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道泉
于道泉（1901～1992.4.21）字伯源，临淄区齐都镇葛家庄人，是著名教育家于明信先生的长子。从小受其父的熏陶和影响，养成了凛然正气和笃学的精神，季羡林曾评论他：“是一个有天才的人，学富五年，满腹经纶，淡泊名利”；据《民族学院院报·语言奇才于道泉》说他：“掌握了十三种语言，有藏、蒙、满、英、法、德、日、俄、西班牙、土耳其、世界语等”。
于道泉于1917年至1920年就读于山东省省立甲种工业学校，以优异成绩毕业，打下了坚实的理科基础，同年考入山东齐鲁大学，先读化学系，兼修数学，后转社会学，专修西洋史和社会学，于1924年毕业。就在这一年，于道泉通过考试和选拔取得了公费留美的资格。在家人亲友咸来祝贺时，却放弃赴美机会，计划随印度诗圣、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泰戈尔去印度学习梵文和佛学，但因当时国内政治原因未能成行。此时，胡适之请俄国东方语文学博士钢和泰在北京大学教梵文和印度古宗教史，泰戈尔遂将于道泉推荐给钢和泰，于道泉就在北京大学担任了钢的随堂英语翻译，同时跟钢学习梵文和藏文。也就在这一时期，于道泉接受了陈独秀、李大钊新思想的影响，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并积极地向弟妹们灌输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鼓励他们走了革命道路。
1926年去了北海图书馆（即今国家图书馆的前身）担任满、蒙、藏文书的采访和编目工作，负责当时的国立北平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善本部，收集满、蒙、藏以及其他兄弟民族文字和文献。今天国家图书馆特藏部民族文字古籍的三分之二以上，都是当年于道泉先生、彭色丹喇嘛和李启德先生采集来的。他多次发表有关三种语言的研究论文，在学术界已崭露头角。同时又受聘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兼职。在业余时间，还曾经试图编纂汉、藏、梵三种文字对照的佛学辞典。
1934年5月至1935年7月，在法国巴黎大学官费留学，学习法语，并附带学习土耳其语。
1935年8月至1937年，在德国柏林学习德语。1937年下半年，又回到巴黎，以半工半读的形式，一方面在巴黎图书馆帮助整理图书并编写中文图书目录，同时还在东方语言学校教授汉语。
从1939年至1949年间，在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担任高级讲师。这期间，国内是从抗日战争走向解放战争时期，于先生虽身居海外，但十分关心国内局势，与在延安的三妹陆华（若木）、妹夫陈云、四妹陆琳、二弟道源均有通信，互相问候，相互鼓励。在教书之余，将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和《小二黑结婚》译成法文，在《人道报》下属刊物上连载。
1949年秋，怀着一颗赤子之心，满腔报国之情，应北京大学校长胡适的邀请，毅然放弃国外优厚的待遇，日夜兼程，回到祖国，到北京大学东方语文系，担任蒙藏文教授，同时受聘于北京图书馆担任特藏部主任。此后直至1992年4月12日在北京逝世，他一直都兼顾着北京图书馆善本部的工作，被称为国家图书馆“不拿工资的馆员”。
新中国成立后，由胡乔木亲自点名安排，筹办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对藏广播，促进了西藏的和平解放，并与费孝通、季羡林一起，举办了数期藏语学习班，为国家培训了一大批援藏干部和专门人才。
1951年6月，中央民族学院成立，于先生又成了该院的藏文教授，并担任了藏语教研组组长。在教书之余，还负责编纂藏语拉萨口语词典。1983年该词典由民族出版社出版，题名《藏汉对照拉萨口语词典》，填补了我国藏语长期没有口语词典这个空白，也实现了于先生多年的夙愿。
“文革”期间，厄运难逃，先是游街、批斗，后是下放劳动。多少教授讲师因不堪忍受折磨而自尽，如同学院的傅乐焕教授投水自杀、潘光旦教授被摧残致死等。但于先生对“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和无休止的批斗，是“处变不惊，心若止水”。（季羡林《牛棚杂记》）整天摆弄他的“数码代音字”以自娱，后来这种方法竟成了他的一大发明。1969年到湖北潜江县“五七干校”劳动。1972年由外交部借调回京，受命解读伊朗大使转来的一卷在伊朗发现的古藏文文书。以后又回到民族学院，一直在学院工作到83岁。1984年，学院领导为于先生及另外几位高龄教授举行了“从教50年”祝贺会，表彰他们苦心孤诣，培育青年，为党、为国造就人才的勋劳。
1992年4月12日， 于道泉先生终因心力衰竭而长逝，年终91岁。中央民族学院为其举行隆重的追悼会，广大师生共同哀挽这颗语言巨星的陨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