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眜
赵眜，《史记》称为赵胡，中国西汉时期南越国的第二代王，公元前137年至前122年在位，是南越国第一代王赵佗的孙子，号称“南越文帝”。他的陵墓位于今广州市解放北路的象岗山上，是著名的“南越王墓”。
生平
汉武帝建元四年（前137年），第一代南越王赵佗去世。由于他去世时己达101岁高龄，其儿子都已经死去，他的王位交由孙子赵眜继承，成为第二代的南越王。
赵眜即位两年后，公元前135年，闽越王邹郢借机向南越国发动战争，攻打南越国的边境城镇。赵眜刚继承王位不久，国内民心还不稳，这时只好向汉武帝上书，说明闽越侵犯南越的事实，并请求汉武帝处理此事。汉武帝对赵眜的做法大加赞扬，称其忠于臣属之职，不兴兵互相攻击，并派遣王恢、韩安国两将军前去讨伐闽越。汉朝的军队还没有越过南岭，闽越王的弟弟余善就发动叛变，杀死了闽越王邹郢，投降了汉朝，于是汉朝的军队停止了讨伐的行动。
汉武帝随后将余善立为新的闽越王，并派遣中大夫严助前往南越国将处理闽越的事告谕赵眜。赵眜得知后，向严助表达了对汉武帝的深刻谢意，并告诉严助，南越国刚遭受过闽越的入侵，等处理完后事后，他就去汉朝的京城朝见汉武帝。随后，还派太子赵婴齐跟随严助回汉朝的朝廷当宿卫。
严助离开后，南越国的大臣们用赵佗的遗训向赵眜进谏，劝赵眜不要去汉朝的京城，以免被汉武帝找借口扣留，回不来南越，就成亡国的形势了。于是，赵眜在以后统治南越的十二年中，一直以生病为借口没有入朝见汉武帝。
公元前122年，赵眜病重，其儿子赵婴齐向汉武帝请求回到南越国。赵眜死后，赵婴齐继承王位。
历史影响
赵眜在位一共16年，长期患病，性情软弱，没什么建树。他虽然在闽越侵犯南越之时，巧妙的把汉武帝搬了出来，让汉武帝来对付闽越，而自己不用大伤元气。但此举，也使赵佗时期就已经役属南越国的闽越，和南越国脱离了役属关系，而直接受制于汉朝中央，使南越国实际上被孤立起来。
同时，又使汉武帝找到借口，派严助假借表彰赵眜能忠于臣属之职为名，请赵眜赴京朝见汉武帝，最后迫使赵眜把儿子赵婴齐送到了汉武帝身边达12年之久，为日后南越国内部之乱埋下了伏笔。
陵墓的结构和陪葬品
赵眜死后，陵墓建在南越国都城番禺的西北角（今广州市解放北路的象岗山上），历经2000多年，始终没有受到侵扰。
赵眜的陵墓虽然不过一百平方米，但却存放了千余件（套）器物，按质地和种类划分有铜、铁、金、银、铅、陶、玉、石、水晶、玛瑙、玻璃、煤晶、墨丸、丝、麻、木、象牙、皮革、中草药物、家禽家畜、水产动物等。吃穿用玩，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都不曾遗漏。赵眜的墓中共安置了15个殉人。据考证有守卫保驾的、歌舞助兴的、伺候起居的、煮饭烧菜的，后宫管事的。此外，还有四位宠爱的夫人。人殉制度是我国奴隶社会的产物。在商和西周时期，用奴隶殉葬的事例屡见不鲜，到了春秋时期由于社会舆论的反对，残杀奴隶用来殉葬的风气才开始得到阻止。秦汉时期，中原地区基本已废除人殉制度。从墓中殉人情况来看，南越国还保留残酷的人殉制度。
从墓室前厅的四壁及顶部都描绘的红黑相间的卷云纹装饰图案，我们依稀可以感觉到墓主人对死后魂魄升天、腾云驾雾的渴望。
赵眜对玉有近乎疯狂的痴迷。光看他入葬的一身行头就足以让人瞠目结舌。墓主人身穿丝缕玉衣，裹合玉衣之前，遗体内贴身铺盖14块玉璧，玉衣下面再垫5块玉，玉衣上面还置有组玉佩。当我看到这么多玉裹在他身上时，这在疑问，这不是挺可惜的吗？这么名贵的玉却裹在死人身上？然而认真一看才知道当时有这么一种思想“只要用玉裹满身，死去的人就不会腐烂掉”。这些玉器既反映了汉代皇帝和诸侯王死后穿的丧葬制度，也反映出玉器在中国传统礼俗中充当的重要角色。
最能体现南越国玉器水平和雕琢工艺的是这些装饰用玉，雕琢精湛，构图变幻莫测，设计新颖活泼而不囿常规，纹饰华丽却不落俗套，充满灵气和动感，显示了赵眜独特的审美品位，更是古代艺术家心血与才华的结晶。
汉代的玉容器十分罕见，全国数以万计的汉墓中共出土10多件玉容器，南越王墓中就发现有5件，且件件都美轮美奂，是汉玉中不可多得的稀世之宝。
赵眜生前喜欢音乐，所以下葬之时没忘了带各种乐器和宫廷乐师，还专门开辟了一间墓室来摆放乐器。有趣的是，在乐器旁边还依次摆放了6件农具，看来墓主人在弦歌乐舞之时，仍不忘躬耕劝农。
出人意料的是赵眜下葬时一枚铜钱都没带，却带了大批木工工具下葬，这批工具结构合理，适合手工操作。有斧、锛、锤、凿、镰、手铲、刻刀、挫、刮刀等等，这批工具大多相当细致，而且硬度很高。难怪有人戏称南越王是木匠国王。
1983年在此地建楼宇时被发现，被称为“南越王墓”，在陵墓内共出土随葬品1000多件，被认为是岭南地区已发现的陵墓当中，规模最大，随葬品最多，墓主人身份最高的陵墓。该墓出土的“文帝行玺”金印也正好说明，在他生前曾自封为“南越文帝”。1988年，在他陵墓的原址建成“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对陵墓和出土文物进行保护。
《史记》之误
《史记》里一直把南越国第二代王“南越文王”称为赵胡，但1983年“南越王墓”被挖掘后，在出土的印章中发现“赵眜”的玉印和“文帝行玺”的金印，经考古学家证实，确认了“赵眜”应该是《史记》所载的“赵胡”的真名，而“赵胡”应该是司马迁在编写《史记》时出现的错误，也可能是后人传抄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