（见《莲宗正传》）。此论点的确精辟，所谓有如是因方有如是果，如果说不是有潜修密证的功夫，又怎能达到那种境界呢？作为莲宗祖师，承远当然受之无愧。
从现有的史料中，没有见到承远大师的著作。这可能和他专注实修不重理论著述有关。大凡祖师大德垂迹于世，化导众生，无外乎身教与言教二者，侧重于哪一面或是二者兼具则各有千秋。言教上的教导固然可以引导学佛者获知许多修行的理论，但以身作则的身教或许更显实效。以德感化示之以行，远比以言教化的作用更大。承远大师以自身为表率，作众生之模范。修般舟三昧之法，传净土念佛法门，以净宗祖师中特有的风范，树立净土行者光辉的形象。正如吕温所谓的：“不有舟梁，孰弘济度，匪因降级，莫践堂途，必有极力以持其善心。慧念以夺其浮想，不以身率，谁为教先，谁能弘之，则南岳大师其人也”！（见《南岳弥陀寺承远和尚碑》文存《吕衡州文集》第六）。柳宗元在《南岳弥陀和尚碑》中用“公之率众峻以容，公之立诚放其中”一语也道明了承远大师一贯都是以自己的真切修行体验至诚地来领众清修的，从中可以深深地体会到大师德行之高深。
承远大师一生中没有那种外表看来轰轰烈烈的弘化行动，也没有用以耀人的佛学著作以传后世，甚至临终往生时也仅对门人遗言：“国土空旷，各宜努力”这么一句话。他把佛教中有修有证的论点表现得完美无瑕。他用毕生的精力，通过自身的修持，证实净土法门的念佛往生净土之真实不虚，并以常人难以企及的苦修实证来摄受广大众生，同修净土法门，共赴莲池海会。这在净宗历史上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大师的事迹，将感召一代又一代的净宗修持者，使他们追随大师的足迹，为净土法门及整体佛法的弘传而前赴后继、精进不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