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和亲
简介这是中国历史上西汉王朝对当时的北方民族“匈奴”采取的一种外交政策。和亲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汉朝主动送公主和大量的财物给匈奴，使他们停止对汉朝的骚扰，第二个阶段是汉武帝时期，是匈奴主动请求和亲。
从汉高祖到汉武帝时期，西汉的主动和亲政策没有收到好的效果，匈奴仍然入侵，还杀死百姓，到汉景帝时期，国家实力增强，匈奴就没有大规模的入侵了。到了汉武帝时，国家强大起来，和亲政策发生了变化。
在公元前127年、公元前121年和公元前119年，汉武帝三次派大将卫青、霍去病等率兵反攻匈奴，彻底解除了匈奴的威胁。这时候，匈奴打算和亲，让汉朝还像原来那样臣服于他。汉武帝不同意，他要求匈奴派儿子到汉朝做和平人质，而且要反过来向汉朝称臣。双方在地位方面没有达成协议。
到汉宣帝时，匈奴国势力衰落，加上内部战争，匈奴王呼韩邪单于决定归顺汉朝，他派儿子到汉朝做人质。后来在汉元帝时，元帝派王昭君嫁给他，双方实现了和平。
同时，汉朝还和乌孙和亲，乌孙在现在甘肃的祁连山和敦煌一带，后来迁移到巴尔咯什湖东南、伊犁河一带。汉朝和乌孙和亲，联合乌孙夹攻匈奴，最后在公元前71年使匈奴受到致命打击，从此衰落下去。
汉朝的和亲政策对维持北方的和平起到了很大作用，也促进了双方的经济和文化交流。
评价关于我国西汉时期的和亲问题，历来褒贬不一。宋代大史学家司马光认为：“盖上世帝王之御夷狄也，服则怀之以德，叛则震之以威，未闻与为婚姻也”1。显而易见，司马光是站在大汉族主义的立场上，对西汉的和亲政策持完全否定的态度。近人王桐麟也流露出这种情绪，他说：“和亲政策与汉族道德伦理微有抵触”2。这是很有代表性的一种观点。解放以来，不少同志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重新研讨西汉的和亲问题。在六十年代，内蒙古地区曾对此进行了专门的学术讨论，意见分歧仍然很大。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科学的态度是要求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进行具体的分析。正如列所讲，要正确地认识事物，“就必须从历史上把它的全部发展过程加以考察”，“要看某些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它现在是怎样的”3。我国历史上的和亲事件很多，从汉至清，史不绝书，每次和亲的历史条件不完全一样。和亲的性质和作用也不尽相同。因此，简单地、笼统地对和亲政策予以肯定或否定，都是无助于解释和亲这一历史现象的。本文就西汉和亲政策的性质和作用，谈些粗浅的认识。
所谓和亲，一般是指中原王朝与边疆少数民族首领缔结的婚姻关系，，这种关系是从汉高祖与匈奴的和亲开始的。后来，少数民族的统治者也利用和亲来达到其某种政治目的，逐渐成为我国各族统治者处理民族关系的一种外交政策。由于政治经济形势的好坏和军事力量的强弱，西汉时期的几次和亲的内容和效果也是有所不同的。为了叙述的方便，西汉的和亲政策可分为三个时期来谈。
汉武帝以前为第一时期。西汉初年，由于秦王朝的残暴统治和楚汉相争带来的连年战乱，人口大量减少，社会经济遭到了极为严重的破坏。史载：“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天下即定，民亡盖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4。这是国库空虚，货缺财乏，一片荒凉残破的景象。在政治上，西汉初年地方割据势力很大，中央集权尚未巩固。这时，北方匈奴的力量却很强大，是一个拥有“控弦之士三十余万”的强盛的奴隶制国家。公元二世纪时，匈奴的势力范围很大，东至辽河，西逾葱岭，南界长城，北抵贝加尔湖。“掠夺在他们看来是比进行创造的劳动更容易甚至更荣誉的事情”。因此，他们多次深入到中原地区，肆意抢掠人畜，劫夺败物，严重地威胁着西汉的统治政权。公元前二00年，匈奴南下，汉高祖亲率三十万大军，决心以军事力量对抗的办法解除北方的边患。但是，刘邦一到了平城，就被匈奴四十万人马围困在白登七天之久，后因贿赂冒顿阏氏才得以解围。经过这次较量，宣告了汉高祖对匈奴的战争政策的失败。
因此，如何处理与匈奴的关系，怎样解除北方的边患，成了西汉王朝亟待解决的问题。汉高祖在征求对策时，建信侯刘（娄）敬第一个提出了和亲政策，他认为：“天下初定，士卒罢于兵革，未可以武服也。”他主张与匈奴和亲来换取边境上的安宁，他说：“陛下诚能以适长公主妻单于，厚奉遗之，彼知汉女送厚，蛮夷必慕，况为阏氏，生子必为太子，代单于……冒顿在，固为子婿；死，外孙为单于。岂曾闻（外）孙敢与大父亢礼哉？”5刘邦无奈，只好接受了这一建议。所以，“和亲之论，发于刘敬”6。当刘邦和吕后商量把长公主嫁到匈奴时，吕后哭泣着说：“妾唯以一太子、一女，奈何弃之匈奴！”刘邦只好改为“取家人子为公主，妻单于”，遂派刘敬为和亲使节。
冒顿单于之所以同意和亲，是因为和亲给匈奴带来了许多好处。第一，通过和亲，匈奴可以得到大财物。每年西汉都得送给匈奴许多絮、缯、酒、食物等；第二，匈奴可以达到通关市的目的，以获得所需的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贾谊说过：“夫关市者，固匈奴所犯滑而探求也”；第三，和亲并不能限制匈奴的抢掠活动。
在这一时期内，匈奴十分骄横。冒顿单于在给高后的信中语言粗鲁，对西汉十分不敬。高后大怒，樊哙要率兵十万攻打匈奴，却吓坏了群臣。季布说：“哙可斩也！”并说樊哙是“欲摇动天下，妄言以十万众横行，是面谩也”7。一提到高祖在白登被围之事，高后只好忍气吞声，让张释回信。在信中用“弊邑恐惧”、“弊邑无罪，宜在见赦”等卑恭语言求饶，送去车二乘，马二驷，“因献马，遂和亲”。
文景之时，仍然继续执行高祖的和亲政策。每当匈奴掠夺过后，文帝也只能在给匈奴单于的信中写上几句：“汉与匈奴约为兄弟，所以遗单于甚厚。背约离兄弟之亲者，常在匈奴”8。随信再送去一批财物了事。
自刘敬提出和亲以来，和亲与赂遗成为西汉对付匈奴政策的主要手段。自高祖六年（公元前二0一年）至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一四0年），《汉书》记载和亲事有九处之多。从这一时期来看，由于力量对比所致，西汉王朝对匈奴的态度是好言相敬，财物笼络，乞取和平。因此，和亲只不过是给民族关系上披上了一层和平友好的外衣而已，根本谈不上什么和睦亲善。匈奴带来的边患还是不时出现的，从高祖执行和亲政策以来，见于记载的就有二十来处，正如史书所讲：“汉与匈奴和亲，率不过数岁，即复背约”9。当然，在缓和民族矛盾方面，也不能说是没有一点作用，毕竟带来了几年边境上的比较安宁的时期。如景帝时，匈奴“时时小入盗也，无大寇”。但是，从刘敬首倡和亲的目的来说是没有达到，也不可能达到。
汉武帝当政为第二时期。西汉王朝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天下比较安定，户口大增，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在政治上，汉武帝继续实行景帝的削藩政策，战胜了同姓王的叛乱，地方割据势力已被削弱。同时，汉武帝又在桑弘羊等的协助下，实行了国家垄断铸钱、盐铁官营、平准、均输、告缗等一系列措施，巩固了中央集权，又增加了国家收入。在军事上，力量也逐渐强大起来。文景时期，贾谊的积极防御和晁错的“徙民实边”的建议被采纳，实行耕战结合。在此基础上，汉武帝积极扩军备战，“天子为伐胡，盛养马，马之来食长安者数万匹”10，军事力量大振。汉武帝感到自己有力量了，在公元前一三三年，于马邑用计引诱匈奴，布下三十万大军准备伏击，匈奴只好退走。“自是后，匈奴绝和亲”。马邑冲突事件标志了西汉对匈奴政策的转变。此后，汉王朝在元朔二年（公元前一二七年），派卫青击败匈奴军，收回河套地区，有力地保卫了长安。元狩二年（公元前一二一年，）霍去病又占领了河西地区，打通了西汉通往西域的道路，远狩四年（公元前一一九年），卫青与霍去病分两路大败匈奴。在此期间，匈奴曾多次主动提出和亲一事，西汉由于国力大振，对此并无兴趣，因而提出了这样的条件：“即欲和亲，以单于太子为质于汉。”匈奴单于却重弹老调：“故约，汉常遣翁主，给缯絮食物有品，以和亲，而匈奴亦不复扰边。今乃欲反古，令吾太子为质，无几矣”11。双方关系并未缓和。
西汉对匈奴的战争虽然取得了很大战果，但彻底打败匈奴也不是易如反掌之事。西汉大外交家张骞分析形势，向武帝出谋划策，他说：“诚以此时厚赂乌孙，招以东居故地，汉遣公主为夫人，结昆弟，其势宜听，则是断匈奴右臂也”12。张骞对形势的分析是很有见地。当时，乌孙的力量逐渐强大起来，成为西域强国，也极力想摆脱匈奴的控制。所以，当汉武帝派人结为联姻时，乌孙王同意了。随后，武帝先后将细君公主、解忧公主嫁给乌孙王。这次和亲达到了“断匈奴右臂”的预期目的。在西汉与乌孙联合进击下，匈奴军屡屡战败，每况愈下。
汉武帝与匈奴断绝和亲，却同乌孙采取和亲，说明了西汉时期已把和亲作为一种外交政策，根据形势的不同而运用。这个时期的和亲政策，是以强大的武力作为后盾的。张骞通使西域时，乌孙王在匈奴和西汉中间到底依靠谁，一直犹豫不决。乌孙王为此派人到西汉进行实际了解，看到西汉的实力强大，才决定与西汉和亲。如果不是以强大的武力作后盾，汉武帝的和亲政策，也是不会取得什么效果的，只能重蹈汉初和亲政策的覆辙。
从汉宣帝开始是第三时期。在这个时期，西汉与匈奴的关系从战争政策又回到和亲政策，但与汉初的和亲政策是不同的。对匈奴政策的转变，也是历史条件所造成的。匈奴被西汉连连打败，长期战争的动乱，也使匈奴内部贵族之间发生了分裂，因而国力大减。宣帝五凤元年（公元前五七年），匈奴分裂，五单于争主，后来又分裂为南、北匈奴，互相对峙。在南、北匈奴的战争中，以呼韩邪单于为首的南匈奴为了击败匈奴，同时也为了得到西汉的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于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五一年），接受了左伊秩誓王等人的建议，“入朝事汉，从汉求助”。呼韩邪单于亲自入汉，表示臣服，使汉匈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西汉这时同意与匈奴和亲，也是有其原因的。尽管汉武帝在对匈的战争中取得了很大胜利，但“征发烦数，百姓贫耗”13，“海内虚耗，户口减半”14。夏侯胜对此曾做过分析，他说：“武帝虽有攘四夷广土斥境之功，然多杀士众，竭民财力，奢泰亡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半。蝗虫大起，赤地数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积至今未复，亡德泽于民”15。可见，国力损耗也是很大的。经过“昭宣中兴”，国力才有所恢复。呼韩邪单于三次入朝，以蕃属相称，极力表示友好。因此，宣帝派兵击溃了北匈奴，使西汉的疆域伸展到了长城以外。呼韩邪单于借助于西汉的力量统一了匈奴，在他一再要求下，汉元帝于竟宁元年（公元前三三年），将王嫱嫁给呼韩邪单于为妻，重叙和亲友好，直到王莽当政时期。
这个时期的和亲，同样也是以国力为基础的。当时，汉朝国势强大，“万夷慑服，莫不惧震”。汉元帝之所以同意和亲，是以呼韩邪单于“愿守北蕃，累世称臣”为条件的。同时，元帝也是贯彻“服则怀之以德”的大汉族主义的外效政策，以宣扬大汉之盛德。这次和亲政策的效果十分显著，“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16，使北方出现了几十年的安定局面。
有的人认为，是“西汉统治者主动采取的民族友措施”。事实并非如此。如上所述，西汉首先提出和亲，并不等于主动，而是出于被迫，这是其一。其二，应该划清“和亲”与“民族友好”的界限。和亲是统治阶级处理民族关系的一种手段和策略，其目的根本不是为了民族友好。当然，我们也并不排除和亲在客观上有时也会产生有利于民族友好的效果。但是，我们却不可将某些客观效果视为主观动机。
也有人认为，和亲“是一种屈辱妥协的消极防御政策，是一种变相的纳贡”。我认为，对于一种社会现象做出概括性的结论，就必须毫无例外地掌握与所研究的问题有关的事实的全部总和，而不是抽取个别的事实。否则，得出来的结论也就难免失当。西汉后期，匈奴已经成为西汉王朝的藩属，呼韩邪单于多次主动要求和亲，元帝为了宣扬大汉的威德才应允。这时的和亲已经不是“屈辱妥协的消极防御政策”，也不是“变相的纳贡”。因此，把西汉和亲政策笼统地做出“屈辱妥协”的论断，是以偏概全，是不正确的。
还有人认为，把西汉的和亲政策说成是“打入单于庭，随时侦伺或破坏西汉统治集团中‘联胡或依胡’的反动势力”，“同时也为了在政治上加强对单于的影响，进而左右其决策，而且也不妨伺机进行瓦解匈奴的阴谋活动”。不知此论是否有确凿的材料为依据，否则，也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西汉王朝几个时期和亲的具体目的并不完全一样。而和亲政策的效果和作用，主要是取决于西汉国力的强弱。因此，对西汉乃至历代的和亲政策都要作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既不能一概否定；更不要一味美化的拔高。总之，我国古代民族间的关系，决不象某些论者讲的那么甜美和谐。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里，各民族间根本不存在什么“和平共处”、“平等联合”。恰恰相反，更多的却是民族间的压迫和剥削，民族之间的交往也是一个痛苦的过程，这是不容粉饰的历史事实。如果古代民族关系是那么美好，那么，各族人民的斗争不就多此一举了吗？历史是一门严肃的社会科学，历史科学的结论，只能来源于历史实际，决不能把历史事实削足适履地服从于现成的结论，也不能用现成的公式任意剪裁历史事实，更不能虚构。
西汉和亲出嫁的公主名录中国历史上的和亲之举，最早始于西汉王朝。和亲是西汉政府对匈奴的最主要策略，影响深远。从汉高祖、惠帝、吕后、文帝、景帝、武帝到汉元帝刘奭都采取了和亲政策，先后向匈奴单于冒顿、老上、军臣遣送公主，并奉送大批财物。和亲政策相对缓和了军事冲突，有利于汉朝休养生息，促进了汉初经济的发展，加强汉匈两族的经济文化交流。西汉的和亲关系除了匈奴以外，还有乌孙国和鄯善国。西汉远嫁异邦的公主、准公主到底有多少位，我无法准确查找收到，但至少有如下表所列16位公主、准公主远嫁他邦。不过大多为无名氏，只有三位有姓名记载。汉朝和亲外交著名的有"昭君出塞"。
出嫁时间
女方姓名 女方身份 男方身份 备注
公元前200年 汉高祖刘邦 无名氏 汉宗室长女 匈奴冒顿单于 鲁元公主的替身
公元前192年 汉惠帝刘盈 无名氏 汉宗室女 匈奴冒顿单于
公元前176年 汉文帝刘恒 无名氏 汉宗室女 匈奴冒顿单于
公元前174年 无名氏 汉宗室女 匈奴老上单于
公元前162年 无名氏 汉宗室女 匈奴老上单于
公元前160年 无名氏 汉宗室女 匈奴军臣单于
公元前156年 汉景帝刘启 无名氏 汉宗室女 匈奴军臣单于
公元前152年 无名氏 汉宗室女 匈奴军臣单于
公元前152年 无名氏 汉景帝女 匈奴军臣单于
公元前140年 汉武帝刘彻 无名氏 汉武帝女 匈奴军臣单于
公元前108年 刘细君 江都王刘建女 乌孙国王 江都公主嫁两代两任国王
公元前103年 刘解忧 楚王刘戊孙女 乌孙国王 楚公主共嫁两代三任国王。
公元前66年 汉宣帝刘询 无名氏 西汉宫女 鄯善国王
公元前60年 无名氏 汉宗室女 匈奴单于
公元前60年 无名氏 汉宗室女 匈奴单于
公元前33年 汉元帝刘奭 王嫱 西汉宫女 匈奴单于 王昭君嫁两代两任单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