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瑞芳
程瑞芳（1875年——1969年8月），祖籍湖北武昌，是第一个以日记形式记录南京大屠杀的中国人。
早年毕业于武昌护士学校。毕业后，程瑞芳在当地的美以美会妇科医院当看护，1922年任圣希里达子弟小学校长，1924年来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简称金陵女大，现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任舍监（相当于宿舍管理员）。
1937年8月15日，日寇轰炸南京时，金陵女大为了应付紧急事件，由吴贻芳校长成立了紧急委员会，时年62岁的程瑞芳是其中一员。这年的12月，在日寇即将攻破南京城前夕，美籍人士明妮·魏特琳女士、程瑞芳、陈斐然组成了三人非常委员会，负责留守学校，建立金陵女大难民所，收留“首都”沦陷后无家可归的妇女儿童。
南京沦陷后，滞留南京的20多位西方人士，包括拉贝、魏特琳等人，本着人道主义精神，在南京城西北部一块约3.86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建立了国际安全区，从日军的枪口与刺刀下拼死救护成千上万的中国难民。南京大屠杀期间，魏特琳女士写下了震惊中外的《魏特琳日记》，其中多次提到了程瑞芳，亲切地称她为程夫人。 《程瑞芳日记》于2001年12月初在整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零散档案时被发现（又称《首都沦陷金校留守日记》），是首次发现的
中国人以亲历见闻形式记录下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日记。程瑞芳日记记录自1937年12月8日起至1938年3月1日止，正好是抗战初期南京沦陷后日军在全城大规模屠杀的时间。《程瑞芳日记》，与已经公之于世的外籍人士所著的《拉贝日记》、《魏特琳日记》及《东史郎日记》互相印证，堪称揭露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罪行的又一重要铁证。
据史料证实，程瑞芳在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曾远赴日本，在远东军事法庭上作证。她用自己在金陵女大安全区的亲历亲见，控诉了日军在中国南京所犯下的烧杀抢掠的种种暴行。档案馆在金陵女大零散档案中发现的程瑞芳填写的英文履历表，也提到她曾到过日本。
据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研部主任、“程瑞芳日记整理与研究”课题组负责人郭必强研究员透露，程瑞芳的出证材料已在远东军事法庭的档案中发现并被证实。程瑞芳在证词中说：“我71岁，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宿舍总管。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后，校园被宣布为一个安全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收容了1万多妇女和儿童。”然后程瑞芳列举了她亲眼看到的日军在校园里强奸、抢劫和杀人的数个证据。最后，她写道：“我愿签名盖章证明此事，1946年4月8日。”
程瑞芳在1952年院系合并后离开南京，回武汉居住。1964年，为圆程瑞芳想回金女大看看母校的心愿，吴贻芳校长还自己出资邀请程瑞芳重游金女大安全区，以此庆贺她的90岁生日。
程瑞芳的孙子程国祥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与程瑞芳一起生活在金陵女大安全区，他回忆说：“日军攻占南京后，我和妈妈、妹妹一起留在南京与奶奶住在一起，
当时我10多岁。奶奶说都走了学校没有人看守，自己年纪大了，不想走，就留下了，还有华群小姐(魏特琳)也没走，她们一起在国际安全区金陵女大难民所看护难民。奶奶总是很忙，管宿舍、膳食，在难民所还在协助华群小姐做很多事。因为日军常常进来抓人，人人都害怕，奶奶就常叫妇女们用布条包上头，脸上抹一些炉灰，躲在被子里，以防不测。”不过,程国祥印象很深的是那时常看到奶奶晚上在自己的房里灯下用钢笔写着什么，因为奶奶管的事情很多，他当时以为是在记账。
程瑞芳日记部分内容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纪念日）：
“下午2时，日兵由水西门进城。今晚有人跑到学校里，来得不少。日兵跑到他们这（家）里，要他们走，因为（日本）兵要睡（觉）。跑出来的人都是空手……这些人骇（吓）死了。……我辛（心）酸了，真是凄惨，不知明天还要闹出什么事情来。”12月18日：
这些日本兵“猖狂极了，无所不为，要杀人就杀人，要奸就奸，不管老少。有一家母女二人，母亲有60多岁，一连三个兵用过；女儿40多岁，两个兵用过，简直没人道……现在（安全区里）大约有九千多人了，外面的走道上睡了人，如同沙丁鱼在盒子里。”12月29日：
“今日在此登记男人，把全城的男子都弄到此地来登记。留下一些年轻人是他们所疑心的，（让）这些女难民出来承认是他们的父兄、丈夫或亲戚。有一个老太太有胆量，出来认了三个人，其实她也不认得他们，就是要救他们。有一个年轻女子也出来认，说是她的哥哥，回来里面换件衣服，又出来认她的亲戚，此人真是可佩……现在日兵清理街道，把死人埋下土，或是烧，街上的死人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