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原
陈原（1918—2004），广东新会人，生于1918年5月23日。1938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工学院。从1938年到1948年先后在广州、桂林、重庆、上海、香港等地的新知书店、生活书店、三联书店任编辑，参与《世界知识》《读书与出版》《国际英文选》等杂志与书籍的编辑工作。解放后曾在人民出版社、三联书店、世界知识出版社、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文字改革出版社担任领导工作。曾在文化部出版局、国家出版局担任过党内外的领导职务。现任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副理事长，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副主席，中国语言学会理事，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理事，上海辞书学会顾问，友谊出版公司名誉董事长，国际世界语协会会员，国际控制论学会会员，世界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学会国际理事会成员。著有《语言与社会生活》、《社会语言学》、《辞书与信息》、《在语词的密林里》等。《人和书》是他在《读书》上开设的专栏文章的结集。
陈原从三十年代起从事出版工作和拉丁化、世界语运动，同时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地理和语言文字，有一些译文和著作。五十年代与六十年代主要做出版方面的领导工作。他曾谦逊地说：“我对语言本无研究，只不过是个门外的爱好者。”不过在文化革命中，恶棍姚文元借着一部词典狠狠地给打了一棍子，黑线回潮啦，复辟了，大帽子铺天盖地而来，晕头转向之余，很不服气。于是一头扎进语言现象和语言学的海洋……。从此走上研究社会语言学的道路。他的第一本语言著作《语言与社会活》正是在“文革”期间写的读书札记的基础上整理而成的。这本书六万余字，内容涉及比较词汇学和社会语言学的若干问题。作者首先用一些语言事实论证社会与语言的密切关系，说明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化对语言词汇产生巨大影响，接着讨论了社会生活对语言的几种特殊影响。一是不同时代存在的一种把语言化为灵物来崇拜的迷信现象，特别举出“文革”中的很多实例；二是对语言的污染一一滥用外来词，他认为“洋泾浜”是语言污染的顶峰，是应该完全加以否定的；三是社会互相影响造成语言间的借词，讨论了汉语借词的历史过程，特别讨论了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引入，术语的国际化、标准化与规范化问题。该书还用相当的篇幅讨论由于交际的种种需要而出现的委婉语。这本书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接触了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大量语言现象，文字流畅，言词犀利，作者鲜明的爱憎跃然纸上，作者在“前言”中说：“这六万字的笔记……作为一个语言学的小学生同文化专制主义恶棍们作斗争的记录，……也许可作为这个动荡年代一个小小侧面的反映罢。”虽然是自谦之词，但恰恰说明它的时代特点。
一九八三年出版的《社会语言学》一书是《语言与社会生活》的续篇和发展，是有关社会语言学若干理论问题和若干实际问题的探索。社会语言学在国外虽然早已引起人们的重视并成为一门学科，但在我国还是一个空白，陈原的《社会语言学》填补了这个空白，具有拓荒的意义。作者力图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研究社会语言学。在全书开始的几章，集中阐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语言本质的认识一一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思想的直接现实。这三点是作者研究社会语言学的出发点。与上述观点相关，作者又从信息论的角度阐明了语言作为信息载体或作为信息系统在社会交际中的重要作用。该书第十章“从社会生活观察语言的变化”与第十一章“从语言变化探索社会生活的图”是全书论述的主题。这两章体现了作者关于社会语言学的基本观点：“照我的理解，这门学科一方面应当从社会生活的变化，来观察语言的变异，另一方面要从语言的变化或‘语言的遗迹’去探索社会生活的变动和图景。”
在第十章中他通过各种语言的许多具体事例说明社会生活的变化引起了语音、语法和词汇的变异，科学技术的新发展带来了相应的新语汇，有一节专门从配偶称呼的变化说明出现新事物或新关系时必然产生新语汇。也就是说语言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只有当社会生活停止的时候，语言才不起任何变化，不过这种情况在现实生活中是根本不存在的。作者最后指出：语言的变化是许多因素一－时间、地域、社会、社会集团等等促成的，在第十一章中，作者阐述如何从语言的变化或语言遗迹中去探求社会生活的变化，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引用了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的十二个论点，着重说明可以从语言的变化探求社会现象的本质。在这一章里，作者又特别比较一些语言，亲属称谓及称谓语的不同与变化，来考察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的不同与变化。还从甲骨文等古代文字所记录的语言来探求中国古代社会的图景。
在《社会语言学》一书中，作者还考察了语言与思维的若干问题，接触了模糊语言的问题，说明语言的模糊性是普遍存在的，是社会生活中不能废除的，但在一定的交际场合也不完全排除精确信息，全书的最后几章又对《语言和社会生活》中的某些问题作进一步的发挥。如语言的互相接触及借词问题，术语及缩略语的社会作用问题；委婉语与语言禁忌问题等。最后作者还讨论了语言感情与国际辅助语的问题。他认为世界语（ESPERANTO）实践了近一百年之后证明，这种方案作为国际间的辅助交际工具是有希望的。
从现代汉语几个用例［模型］分析语言交际的最大信息量和最佳效能——《一个社会语言学者的札记》（1983年）是根据作者在中国语言学会第二届学术年会的论文写成的一篇通俗性的文章，文章开头介绍了与语言学有关的信息论的几个术语，如信息量，最大信息量及由此派生出的主要信息、次要信息、多余信息等。他指出，社会语言交际活动不但要求最经济的条件下传递最大信息量，而且周时讲求这个消息能引起最佳社会效能。他举了十个用例[模型]说：1.传递一个信息，力求达到这个消息的最大信息量。因此在时间紧迫的交际场合（如球赛暂停时教练对队员的临场指导，电报电文）就要求直截了当、言简意赅。有时不用语言，只用某种符号（如交通方面所用的各种标志）。2.在社会交际中消息的传递还讲求最佳效能，即能引起最好的效果。为取得最佳效能，必须符合社会准则，思维习惯，语言习惯，心理状态等社会因素，不光是纯技术问题。3.为使主要信息达到最大值，同时取得最佳社会效能，有时要排除冗余信息，减少次要信息，有时却要根据特定的社会环境，有意识地增加冗余信息，如对主要信息的重复，加大音量或印成黑体字，将容易引起歧义的部分重复一次或多次，将主要信息的同义词或补足的多余信息加上去，适当地辅助以次要信息等等。4.有时为了达到最佳社会效能还需加上感情因素，特别是在处理潜信息的场合。
此外，陈原还发表了一些有关辞书编写及世界语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