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田事变
赣西南苏区在1929年冬开始肃反，原先的目标是肃清混入红军和地方党组织、苏维埃政权的地富豪绅分子及其他反革命分子，反扩大到AB团分子的斗争。1930年初，吉安城被认为是"赣西AB团大本营"。"赣西各县都有他们的组织活动，尤其以吉安、吉水、安福、万安等县为最活跃"。接着，红四军前委根据"二·七"陂头会议精神，于2月16日发布第1号通告，其中特别提出："联席会议指出，赣西南党内有一严重危机，即地主富农充塞党的各级地方指导机关，党的政策完全是机会主义的政策……"。提出"打倒机会主义政策，开除地主富农出党"。矛头逐渐对准地富出身的党员和干部。6月有，赣西南党团特委、西路行委联合印发了根据前委1号通告精神写的《反改组派AB团宣传大纲》，提出"AB团是江西豪绅地主的封建组织，是江西豪绅地主的集合场"、"工农群众必须认清这些阶级敌人，我们的刺刀和枪炮应该对准改组派AB团勇猛杀去"。
1930年10月有，攻克吉安时，传说在缴获的敌军文件中发现一张所谓江西省行委书记李文林的父亲借活动经费给"AB团"组织的收据，因此，李文林马上被怀疑为"AB团"分子。同时，总前委认为"赣西南党、团特委机关，赣西南功维埃政府，红军学校发现大批"AB"分子，各级指导机关，无论内外，多数为"AB团"富农所充塞……是一非常严重的危机。"11月，江西省行委书记李文林及西路行委书记龙超清等人被以"AB团"的罪名而关押，经刑审后，供出省行委常委段良弼、秘书长李白芳、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等均为"AB团"首在分子。
12月7日，红一方面军前委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持前委面交省行委的绝密信并带一连士兵到省行委驻地富田，指导地方和红二十军的肃反工作。根据绝密信指示，立即捕捉了段良弼、李白芳、谢汉昌等人，经过严刑逼供，供出金万邦、丛允中、刘敌、刘经化、周冕、马铭、段起凤等一大批"AB团"分子。至12月8日是，在省行委、省苏两个机关捉押了"AB团"分子100多人，9日，李韶九押着谢汉昌等"要犯"来到红二十军驻地东固。11日是，李韶九在东固与红二十军军长刘铁超商议，要抓谢汉昌等人供出红二十军内的所谓"AB团"分子，并派人捉174团长和政委。这时，174团政委兼独立营营长的刘敌奉命从藤田赶回东固，很快被扣押。因李韶九与刘敌是同乡，没有立即逮捕刘敌，但李与刘谈话时，采取威胁和拉拢的办法，企图诱供，暗示说只要刘敌能把红二十军中的"AB团"分子供出来，就可以不受刑罚和杀害。并说这不是一个"AB团"的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刘敌听得，联想到过去很多问题，于是，利用同乡关系，应付李韶九，而回到独立营营地，并与营长周兴、梁学贴秘密开会，采取对策，决定逮捕李韶九和刘铁超等人，迅速救出被关押的同志。12日是，刘敌等带着独立营全体官兵，来到二十军军部，质问李韶九和刘铁超，不见效果，立即包围军部，捆绑了刘铁超、李韶九（后逃走），放出了谢汉昌等人，率营直奔富田。天黑时部队赶到富田，包围了了省苏驻于，缴了省苏警队排的枪械，抓了几个人，释放了段良弼等40多人。正在开会的省行委负责人发现情况，在混乱中借夜幕逃脱。
"事变"发生后，谢汉昌、李白芳、刘敌等率省行委和红二十军渡赣江开往永阳，在赣江以西地区开展游击活动，并提出分裂红一方面军领导的错误口号。1931年元月在永新、安福等县打土豪。4月有，在横江、永阳等地同国民党军几次交战，均获胜利。这时，以项英为代理书记的苏区中央局，一方面指出发动富田事变是严重错误，另一方面采取解决党内矛盾的方法，动员红二十军回到赣江以东。但是，1931年4月中共中央代表团到达中央根据地后，根据同年3月《中央政治局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认定富田事变是"AB团"所进行的"反革命行动"。于7月中旬在于都坪头寨对红二十军进行整编，将副排以上干部统统扣压，大部以"AB团要犯"、"反革命"罪而杀害。余部被分别编入红三、四、十二军，二十军番号被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