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琅
概述施琅，字尊候，号琢公，清初著名将领。施琅降清后被任命为清军同安副将，不久又被提升为同安总兵，福建水师提督，先后率师驻守同安，海澄，厦门，参与清军对郑军的进攻和招抚。由于“施琅背郑降清”，施琅是一个颇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人们对他的认识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存在分歧。
基本信息栏中文名：施琅出生地：福建晋江
出生日期：
1621年(天启元年)
逝世日期：
1696年(康熙三十五年)
职业：
军人
活动年代：
清朝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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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生平综述收复台湾为官之道争议人物反方正方相关评价一、性格直率二、自信与积极进取三、性格沉稳四、任人唯贤五、小结相关文献
人物生平综述
施琅，祖籍河南省固始县方集镇。早年，他是郑芝龙的部将，1646年(顺治三年)随郑芝龙降清。由于郑成功的招揽，入海加入郑成功的抗清队伍，成为郑成功部下最为年少、知兵 、善战的得力骁将。[5]
施琅1651年随郑下广东南澳勤王。后因与郑战略“舍水就陆，以剽掠筹集军饷”的做法提出反对意见，郑成功很不高兴，削施兵权，令施琅以闲假人员返回厦门，时遇清军马得功偷袭厦门，守厦主将郑芝莞惊慌弃城溃逃，时施琅亲率身边六十余人主动抵抗，勇不可挡，杀死清军马得功弟，马得功差点被活擒，率残兵败将仓惶逃离厦门。时在南澳的郑成功见军心动摇，继续南下已不可能，只好回师厦门。郑召集抵抗将领一概重赏，唯独对“假回闲员”施琅奋勇抗敌只字未提，只赏纹银二百了事，先前施琅左先锋兵权也未恢复其职，个中诸多缘由引起施对郑不满情绪，恰在此时，施琅一位亲兵曾德犯了死罪而逃匿于郑成功处，并被提拔为亲随。施琅抓回曾德，准备治罪。郑闻讯急派人传达命令，施琅不得杀曾德。施琅曰：“法令，琅是不敢违背的，犯法的人怎能逃脱责任？”接着他下令杀了曾德。
施琅杀犯法亲兵曾德再次触怒了郑成功，由此施郑矛盾升级，郑遂下令逮捕施琅父子三人。后来，施琅用计逃脱，郑成功大怒即杀施父大宣及其弟施显。施琅被迫降清，先任同安副将，继任同安总兵，1662年升任福建水师提督，后平定台湾，顺利招抚郑氏集团。并上疏清廷将台湾纳入中华版图。终于得到康熙皇帝支持。
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施琅率军平台，之后，他积极呼吁清廷在台湾屯兵驻守，力主保台固疆。他为祖国的完整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受到广泛的赞誉，但也为一些反清人士所诟病。对施琅的评价是一个海内外史学界较有争议的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史学观点的不同。
收复台湾
1683年（清康熙二十二年）6月，奉旨收复台湾，统帅福建舟师迅速攻取澎湖，尔后，利用有利的态势，主动、积极地招抚台湾郑氏集团，促使郑氏集团放弃抵抗而就抚。台湾本岛不战而下。
其时，清廷内部对台湾地位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是否留台存在争议。施琅上疏力主留台卫台。在分管兵部的清朝东阁大学士（宰相）潘湖叟黄锡衮的支持下，施琅（乃分管兵部的内阁大臣潘湖叟黄锡衮的妹夫）的意见打动了康熙帝和朝中大臣，清廷终于决定在台湾设府县管理，屯兵戍守。此后，台湾在甲午战后曾被日本侵占五十年，二战后于1945年光复。
郑经接替郑成功后，由于内部陈永华（郑克臧岳父）和冯锡范（郑克塽岳父）发生内讧。病中的郑经把政务交由长子郑克臧处理，克臧聪明能干，做事井井有条，从来没有过失，也很受郑经的宠爱和信任。郑经病逝后，冯锡范毒死郑克臧，立11岁的傀儡郑克塽为延平王，冯锡范专横，贪赃枉法，大失人心。
1664年施琅由于建议，清朝派他率兵攻取金厦新胜，预备“进攻澎湖，直捣台湾”，称为“四海归一，边民无患”。
1667年，孔元章赴台招抚失败后，施琅即上《边患宜靖疏》，次年又写《尽陈所见疏》，强调“从来顺抚逆剿，大关国体”，不能容许郑经等人顽抗，盘踞台湾，而把五省边海地方划为界外，使“赋税缺减，民困日蹙”；必须速讨平台湾，以裁防兵，益广地方，增加赋税，俾“民生得宁，边疆永安”。他分析双方的力量，指出台湾“兵计不满二万之从，船兵大小不上二百号”，他们之所以能占据台湾，实赖汪洋大海为之禁锢。而福建“水师官兵共有一万有奇，经制陆师及投诚官兵为数不少”，只要从中挑选劲旅二万，足平台湾。他主张剿抚兼施，从速出兵征台，以免“养痈为患”。施琅这一主张，受到以鳌拜为首的中央保守势力的攻击，以“海洋险远，风涛莫测，驰驱制胜，计难万全”为借口，把他的建议压下来。施琅的议谏被束之高阁，甚至裁其水师之职，留京宿卫，长达13年，但他仍然矢志复台报仇，实现自己的意愿。在京之日，他注视福建沿海动向，悉心研究风潮信候，“日夜磨心熟筹”，以俟朝廷起用。
1682年（康熙二十一年）10月，清政府平定了“三藩”之乱后，施琅终于在李光地等大臣的力荐下，复任福建水师提督之职，加太子少保衔。他回到厦门后，便“日以继夜，废寐忘食，一面整船，一面练兵，兼工制造器械，躬亲挑选整搠”，历时数月，使原来“全无头绪”的水师“船坚兵练，事事全备”。
1683年6月14日，施琅督率水军由铜山出发，很快攻克了郑氏集团在澎湖的守军刘国轩部，此后，施琅又一面加紧军事行动，一面对占据台湾的郑氏集团施以招抚。在施琅大军压境之下，郑克塽茫然的说：“人心风鹤，守则有变；士卒疮痍，战则难料。还是应当请降，以免今后追悔莫及。”郑克塽毕竟是聪明的，听从了刘国轩的劝告。
8月13日，施琅率领舟师到达台湾，刘国轩等带领文武官员军前往迎接。施琅入台之后，自往祭郑成功之庙，对郑氏父子经营台湾的功绩作了高度的评价，并称收复台湾是为国为民尽职，对郑成功毫无怨仇。（原祭郑成功文：自同安侯入台，台地始有居民。逮赐姓启土，世为岩疆，莫可谁何。今琅赖天子威灵，将帅之力，克有兹土，不辞灭国之诛，所以忠朝廷而报父兄之职分也。独琅起卒伍，于赐姓有鱼水之欢，中间微嫌，酿成大戾。琅与赐姓，剪为仇敌，情犹臣主。芦中穷士，义所不为。公义私恩，如是则已。“祭毕，施琅哽不成声，热泪纵横。郑氏官兵和台湾百姓深受感动。赞扬施琅胸襟宽广，能以大局为重。冷静处理公义私怨的关系，远非春秋时期的伍子胥所能比拟）。
为官之道
收复台湾后，清廷有不少大臣主张弃台迁界，施琅对此坚决反对。他说：“自古帝王致汉，得一土则守一土，安可以既得之封疆而复割弃？”直到1683年他率兵占领台湾后再“请于朝”，沿海迁民才“悉复其业”。于是被弃的民田“渐次垦辟”，从福建到广东，沿海“禾麦”，“一望良畴”。人民无限感激施琅，都异口同声地说：“台湾未平，此皆界外荒区。平后，而荒烟野草复为绿畦黄茂，圮墙垣复为华堂雕桷。微将军平海，吾等无以安全于永久也。”施琅复台捷报抵京时，正值中秋佳节。康熙看到全国最后一块地方势力抵抗根据地终于平定了，喜不自胜，即解所御龙袍驰赐，亲制褒章嘉许，封施琅为靖海侯，世袭罔替，令其永镇福建水师，“锁钥天南”。1697年（康熙三十六年），施琅卒于住所，葬在惠安黄塘虎窟。此时康熙帝御旨追加赠太子少傅，谥襄壮，命官3次谕祭，并于泉州府学前建祠祀之。其是，“两岛八闽皆顷德”，纷纷为之树碑扬誉。十九都有“靖海侯”坊，阳义辅立康熙制诗句“上将能宣力，南纪尽风流”，同安等地立“绩光铜柱”、“泽普南天”、“勋高大树”、“泽沛甘棠”等碑坊，表彰施琅的丰功伟绩。[1]
争议人物反方
施琅是明之贰臣而非英雄。就当时情势论，明是夏清是夷，明是中国正朔所在清是外逆，故施琅降清于文化上是弃夏归夷，于政治上是明正统之叛臣，施琅与郑氏恩怨不能成为其降清托词。施琅大节既亏，身名瓦裂，不管降清后有何功绩，士大夫名节已坏，余事皆不足论。儒家不以成败论英雄，若施琅是英雄，其如蕺山一堂师友自裁殉国何？夫子不与以德报怨，其理正与此同。至于施琅统一台湾，实与文不与而如其仁。虽然，又岂可因之而洗却贰臣污名耶！
正方
（一）气节道德。明之贰臣，虽然可以说气节有亏，谈不上不光彩，但是，因此就不对其一生行事做具体分析而全盘否定其人，不能说是历史主义。毛泽东说自己一生干了打败蒋介石、发动文化大革命两件事，后人以三七开论功过。“士大夫名节已坏，余事皆不足论”不仅是理论上的极端道德主义，也是方法论上粗暴的简单化。在此基础上引出“蕺山一堂师友自裁殉国”并立为圭臬，更是脱离实际。蕺山固然可赞可叹，但用来作为一般标准，则不免陈义过高，责人太苛。即以明末三大儒论，船山隐逸，自不能比；默许学生子弟入朝为官修史的顾、黄更是污名难洗。以信仰审判历史，结果只会导致历史虚无主义――“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没有一日得行天地之间”的历史，岂非万古长夜？实事求是的说，施琅不会因收复台湾的功业而成为道德上的圣贤，也不应因降清（且不说背景复杂）的品格污点而动摇其作为国家功臣的地位。
（二）再说夷夏之辨。首先是语境不同。满汉之争跟历史上的“中原逐鹿”一样，是权力之争，文化的意义倒在其次，这在后来的有关政策中表现得十分清楚。众所周知，孔子的理想是王道和礼治。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以社会秩序代政府秩序，以文化组织代政治组织。由于其思想体系中没有也不可能有近代国家概念，强调突出文化的边界意义是自然的、必要的。各部族之间的征战自然会产生各民族的英雄传奇，它的历史意义是不朽的，其精神也具有普遍的道德意义。但是，作为居于主干地位的汉族，在处理这些历史人物时显然需要更多的细心和谨慎；具体到在面对施琅平台这一个案的时候，显然更应该把版图、利益这样的概念放在思考的首位。[2]
相关评价论施琅性格
施琅是一个颇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人们对他的认识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存在分歧的原因主要是历史观问题即如何看待施琅背郑降清一事。
一、性格直率
施琅性格直率，不喜说谎，不爱玩弄花招，见到错误便要指出，即使会因而得罪上级。施琅这种个人性格在郑成功军中之时表现的最为突出。
(1)顺治六年（1649年）十一月，郑成功的军队进驻广东潮州，据施德馨《襄壮公传》载：“会以粮匮，议剽掠粤中，公（施琅）正言以阻”
(2)《八旗通志·施琅传》亦载：“今以粮匮，议剽掠广东，琅正言阻之，拂其（郑成功）意”
(3)在施琅看来，剽掠广东乃不义之举，施琅受其家风影响，为人正义感较强。史料记载其祖父“玉溪公性淳朴，乐善好施。明季之乱，常有浮尸漂泊海滨，公每见，辄捐赀，募众率子弟往埋之……妣一品夫人许氏尤好施与赈穷困”，其父大宣“负志激昂，无卑琐气”，“以尚义持正、乐善好施，声著乡闾”
(4)施琅乃孝悌之人，不会不受祖、父辈的影响。另外，施琅“治军严整”，向来反对官兵侵犯人民利益。因而，施琅正言阻止郑成功剽掠广东，并引起了郑成功的不满。可见施琅为人正直、性格直率。
总之，史料记载施琅为人直率、性格耿直之处甚多，通过相关阐述不难发现了一个正直的施琅，这种性格的形成与施琅所处的历史环境及其家风的影响有关。由此去理解施琅与郑成功的关系。
施琅为人直率、直言不讳，且有时做事不顾上级的颜面，易于冲动等性格是导致施、郑关系由“鱼水之欢”至“酿成大戾”的一个重要因素。当然，这其中亦与郑成功为人“英迈果断有余，而豁达恢宏不足，一生遇事容易冲动发怒”及“用法严峻、果于诛杀”等因素有关。
二、自信与积极进取
施琅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祖父时家境较为宽裕，至父大宣时始衰落，但大宣“尚义持正，乐善好施”，故“声著乡闾”。施琅生得“颐广额宽”，大宣以为是贵人相，心中暗喜，严加管教，“授经课督益无虚日”，希冀施琅日后成为公侯将相。另据载，“（施琅）将诞，母太夫人洪有神授宝光之梦，觉而异之，遂生公……里有神宇曰‘定光庵’，公垂髫诣神稽首，仿佛见神灵随之拜起，公亦默以自异”，少年时代的施琅“学书未成，弃而学剑。从其师习战阵击刺诸技，于兵法无不兼精，遂智勇为万人敌”。可见施琅从小便被父母寄予厚望，在施琅家人及施琅心中都存在这样一种观念即施琅绝非普通之人，乃是日后的公候将相，加之“于兵法无不兼精”，故而促使施琅充满自信心。综观施琅一生行事，无不透露出自信的性格，兹举数例以证之：施琅在京师担任内大臣之时“时来（李光地处）说他的本事，海上可平”。三藩乱起，施琅“疏论寇可灭状，因诣阙痛切陈之”，并在《为尽陈台湾剿抚可平机宜事》本中说：“臣知己知彼，料敌颇审，率节制之师，贾勇用命，可取万全之胜”。三藩乱后，康熙议取台湾，“公（施琅）从容拜稽首，具陈‘臣料其一二师，虽号桀骜，以臣视之，直狐鼠耳，当非臣敌也’。因度己度彼，指掌条奏甚悉”，这是施琅自信的表现，且其作此言论是建立在度已度彼的基础之上。另外在征台之时，施琅屡次上书请求“专征权”，固然有各方面的原因，但也绝对可视为施琅自信的表现。获取专征权绝非易事，一旦失事，需承担巨大责任，施琅对此应该是心知肚明的。
施琅出生即具富贵之相，且伴有灵异之事，这刺激了施琅使其极富自信心，时直“明乱，故杖策从戎”，欲“大有为”而“著勋名于千古”，因而施琅进取心极强。施琅十七岁便从军，每战必身先士卒，累立战功，在郑芝龙军中之时既已“挥戈一指，贼亡魂溃散。先后廓清山寨三百余所”。在郑成功军中，楼橹、旗帜、伍阵相离之法等，“皆琅启之”，被郑成功任为“左先锋”。施琅在京师担任内大臣之时，并没有意志消沉或甘于职位爵禄而失去进取之心，依然以收复台湾为己任，积极结交朋友宣传自己的平台方略，为出征台湾作积极准备。“公（施琅）时以内大臣奉朝请，即慨然有澄清之志。每篙目时艰，歔欷扼腕，声泪俱下”，在京闽籍士大夫经常拜访施琅，请教平海方略，施琅“指画明悉，凡征战机宜，以及绝岛巨浸、险阻厄塞之处，如列诸掌”，施琅的同乡曾炳说：“公（施琅）既留宿卫，逆知鲸穴未捣，终当为边患，寝食燕处，未尝一日忘歼贼也”。另外，施琅为内大臣十余年，“尝于朝退休闲，翻阅历代二十一史，鉴古今成败及名臣言行可法者，一一具志诸胸中”。与此可见施琅进取心之强，而在京担任内大臣的十三年则很明显是施琅性格走向成熟的时期，对比施琅在此前后的所作所为，便可轻易发现这个事实，兹不赘述。
总之，施琅在自身体质、气质基础上和明末荡乱的历史环境下形成了富有自信心和进取心的个人性格。这一性格促使施琅奋发有为、屡立战功，及后来形成收复台湾的坚定决心，并为收复台湾作不懈的努力，不畏险阻、积极进取。
三、性格沉稳
通过前文的分析，施琅性格直率，充满自信，富有进取心。其实，施琅性格亦甚沉稳，考虑问题谨慎、周到，不急功近利、鲁莽从事。
康熙尝谓施琅“粗鲁武夫，未尝学问”，然考察施琅的行为事迹，事实并非如此。举二三例以证之：
（1）康熙二年（1663年），施琅取得袭取厦门的“专征权”，但没过几天，他又说：“当应与该王、公、督、提各臣同心协力，进取厦门，方为妥协”，原来“逆贼定已探知我师欲取厦门”。可见，施琅虽然急于建功立业，但他又能够审时度势，不鲁莽从事。
（2）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施琅率兵取得澎湖大捷，且看他是如何处置郑军俘虏的，“所获水军创残八百人，给以糜粥、酒胾，遣医为裹伤傅药。召见之曰：‘若等欲归乎？’皆叩头言：‘逆天宜死，得不死足矣，安望归。’琅曰：‘不然，汝一军尽没，父母妻子必谓汝等已死，日夜悲汝。余纵汝归，复见父母妻子，宁不甚乐！朝廷至仁如天，不得已而用兵。降即赦之耳，汝今归，为我告台湾人速来降，尚可得不死，少缓，即为澎湖之续矣。’谕讫，而遣舟归之”。可见，施琅并没有在澎湖大捷后被胜利冲昏头脑，而是冷静地处理了郑军的俘虏问题，努力争取早日瓦解郑军，实现其“可不劳而定”的策略。可见施琅考虑问题甚是周到，不急功近利。
（3）如何对待郑氏问题。依常人之见，施琅攻台即是为报私仇，平台之后定当屠戮郑氏。但事实情况恰好相反，施琅“不伤郑氏一人”。难道施琅果真大公无私，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无意为父、弟报仇？非也。施琅为人甚是孝悌，断不会轻易放过杀害自己父、弟的郑氏一家。在此时，套用心理学的说法，施琅可谓陷入了“道德的两难情境”，即使人感到左右为难、模棱两可的道德情境，而对这种情境，个体无法对它作出“是”或“非”的偶然判断，只能对矛盾情境进行分析和思考，再作出谨慎的选择。施琅在认真地分析时势之后，经过痛苦的两难抉择，最终决定“不伤郑氏一人”。显然，施琅的决定是正确的，至于施琅是如何考虑此事，诸家已有评论，兹不赘述。从此事中，已足见施琅性格沉稳，绝不鲁莽行事。对照以前，可以发现施琅性格在走向成熟，在内调京师的十三年，施琅通过与在朝官员与皇帝的交往以及相关史书的阅读，明显地改变了先前易冲动的性格。关于此点，亦可参见毛蕾《施琅的学识与台湾的统一——论读史对施琅产生的影响》一文。
（4）从台湾弃留问题看施琅的性格。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7月，受命专征台湾的施琅顺利地完成了历史任务。但对如何处置台湾即是弃是留清廷内部发生了争议，如内阁学士等人认为“台湾隔在大洋之外，声息皆不相通”，主张“空其地，任夷人居之，而纳款通贡，即为贺兰有亦听之”。甚至连康熙也认为“台湾仅弹丸之地，得之无所加，不得无所损”。然而施琅“亲历其地，备见野沃土膏，物产利溥……及一切日用之需，无所不有……且舟帆四达，丝缕踵至……实肥饶之区，险阻之域”，它认为台湾“北连吴会，南接粤峤，延袤数千里，山川峻峭，港道迂回，乃江、浙、闽、粤四省之左护”，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而且“今台湾人居稠密，户口繁息，农工商贾，各遂其生；一行徙弃，安土重迁，失业流离，殊费经营，实非长策”。施琅还能从国际角度去分析事态，认为荷兰人“无时不在涎贪（台湾）”，一旦落入荷兰人之手，“必合党伙窥窃边场，迫近门庭。此乃种祸后来，沿海诸省断难宴然无虞”。因此，施琅坚决主留，历史证明施琅是正确的。可见，施琅考虑问题甚为谨慎、周到，具有长远眼光。
（5）李光地曾经这样评价施琅。“人论本朝之将，以赵良栋、施琅并称。今观之，赵虽御下亦有恩威，临事亦有机智，若论能揽天下之大事，刻期成功，未必如施”，“施素不多言，言必有中。口亦不大利，辛辛苦苦说出一句，便有一句用处”。此处亦可见施琅谨慎、沉稳的个人性格。
当然，有关施琅这一性格在史料中的反映绝不仅此而已，但仅据所举的这些事例，已足见施琅性格沉稳。另外，施琅这一性格的形成有一个明显的过程：施琅父、弟惨遭杀戮使其弃郑归清是其性格走向成熟的一个转折点，内调京师十三年则是另一个转折点，在攻台前后达到成熟。
四、任人唯贤
对人才的使用上，施琅也有他独到的见解。他向康熙提出合理使用人材的建议，认为郑氏归降人员中，不乏优秀人材。虽然已经使用了一些，但仍然有未尽其用的情形。施琅深知，充分发挥人材的作用，对国力的增强，对政权的巩固都有好处，“一旦弃置之，未免屈其已效之力，而辜其归命之心。”他认为，虽然国家每三年开一次武场选出一些人来，但他们没有经历过战争的磨炼，不够成熟，倒不如使用投诚过来，久经沙场、有实地作战经验的“纠纠勇夫，”这样做，“盖措置得宜，其于国家未必无少裨益也。”这也是“笼络人材，罗其尤而众心自戢者也。”（《收用人材疏》）而且，施琅在用人上还主张不因循守旧，不拘一格。他提出国家一年花一二万金来养有用之人，“使新旧投诚，老弱者遂安处之荣，精锐者有功名之用。”也是值得的。他还主张将那些才略未必能胜任的安置下去，把能者提拔上来，以人尽其材。
五、小结
通过对施琅个人性格的分析，发现施琅为人直率，富有自信心及进取心，且为人持重、善于审时度势。施琅性格也有些不足之处，确也发现施琅的性格有一个由不成熟到成熟的变化过程。总之，施琅的性格在其一生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是他行事成功或失败的一个重要动因。通过对施琅个人性格的分析，就能够更加客观、全面地认识和理解施琅的所作所为。[3]
相关文献（按照作者与出版年份顺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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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伟，2005年，“妈祖加封天后”新探。海洋文化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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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施性山，2007年，5月《施琅研究》（第二卷）；香港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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