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聪忆父亲
他的琴声刚刚在台湾响过，又在北京、上海和香港响起。傅聪穿梭于海峡两岸。5月底，趁他从香港返回上海，我去拜访他。他穿着浅色的西装，里面是鲜红的高领线衫，虽说已经“年过半百”，却显得潇洒、活跃、开朗，不时仰天大笑。我们无拘无束、漫无边际地聊着，姑且曰“无标题谈话”。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这本是《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中无名氏的诗句。傅聪说，他的父亲傅雷最喜欢这两句诗，作为座右铭。傅雷总是忧国忧民，为整个人类的命运担忧。他是一个想得很多、想得很远、内心生活非常丰富的人。傅聪记得，在1948年，印度民族运动的领袖甘地被极右派刺死，消息传来，傅雷悲愤交集，三天吃不好饭……正因为傅雷“常怀千岁忧”，所以他的心灵常受煎熬，常处于痛苦之中。
自然而然，我们谈起了《傅雷家书》。傅聪说，透过父亲写给他的那么多家书，足以看出父亲是一个非常热情的人，充满父爱的人。《家书》谈的是做人的原则、艺术的修养。父亲既热情，又细致，细小到衣、食、住、行都要管，什么都替你想到了。傅聪很坦率地说，有优点必然有缺点，他以为父亲过于严格、慎微。他大笑道，幸亏他一半像父亲，另一半像母亲，他从母亲那里继承了宽容、乐天的品格。
童年，留给人温馨的回忆。傅聪的童年是在上海度过的。傅雷在法国专攻美术，而傅聪小时候对美术兴趣不大，“胡画”一通罢了。傅雷注意到傅聪喜欢音乐。收音机里一传出乐曲的声音，好动的傅聪便会安静下来，侧耳细听。傅聪回忆道，有一天，他正在跟别的孩子玩，忽然有人传令“叫侬回来，叫侬回来”。他不知“啥事体”。回到家里才明白，父亲在跟几位音乐界的朋友在商量，让他学钢琴。就这样，傅聪到雷桓伯伯家学钢琴。最初，只是让他去学而已。不久，听雷伯伯说，傅聪学钢琴学得快，钻进去了。于是，傅雷决定置一架钢琴。傅聪就是这样和钢琴结下毕生之缘。
傅聪记得，当他的琴艺有了长进之后，父亲让他退学，在家专门习琴。父亲亲自编课本，教他中文。傅聪说，父亲教我，从未采用“旁敲侧击”。父亲提出一个问题，让傅聪回答。如果答不上，父亲就讲一个故事启发他；再答不上，又讲一个故事……一直到他经过自己的思索，讲出了答案。傅聪颇为感叹地说：“这样，学问就成了我自己得来的，不是道听途说，不是Copy（拷贝），不是抄书。父亲这种教育方法，使我永远受用不尽，那就是独立思考。养成了独立思考的习惯，就不会停留于一，就会举一反三，在面前展现广阔的知识天地。如果说我以后在学问上有所成就的话，那归功于独立思考。我的基础就是这样打下的。”
傅聪说，傅雷是五四时代中国典型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不应当只是理解为‘有知识的人’，亦即英文中的Intellectual。知识分子应当是Instruction，即有思想的人。知识分子是社会进步的先锋队。也正因为这样，许多进步的知识分子在历史上总是命运坎坷，如伽利略、哥白尼等等。他们总是保持自己独立的见解，不做“顺民”。
我们聊及了在京举办的“傅雷家书墨迹展”。傅聪说，那是傅雷被打成“右派”时，非常苦闷。周煦良怕傅雷想不开，劝他学书法。傅雷办什么事都很认真。他学书法也是如此。一学，就着了迷，字写得越来越好。
一说及“文革”，傅聪以为只有用anguish才能表达他的心情，即内心的痛苦，而又含有控诉的成分。“文革”是大悲剧。有一次，外国记者问起他对“文革”的看法。当时傅聪在音乐会上刚好演奏了萧邦的《晚年》。傅聪当即说，中国文化在“文革”中的处境，就像《晚年》一样。
如今，傅聪已是中央音乐学院兼职教授。他说自己是一个以音乐为生命的人，愿为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演奏音乐。今后，他仍将来往于海峡两岸，向热心的听众奉献他的琴声。他强调说，他去台湾，纯粹是为了演出，不带任何政治色彩。
傅聪很高兴地告诉我，这次来上海，出乎意料，上海音乐学院帮助找到了“文革”中查抄的傅雷家书底稿，还找到了傅雷分类摘录的傅聪的来信，全部送还傅聪。其中不少信件，是现在出版的《傅雷家书》中所没有的。另外，有关部门还把傅雷遗嘱原件交给了他。
我问及他的两个孩子。他说，只有一个孩子学音乐。
他再三说，他是淡泊的人，与世无争，只愿把一切献给音乐。他爱祖国，爱祖国的文化、河山、人民。他的根在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