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本说
人力资本说（Human Capital Theory）
人力资本说概述人力资本说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克拉维斯（Irving Kravis）、凯南（Peter Kenen）、基辛（Kessing）等人。他们认为，一个国家或某一个人为其未来的长远发展所进行的投资，并不仅仅局限于表现为企业、厂房、机器、设备、技术发明等物质形态，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也表现为在教育、训练、医疗、保健、卫生、社区服务等各种人力资源开发（Development of Human Resources）上的投入。前者为物质形态的实物资本（Physical Capital），后者可以概括为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
人力资本投资也要取得相应的投入回报。因此，对劳动要素的基本构成单元每一个从业人员说来，他所得到的工资收入就并非完全是就其眼下的劳动付出支付的报酬，其中必有一个部分，是就其过往进行的人力资本投资给予的相应回报。如果在一国的出口商品生产中使用的人力资本要素大于该国进口商品中包含的人力资本要素，该国实际上是在出口人力资本密集型商品（Human Capital Intensive Goods）。倘若如里昂惕夫那样，对人力资本要素完全忽略不计，就极有可能出现里昂惕夫之“谜”表现出来的“反常”现象[1]。
综合起来看，美国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普遍地高于其他国家，美国的平均工资也高出其他国家。这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同其他国家相比，在人力资源投资及其回报上的相对差异，进而也证明了美国是一个人力资本要素相对丰裕的国家。美国出口商品中理所当然地包含着相对密集程度较高的人力资本要素。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将美国出口商品中劳动要素的密集程度相对较高，笼而统之地理解为美国是在出口劳动密集型商品，不符合现实情况，显然是不正确的。
当然，要相对准确地测算人力资本投资的数量的确存在技术上的困难。较为粗略的方法是直接将从事较为复杂劳动的“白领员工”的平均收入同从事较为简单的劳动的“蓝领员工”的平均收入的差额作为人力资本投入的参考指标；较为精细的方法是将实际发生的教育费用、职业培训费用、医疗保健费用、社区服务费用等等加以汇总，测算出人力资本投资的约数。无论采取何种测算方法，人力资本在美国的对外贸易中都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已经成为决定美国发挥比较优势，进而决定美国对外贸易结构和商品流向的重要因素。
基辛（Donald Keesing,1966）将劳动分为8类，第一类是科学家和工程师，他们的人力资本最高，第二类是技术人员，人力资本其次，最后异类为没有技术的工人。基辛用美国1962年的贸易数据分析，把劳动分成八类后，两要素模型变为了多要素模型。基辛通过检验美国进出口商品发现，在美国的出口产品中，第一类劳动的含量比例最高，在美国的进口产品中地一类的劳动含量比例最低。因此，美国可能是一个技术劳动禀赋丰裕的国家。通过美国和13个其他国家相比，美国出口的是技术劳动密集型产品。列昂惕夫认为悖论可能是把劳动看成是同质引起的，不同质量的劳动在生产中的作用是不同的，简单的按人/年或单位劳动小时计算，会引起误差。如果将美国工人人数乘以3，美国的贸易模式就符合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的推测。加入人力资本后，列昂惕夫悖论可以得到解释。
波斯特纳（Harry Postner）采用美加两国的统计资料，研究了美——加双边贸易中两国的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的相对差异，为人力资本说提供了较有说服力的佐证。
波斯特纳的研究结果表明，在整个加拿大的对外贸易中，进口商品中包含着相对较多的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熟练劳动要素，出口商品中包含着相对较多的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简单劳动要素。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加拿大最大的贸易伙伴美国是一个人力资本要素丰裕的国家。考察加拿大同美国的双边贸易，就能更加清楚地看到，美国主要是在向加拿大出口熟练劳动相对密集的商品，从加拿大进口简单劳动相对密集的商品。但如果不是参照受教育程度注意到形成熟练劳动要素过程中大量人力资本要素的投入，看起来加拿大就是在从美国进口劳动要素相对密集的商品，向美国出口的商品中劳动要素的相对密集程度反而较低。于是就出现了里昂惕夫之“谜”那样的“假象”。其实，作为一个“人力资本要素相对丰裕的国家”（A country relatively abundant in human capital），美国是在向加拿大出口“人力资本要素密集型商品”，美国的对外贸易符合要素禀赋理论的基本原理，不存在里昂惕夫之“谜”。
但是这种解释的困难在于，难以具体衡量人力资本的真正价值，因此，并非人人都同意。但凯南将里昂惕夫和基辛的观点进行深化，对熟练劳动说起到了一定的补充解释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