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若夫
叶若夫出身工人，没受过什么教育，却有着很强的组织能力和铁的手腕。1934年初，在联共（布）党的十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时年39岁。1934年12月1日基洛夫被暗杀后，他被斯大林立即秘密派往列宁格勒，去暗中调查和处理这一事件。叶若夫自己有过记述：“我毫不犹豫地向党中央委员会报告了雅戈达和肃反委员会内其他叛徒的情况。”
此后，叶若夫就青云直上，飞黄腾达。叶若夫大权在握：全国党政干部的分配权、统领内务部的军队、掌控全部党政监察机构、指挥边防和社会安全部队、负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安全、操纵全部情报间谍系统。
在这样的权力掌控之下，除了斯大林，还存在着对叶若夫的个人崇拜。这种崇拜与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一样，是最露骨的。随着叶若夫仕途上的飞黄腾达，落在他头上的桂冠和花环就越多。如“荣誉肃反工作人员”称号、“苏联人民最喜爱的人”。
叶若夫当上内务人民委员是其自身历史中的一个转折点，更是苏联社会发展中的一个严重的转向。1936年，斯大林认为主要实施“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进攻”的机构——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工作远远不能满足高速、坚决、无情镇压的需要。于是，在 9月25日，斯大林给卡冈诺维奇等政治局委员发了一封电报，其中说：“我们认为任命叶若夫同志为内务人民委员是十分必需的和迫切的事。雅戈达在揭发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案中明显地表现出了不称职。”
政治局委员们第二天就通过了一项决定：任命叶若夫为新的内务人民委员，兼任中央书记、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决议还要求叶若夫要将自己十分之九的时间用于内务人民委员部中。对叶若夫的任命事实上在中央政治局中引起了震动，委员们对此不是噤若寒蝉，就是奉承有加，极尽曲躬逢迎之能事的是卡冈诺维奇。9月30日，卡冈诺维奇在给奥尔忠尼启则的信中是这样表述的：“我们的最最重要的消息是叶若夫的任命。我们的父亲这一卓越、英明的决定酝酿成熟并得到党内和国内的良好反应。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在这件事情上耽搁了好几年，没有及时防止对基洛夫的卑鄙暗杀。叶若夫来干，情况一定会好。”
叶若夫接手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后，就连续“干”了几件“很起劲”的大事：1937年2―3月间，组织了对布哈林和李可夫的“专案”；7月，亲自起草了关于镇压前富农分子和反苏维埃分子的命令，开展了一场大规模镇压这些已经被迁徙到边缘地区的人们的战斗；8―9月间，亲自起草了将朝鲜居民迁离边境地区的决议并主持了这项工作；最后是在1937―1938年间将从30年代初开始的“清洗”工作推向了一个高潮，一个残酷无比的顶峰和极端。
1937年2月27日，叶若夫在中央全会上对布哈林和李可夫的指控是罗织罪名、编造冤假错案的典型例证。叶若夫在讲话中，用了一条“如果怎样，就必定怎样”的推论，并以此推论为基础提出对布哈林和李可夫的“政治指控”。叶若夫说：“我们指控布哈林和李可夫为达到其推翻列宁斯大林的领导的目的，而直接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分子、‘左派’、左派革命党人、孟什维克以及其他早就被粉碎的派别集团结成联盟。”因此，叶若夫得出了对他们的另一项指控——“他们是仍然没有放下武器的敌人，他们向所有在我们苏联的以及国外的敌对势力发出信号。”
叶若夫的罗织罪名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甚至说列宁逝世时，布哈林在场都是布哈林及其一伙编造的谎言。他在全会上声嘶力竭地说：“为了替自己辩护，他拉列宁做证人，为的是一方面求得怜悯，另一方面想说明，列宁是在他的看护下去世的。他在给中央委员会的声明里写道，伊里奇是在他的看护下去世的。胡说八道！谎言！全是撒谎！”布哈林只是辩护了几句：“伊里奇去世时，我确实在场，我那时住在哥尔克！”叶若夫更是破口大骂，说布哈林的辩护“是政治娼妓行为”。
1936年接替亚戈达的斯大林宠臣叶若夫是一个极端残暴的、无原则的人面野兽。他是第一个成为克格勃头目的俄罗斯族人。从此，苏联人民开始了令他们谈虎色变的“叶若夫恐怖 ”时期。他领导了“大清洗”的后一半。1937年6月至1938年6月间，杀害了苏联三万五干多名军官。这几乎是苏联军官团总人数的一半。
从1934年到1940年这段时间，有大约一千九百万人被捕，很多人在劳改营中死去。牺牲品的准确数字已永远无法弄清。在几次莫斯科公开审判中，亚戈达、叶若夫、贝利亚等人先后动用了几百名原反对派囚徒，对他们进行整治，逼迫他们屈服后诬告他人、出假供词，最后再把他们和被诬告的人通通枪毙。
这个家伙最后也落了和亚戈达一样的下场。1938年12月，人杀的差不多了。叶若夫还不知道他的使命已经完成。他被撤换并于1939年4月10日被捕。现在“人民的慈父”斯大林同志必须找一个承担“刽子手”恶名的人，并把他像狗一样枪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