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堂语
简介十五世纪中叶在中国回族穆斯林中流行的伊斯兰教专用语言，或在寺院经堂教育中使用的伊斯兰教宗教术语。其基本语法结构和一般词汇属汉语，只是夹杂有大量的伊斯兰教语词，以词汇为例，可分为：
（1）阿拉伯语、波斯语的汉语译音，如“安拉乎”（主宰）、多斯提（朋友）；
（2）汉语的意译，如“定然”（命定）、“解明”（铨释）、“禄量”（滋养）等；
（3）借用佛、道等宗教术语，如“造化”、“参悟”、“本体”、“无常”等。这些词汇赋予伊斯兰教含义后，逐渐形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经堂语”。其语法基本运用汉语语法规则，但仍有一些特殊的组合现象：一是以词代句，而主语、宾语和定语一般用阿拉伯、波斯语词汇，如“腮拜卜不好”（即机会不好）、“动耐夫斯”（生气）、“撇申下来”（撇申礼拜后的时间）等。迄今，经堂语在回族穆斯林的日常生活中仍普遍流行。
经堂语的历史渊源经堂语依附于经堂教育。经堂语的历史也至少应该和经堂教育一样古老。然而，“明代以前，清真寺有无回文大学之设，无从查考”①，有文献资料可以证明的经堂教育创立时间是16世纪末。这个时间的确定完全依赖于中国回族经堂教育陕西学派的始祖胡登洲（公元1522～1597年）的生平资料。胡登洲，字明普，陕西咸阳市渭城人。据说他年近五句时曾客居北京，拜位来华的阿拉伯缠头叟为师，学习《母噶麻忒》等经典。既而归故里设帐讲学，是为回族经堂教育之溯。依此推论，则回族经堂教育的创立时间大约在16世纪70年代以后。经堂语的时间上限最晚也不会迟于这个时间。
如果单纯从语言特征的相似性角度来考察的话，回族经堂语的形成年代还应提前一步，进而与元代白话与明初语体文搭上界。为此，我们可以各选择一段经堂语和元明白话进行比较：“我凭着普慈今世、独慈后世的主的尊名起，感赞调养普世界的主，好结末是在一些行计较的人上。主的慈们与安宁，降在他的钦差穆罕默德与他的家眷一总上。在赞主、赞圣之后，祈望主在两世里边给你吉庆者。你知道这件事情者，这本其他布，是解明修伊斯俩目的根脚。包含五个模干狄卖，作为五门十四篇。”（私刻《尔图德汉译精华全册》，以下简称《尔》)。
至元二十三年四月二十三日中书省奏过事内一件：“系官的库里仓里钱物，偷了来的，少了来的，拿着底人多有。钱赔不起呵，他底田产、人口、头匹的，不拣甚么，准折属官。地不勾呵，保人根底交赂者。更不匀呵，本人根底交配役，他每工钱算着，那钱数到呵，放呵。怎生？”么道来，奏呵。“交保人每赔底，知它怎生有？然那般，依着您的言语者。偷了钱物来的贼每根底不合放”②。
这两段话的语言风格十分相似。比如，其中的祈使句均用语气词“者”（又作“着”，宋元．通用）字来煞尾。所不同的是前者译自阿拉伯语经典，其中夹杂着阿拉伯语的语汇，如“其他布”（经典）、“伊斯俩目”（伊斯兰教）等，后者却是蒙古语的直译休，其中出现了“么道”（“说着，这样说着”的意思，用于句末，略如古代汉语的“云”）这样的蒙古语词。如果详加分析前段经堂语的词汇，就可以发现除语气词“者”以外，还有好几个词都与元明语汇大有干系，如：
结末：结果。《刘知远诸宫调》十一“四方国柄我权握……有印后为安抚，无印后怎结末？”
一总：总共，所有的。《薛仁贵》一折：“当日三箭定了天山，杀退摩利支，都是我薛仁贵的功劳也。则不这件，一总过海平辽，有四十五件大功，都被张士贵赖了。”
根脚：基础、底子。又引申为出身。《朱子语类辑略》：“贾谊之学杂……然终是有纵横之习。缘他根脚只是从战国中来故也。”《元朝秘史》：“拾得个小儿，鼻上带一个金圈子……何颜会说：‘必是个好根脚人的儿子。’”
但是，有几种因素使我们不能够遽下断语，认定经堂语的形成年代在元末明初。一是语言的渐变性。语言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变化，但语言的发展变化却是渐进的，不可能在很短时间内完成。从元末明初至文献资料可以证明的经堂语形成年代约有不足200年的历史，要在这不足200年的历史中给语言划一个比较严格的分水线这是很困难的。其次，是汉语发展史中始终存在的文言与白话的对立。《三国演义》、《三遂平妖传》和《水浒传》的作者都与罗贯中有关，但其语言风格歧有不同。《水浒传》是明快流利的明初口语，而《三国演义》中却夹杂着大量的文言成分。二者所反映的口语成分比例不可同日而语。一般来说，这时的白话文作品更多保留了宋元白话的语言成分。经堂语是一种讲经语言，它的性质决定了它只能是道地的口语。因而，我们在论述经堂语直接发端于元代或明初口语，但也不能仅仅由此而排除它或者是在保留元明语言成分的后来的某种方言的基础上形成这一可能。
这样的论述并非毫无意义。以此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考虑语言的渐变性特点，还是口语文保留更多宋元语言成分的因素，经堂语的语言年代可以有约200年这样一个较长的时间跨度。这一结论对考察经堂教育的起源将不无裨益。如果我们有办法证明经堂教育起源于元或明初，进而推断经堂语的源头是元末明初口语，在经堂语的语言特征上，这是可以允许的。
事实上，有很多迹象表明，胡登洲并不是经堂教育的创始者，而是经堂教育的承继者和集大成者。刘迎胜先生分析了元明回回语言文字学后认为：“从目前的资料分析，中国的穆斯林语言文字学兴起于元代，明代胡登洲的经堂教育应该是明初官办穆斯林语文教育的继承和发展。”③他用这样的图式来表示这种继承关系：唐代，波斯移民和中国摩尼教教徒中的中古伊朗语、波斯语教育一元代，“回回国子学”和“回回国子监”的回回语文教习一明代，“四夷馆”和“会同馆”中的“回回馆”的波斯语教明末胡登洲开始的经堂教育④。
除了文献资料外，我们可以从经堂语本身再提出两点证据，来支持回族经堂教育发源于元明穆斯林语言文字之学的推断。其一，是经堂语的“通语”或“准通语”性质。众所周知，汉语言的基本特点是地异言殊。依照方言的内部特点可以将全国的方言划分为北方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粤方言和闽方言属七大方言区。方言区之下又有次方言区，如北方方言又可划分为北方官话、西北方言、西南方言和江淮方言四个次方言区。虽然如此，各次方言区内部仍然存在着不小的分歧。回族居住大分散、小集中，遍布全国，其交际语言也与当地方言大略一致。经堂语言随回族的居住特点而存在于各个方言区内，但除了各方言区经堂语在语音上的差别以外，其词汇、语法结构具有明显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说明经堂语在回族经堂教育中具有某种“通语”或“准通语”的性质。 经堂语的创始人如果是胡登洲，我们很难设想这种相沿已久的经堂语只是由于他个人的努力提倡而通行全国，这是很难理解的。
仔细分析经堂语的译文风格，就会发现它与元明时期的译文风格十分相近。元明时期的翻译作品我们可以翻检其内容大都是译自元代蒙古语的公牍的《元代白话碑》碑文、元贯云石所作《新刊全相成斋孝经直解》以及明初洪武年间译成汉语的《元朝秘史》等语言材料来加以研究。如《孝经直解》：原文子日先王有至德要道复坐吾语汝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直解孔子说在先的圣人有至好的德、紧要的道理。你再坐地，我说与你身体、头发、皮肤，从父母生的，好生爱惜者，休教伤损者，么道。阿的是孝道的为头儿合行的勾当有。 再来看一下经堂语的语言：
“圣人每一位是本光阴至贵的，至有智慧的，禀性至好的。”
“归信好与歹的定夺一总是主的造化与板代的营干。”
“你们的每一位可亦喜这件事。”
“他吃他的死弟兄的肉，既然如此，你们僧恶他者。”
元明两代的政府机构中都设有从事包括回回语言文字学教习、研究的机构。元代有“回回国子学”和“回回国子监”；明代在“四夷馆”和“会同馆”中专设“回回馆”，流传至今的《回回馆译语》和《回回馆杂字》即其成果之一。考虑到回族经堂教育与元明官办穆斯林语文教学的继承关系，揆诸经堂语的语言实际，我们可以推断：中国回族经堂教育中使用的这种经堂语，其实发源于当时通用的翻译语言——无论是外种语言（如蒙古语）还是古代汉语经籍，在翻译成白话文时均采用的一种较统一的语体。回族的先民在译解阿拉伯语或波斯语的经典时，也概不例外地仿效、采用了这种口语文。这种翻译语言人所共用，具有“权威性”或“通用”的地位。因此才很容易为全国教胞所接受。当然，在其流行过程中，或许有胡氏的提倡之力。 二、经堂语的词汇构成
语言的构成成分是语音、语法和词汇三要素，我们这里只选择其中最后的一项进行探讨，并非经堂语音的语言和语法没有研究的价值，而是因为：（一）关于经堂语的语音。正如上言，经堂语的语音是与全国各方言区的语音特点相一致的。一个北京牛街的阿訇和一个银川的阿訇讲同一部经典，前者使用道地的北京口语，而后者却操兰银官话的腔调。各地经堂教育中曾使用过一种叫叫。“儿锦”（“消经”）的拼音文字，即用阿拉伯字母来拼写汉语，但这种拼音文字却按照各自的方音各自为政地拼写，未能象汉语拼音那样全国统一，正是这种南北音殊所造成的直接后果；而关于经堂语由大量借用阿拉伯语、波斯语词汇而吸收了阿拉伯语、波斯语语音这一特点，我们在下面的讨论中将有论述。（二）关于经学语的语法特点。这一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研究。一是经堂语由于借用阿拉伯语、波斯语词汇以及受阿拉伯语语法的影响，而形成的独特的语法现象，如“汉语动词十阿拉伯语／波斯语名词”的动宾结构（做乃麻子、做都哇）、“汉语修饰语十阿拉伯语／波斯语被修饰语”的偏正结构（汉其他布）等。对于这一问题近人已多有涉及，故在此不再作更多的论述。其次是经堂语的语法还保留了元明白话的语法特点，如：
（l）“他命一个押，到在某一棵树的跟前……”（《尔》）25页）。
（2）“一日圣人过在一个坟茔里边，站在两个坟头上……”（《尔》41页）。
（3）“嗣后给衙埋台的日子有了，命令到在天堂的人上”（《尔））78页）。
（4）“牛羊驼雀鸦鸽白翎斑鸠等，从器皿上议了，不把水转的秽污……大小净皆使的”（《尔》41页）。
（1）（2）（3）例中“趋向动词／移动动词十‘在’字构成的处所补语”和例（a）“否定词十‘把’字结构十‘得’字补语”（“的”、“得”近代汉语通用），这都是显明的宋元明语言特点，对这种现象的研究，一定会给本文第一部分的结论提供佐证。由于语言材料不足的限制，我们拟在以后专文讨论。
我们在此重点讨论经堂语的词汇构成。经堂语词汇的主要特点是汉语词汇中夹杂着数量不少的外来词。外来词的主要来源是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形成这一特点的因素主要是经堂语的宗教语言性质，另外，还有可能是回族先民所操母语（阿拉伯语或波斯语）词汇的底层遗留。比如：
阿拉伯语： 克若买提（奇迹）、阿黑惹提（后世）、古若阿尼（《古兰经》）、尼卡豪（婚礼）、格阿麦提（后世）、舍希德（殉教者）、色哇布（感谢）、而来麻乙（学者）。
波斯语：
阿布代斯（小净）、得斯塔日（缠头巾）、朵斯达尼（教友）、朱子德（犹太教）、阿匐（教师）、杜什蛮（敌人）、阿斯麻尼（天空）、邦达（晨礼）。
这种阿拉伯语、波斯语借词有十分广泛的文化学研究角度。比如，可以用语言统计学的方法测算出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词汇的百分比，以此给回族族源、回族伊斯兰教的传播来源提出语言学上的证据。其次是可以通过词汇的分类研究，探讨隐于其后的文化、历史内涵。象借用波斯语的“阿斯麻尼”来表示“天”，这并不是平凡而随意的举措。汉文化中常用“天”来对译伊斯兰教的“真主”，唐杜环《经行记》：“其大食法者，不食猪、狗、驴、马等内，不拜国王父母之尊，不信鬼神，祀天而已。”这一理解是不能够被伊斯兰教所接受的。明詹应鹏《群书汇辑释疑跋》：“其教专以事天为本，而无像。无像诚是也，第以为天则非也。盖所事者宰乎天地万物之主，惟古故无像也。若日天，天即有像矣。有像者，皆真主之所造，吾教事主之外，凡一切所造之物，俱不事焉。故日事主非事天也。”这一段话对“天”与“真主”的本质区别辨析甚明。为避兔混同，对汉语一般意义上的“天”也采取了摒弃的方法。
从纯语言学的角度昏，值得认真分析的是这种对阿拉伯语／波斯语词汇的借用方式。汉语借用外来词的方式一般有三种，（1）译音：把别的语言中的词连音带义一并接受过来，如：坦克＜英语tank,苏打＜英语soda，弥撒＜拉丁语。issa;（2）仿译（或日“摹借”）：保留外语词的形态结构和内部形式，用自己语言的材料逐词（词素）翻译过来。如：马力＜英语horse—Power（horse：马，Power：力），蜜月＜英语honeymoon（honey：蜜，moon：月）（3）形译：这是汉语借用日语词的一种特殊现象。由于日语常采用汉字来书写词语，并且经常用汉语词素来构成新词，汉语借用这些词时就连形带义搬过来，如“破产”（basan）、“手续”（tetsuzuki）等。
经堂语中的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借词可以和前（1）（2）种借用方式相比较。汉语借用外来词时，受制于汉语词汇的音节特点（还可能有汉字的特性）、尽量采用优译的方法，比如英语。比。地传到法语基原封不动，仍是football，传到俄语中一依其旧，是￠yT6O。，只不过改用了斯拉夫字母。而汉语却仿译成“足球”（fOOt：足或脚，ball:球）。对于译音词，也尽量调整其音节结构，如romantic，旧译“罗曼谛克”，现通译“浪漫”，个别地方作“罗曼”，如“罗曼史”，指“恋爱史”。只有这样，才能从音节构造、词形方面显出“象”汉语来，达到与汉语完全同化的效果。
经堂语的阿拉伯语、波斯语借词，看来是完全采用原来的音节构造，而不考虑汉语音节的特点。换言之，经堂语在借用阿拉伯语、波斯语词汇时，首先考虑的是它象不象原语言的形式，至于它是否象汉语，那是非常次要的。甚而，在用汉字译写借词时，还努力保留原有的发音，比如，在笔者所研究的私刻《尔图德汉译精华全册》中，译者用给汉字加“口”字部的办法来译写阿拉伯话的语音。这种译借方式的形成，没有语言规划所施加的影响因素，因而反映了译借者心理上对阿拉伯语、波斯语的亲近感及其力图保持其宗教不被汉化的强烈愿望。 保持借词原有语音，无可避免地带来经堂语中存在着阿拉伯语、波斯语的语音的情况。这一特点颇类于东干语，东干语中由于借用俄语词汇而出现了俄语的/p/音。经堂语中有阿拉伯语的la音，这是很容易发现阶事实。
经堂语的汉语词汇构成值得注意的是：
（一）宋元明口语，例举如下。
但：凡，所有的。《尔》17页：“知道一吗尼的规矩断法是至关紧要的。要是一个人，他不知道，但是他干的乃吗子、掳则、在卡台、汗折．一总使不的。”——《玉镜台》一折：“则见脂粉馨香，环佩丁当，藕丝嫩新织仙裳，但风流都在他身上。”
使不得：不能，不可以。《尔》65页：“假若把一处宅子或十个银钱在两个富贵的人上散了甩得盖他使不的。”——《京本通俗小说·志诚张主管》：“使不得。第一，家中母亲严谨；第二，道不得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断然使不得！”
总然：纵然，即使。《尔》18页：“有阿各立的妇人……人断她从丈夫上离开，临近在她上是哈啦木，总然她的尼卡哈在这个之前凭着已思俩木明显的塞拜布是真正的罢。”——《风光好》三折：“总然你富才华，高名分，谁不爱翠袖红裙。”又《快嘴李翠莲记》；“待我留些整齐的，三朝点茶请姨娘。总然亲戚吃不了，剩与公婆慢慢（口童）。”
营干；作为。《尔》29页：“又明归信好与歹的定夺，一总是主的造化与板代的营干。”按；宋元白话的“营干”意为“办事”。如《东京梦华录》卷三：“至三更，方有提瓶卖茶者。盖都人公私营干，夜深方归也。”
样：量词，相当于“种”。《尔》32页：“随俗有两样，有真正的随俗，有坏随俗。”——《鹤林玉露》卷三：“今也有一样古钱，其文日‘半两’，无轮廓，医方中用以为药。”
搭救：拯救。《尔》74页；“要是一个人在时候的临尾入在乃吗子里边，就在那个时候，一个母思林在水里边受淹了，可读割断乃吗子，从滩上搭救他。”——《朱砂担》二折：“苦奔波，枉任生受，有谁人肯搭救。”
定然：真主安排好的。来源于宋元语言“定然”，意为“必定”。如柳永《长寿乐》词：“对天颜咫尺，定然魁甲登高第，待凭时，等着回来贺喜。”
打算：宋元语言中意为“结算”，进入经堂语后，指教徒去世后，天仙要计其行为之好歹而发落。《元史·刘秉忠传上》：“今直打算官民所欠债负，若实为应当差发所借，宜……一本一利，官司归还。”
好共歹：无论如何。《破窑记》一折：“您孩儿受的苦，好共歹我嫁他！”
干办：功修。来源于宋元语言“干办”，意为“处理、办理”。如《古今小说》卷三十六：“便教周五郎周宣，将带一行做公的会郑州干办宋四。，
的实：确实。《尔》22页：“乃吗子是教门的柱子，他立站他的人，的实他立站了教门了。”──《赚蒯通》二折：“今日个萧何问及施谋智，黑洞洞不知一个的实。”
（二）其他宗教用语。经堂语为表达需要，还借用佛教、儒教及其它宗教的用语。如“无常”，意为“死亡”，常含有避讳的感情色彩。唐代俗文中多见这个词，一是表示“无常鬼”，传说中可以勾走人魂。敦煌歌辞《禅门十二时》：“人身犹如水上泡，无常煞鬼忽然至。”王梵志诗：“无常煞鬼至，火急被追催。”另一个意思是典型的佛教用语，来源于梵文意译。佛教认为世间一切事物，都处生起、变异、坏灭之中，迁流不息，绝无常在，谓之无常。《弘明集》卷一三引晋邦超《奉法要》：“少长殊形，陵谷易处，谓之无常。”王梵志诗：“来如尘暂起，去如一坠风。来去无形影，变见急匆匆。不见无常急，业道自迎君。何处有真实，还凑入杏冥。”表示“死亡”意义的“无常”，恐怕与这两个用法都有关系。还如“参悟”，这个词无疑出自佛家“参禅悟道”之类的语汇。
嫁接佛教用语比较巧妙的是“归真”一词。《释氏要览》下《送终·初亡》：“释氏死谓涅盘、圆寂、归真、归寂、天度、迁化、顺世，皆一义也。”可知“归真”本是佛家对人死的别称。梁任防《述异记》云；“卢府君墓在馆陶县南二十里，不知何代，铭日：‘卢府君归真之室。’”进入经堂语后，它的意思虽仍然表示“死亡”，但其语意内涵却是“从真主那儿来，仍回到真主那儿去”。象“归真”这类完全伊斯兰教化了的词在经堂语中的可接受性（acceptable）是毫无问题的。相反，象“参悟”之类仍明显带有佛教色彩的语汇，其可接受性却较差。如“出家”一词，马通先生在《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臾略》一书中曾提到大拱北嘎的忍耶教徒“认为此名与佛教相混淆，而表示反感”。语言要表达思想，对佛教语汇的排斤反映了回族伊斯兰教对佛教因素渗入的戒备和提防。
与佛教语汇的受排斥这一情况形成显明对比，儒教语汇在经堂语中具有较强的可接受性。象“君臣”、“父子”、“孝道”之类的术语，在经堂语中俯拾可得。这一点，我们很容易从伊斯兰教对待儒教的态度上得出解释。清何汉敬叙《正教真诠》云：“独清真一教，其说本于天，而理宗于一，与吾儒大相表里……其教亦不废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之序，而洁己好施，更广吾儒所不足。”《正教真诠·开言》：“吾教大者在钦崇天道，而忠信孝友略与儒者同。”究其实，语言上的这种可接受性，是伊斯兰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向本土文化倾斜的表现。
值得注意的是经堂语汉语词汇的伊斯兰教化问题。在以上的论述中我们已经看到，无论是宋元语汇还是佛儒用语，一经进入经堂语后，便大都被赋予了伊斯兰教的内容，语意也产生了变化。有些词如果仍按照汉语言，经堂语中的词汇在经伊斯兰教化以后，负载着深层的文化积淀。如果在研究著作中，我们使用着译写混乱的术语，桀误百的语汇，在科学研究中这至少是不严谨的，更逞论究明真谛、探微索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