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向忱
车向忱简介车向忱 （１８９８ －１９７１ ） 原名庆和，辽宁省法库县人，１９０７年入本村小学堂读书，１７岁入法库县中学，２１岁北京大学高等补习班学习，参加“五四”运动后入中国大学法科，１９２５年毕业后回到东北家乡，先后在沈阳省立第三中、第一中和东北大学附属中学任教，１９２９年同阎宝航、张希尧等发起组织“辽宁省国民常识促进会”并被推选为该会主任，宣传反日爱国。创办民众夜校，提倡平民教育，同时还兼办《常识半月刊》在张学良支持下，到１９２９年度共办起城市平民夜校４１处，农村平民学校２００所，遍及全省２０多个县,“九一八”事变后,离开沈阳赴北平,与东北同乡高崇民, 阎宝航、陈先舟等共同发起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并担任常委，１９３２年２月后,他多次往返关内外, 联络义勇军将领共同抗战,先后在哈尔滨、珠河、延寿、方正一带，慰问李杜将军，其间，曾在哈尔滨道外十六道街南头一幢房子开设了大同养院，抗日组织的一个联络点，１９３４年在北平接办了救国会领导的东北难民教养院，主持东北义勇军眷属生产自救和流亡儿童协议书学习工作，１９３５年 在西安创办东北竟存小学校，西安事变时，有幸见到周恩来、叶剑英，并按照党中央的方针对东北军将领进行说服工作，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做出了贡献，后创办东北竟存中学，培养了不少人才，其中很多人投奔延安和参加了八路军抗战胜利后，任嫩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 1946年9月，任东北行政委员会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兼哈尔滨大学校长，来到哈尔滨后，在主持东北解放区的教育工作同时，开始接收哈尔滨大学工作，将原私立大学改为公立大学，于１０月２０日，正式开学，同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东北全境解放后东人民政府成立，被选为政府委员任教育部长，沈阳师范学院（今沈阳师范大学）院长、沈阳体育学院院长，东北大区撤销后，历任辽宁省副省长，辽宁省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等职，并被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车向忱一生热心于教育事业，在完成东北地区对旧教育制度改造中，发表演说，撰写文章，号召教育界学习老解放区教育经验，明确提出"东北应当实行民主、科学、大众的教育"、"从实际出发，学习与生产配合，生产与劳动配合，学校与工厂配合，学与大自然配合"的理论联系实际的教育主张。1959年，他撰写了《怎样教育新的一代》一书，明确提出"正面教育"、"耐心说服启发"、"家庭、社会、学校密切配合"等教育主张。
车向忱不仅是一位著名教育家，同时为巩固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的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受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的委托，筹建东北三省民进组织。1958年，民进辽宁省委成立。在这之前，车向忱1953年去长春，1956年去哈尔滨帮助吉、黑两省筹建了民进组织。他多次召开座谈会，强调依靠中国共产党领导，认清民进的性质和任务，推动民进更好地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工作。
“文化大革命”期间，车向忱多次向周恩来写信，反映社会情况。他在一封信中指出"不要民主人士，不要统战政策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后来，车向忱被加上种种罪名，不幸于1971年1月8日含冤逝世，终年73岁。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共辽宁省委于1978年10月21日为车向忱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中共辽宁省委组织部、统战部于1979年6月公开了车向忱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身份，是年12月在他的骨灰盒上覆盖上中国共产党党旗。
“东北的甘地”的由来车向忱原名车庆春，1898年5月7日生于辽宁省法库县顾家房村。1918年进入北京大学高等补习班。1925年，车向忱回到沈阳从事平民教育和抗日爱国宣传活动。他联合一些爱国青年和进步人士，先后组织了奉天学生平民服务团、奉天平民教育促进会、辽宁平民常识促进会、辽宁国货公司等群众团体，并任主要负责人。车向忱以强烈的反帝爱国思想和穷干、苦干、实干的精神闻名，被誉为“东北的甘地”。
“九一八”事变前夕，车向忱赴北大营，劝说老朋友、东北军陆军独立第7旅旅长王以哲“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并说，“一旦日本人开了火，你只要能坚持抵抗3天，我们马上组织义勇军支援你们。在群众方面，发动两三万人抗日是不成问题的。”
“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二天，车向忱撇下妻小，联络了东北大学的张希尧、宋黎、苗可秀等40多名学生，怀着报仇雪耻、收复东北的急切愿望，相继奔赴北平。
“穿针引线”的关键性人物在张学良支持下，车向忱和张希尧、苗可秀等人借用江西会馆，组织了由100多名东北流亡青年参加的学生军，苗可秀任大队长。1931年9月23日，车向忱动员新婚不久的原平民常识促进会干事黄宇宙，带着张学良的密信潜回东北，肩负起慰问、联络、组织义勇军的使命。
1931年9月27日，车向忱与在北平的东北知名人士高崇民、阎宝航、卢广绩、王化一等好友共同发起建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11月初，受救国会派遣，车向忱赴南京求见蒋介石，提出“出兵抵抗日寇侵略，收复东北失地”等七项主张。但蒋介石未予答复。
东北沦陷后，以部分原东北军为基础，有广大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参加的抗日义勇军纷纷揭竿而起。但是，这些抗日力量都是自发的，没有统一坚强的领导，没有巩固强大的后方，国民党政府执行不抵抗政策，根本不把义勇军当回事。救国会曾多次召开会议研讨如何支援义勇军。1932年1月4日，车向忱自告奋勇，决定出关潜入敌后，联络各股义勇军。
按照救国会的决定与部署，车向忱于1932年到1933年间，先后三次潜回东北，联络、慰问，并协助组织东北抗日义勇军。
装扮成卖药先生：逃过鬼子的搜查1932年2月，车向忱化名杨秀东，装扮成卖药先生，把救国会和张学良用白绫子写给义勇军的委任状和密信藏在贴身棉衣里，由宋黎、李述全陪同，北上慰问各地义勇军。
他们经天津塘沽港时乘日轮“天朝丸”，船到大连，几个日本鬼子跳上了船。鬼子把车向忱拉出人群，带往大连日本水上警察公署。到了警署，鬼子打开车向忱的行李，里面是些药品、衣物，没什么可疑之物。鬼子不死心，冷不丁拽住车向忱的衣服领子，车向忱心里一惊，救国会和张学良的密件就缝在棉袄里，他装作不动声色，任凭鬼子检查。结果鬼子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之处，只好放行了。
跨越积雪覆盖的辽东大山车向忱一行经大连、庄河、安东(今丹东)，到达凤城，找到了邓铁梅领导的抗日义勇军，代表救国会表示慰问，把救国会的委任状交给邓铁梅，还将东北大学学生苗可秀介绍给邓铁梅做秘书长。随后又转回安东，经宽甸、桓仁、辑安(今集安)、通化，踏着积雪覆盖的辽东大山，到达临江八道江，见到了正酝酿举义的唐聚五。车向忱代表救国会向唐聚五慰问，并鼓励他坚决抗日。后来唐聚五成立救国会辽宁分会和辽东民众自卫军，成为救国会领导的强大的抗日力量。
车向忱到达哈尔滨时，听说吉林自卫军李杜将军所部在进行了哈尔滨保卫战之后，已退至珠河一带。他立即赶到珠河见李杜将军，递上救国会和张学良的书信，希望他坚定信心，抗战到底。回到哈尔滨，车向忱派宋黎去齐齐哈尔组织义勇军，自己去满洲里找义勇军将领苏炳文。完成任务后，他又独自前往北满大黑河联络马占山将军。
装扮成农民：忍饥受冻顺利见到马占山车向忱化装成农民，身穿破棉袄，头带旧皮帽，一个人进山了。他忍饥受冻，穿过人迹罕至的大森林，终于找到马占山的队伍。日军进犯黑龙江时，马占山指挥著名的江桥战役，打响了抗日第一枪。面临日军的强大攻势，他率部被迫退至黑龙江省瑷珲县。拿着车向忱冒死送来的张学良亲笔信，马占山激动得热泪盈眶，宣誓反攻，并向全国发表通电：“我们决不辜负张副司令和全国老百姓的希望，继续战斗，即使剩下一兵一卒也要抗战到底。”
完成使命后，车向忱顺嫩江奔赴齐齐哈尔、海伦、拜泉、安达等地，寻访马占山旧部邓文、李海清等，令他们可以与马占山南北策应，夹击齐齐哈尔的日寇。
1932年6月，车向忱回到北平。
为杨靖宇部队募集钱物1932年8月27日，车向忱再次回东北。同年，救国会在哈尔滨开办了一所医院，取名大同疗养院，车向忱亲任院长，聘请哈尔滨检察院的检察员关旭东为副院长。
大同疗养院开业后，各路义勇军的联络员以患者或药商的名义来到这里接洽相关事宜，拿到救国会的委任状、密信、活动经费等。中共满洲省委的地下党员也通过救国会的关系，来疗养院接头，研究工作。
几个月来，车向忱亲眼看到义勇军将士在艰苦的条件下战斗，却由于缺乏坚强的领导和内地的支援而损失惨重。面对这一严峻局势，车向忱于12月6日返回北平，向救国会汇报。
1933年6月，车向忱秘密承担着联络杨靖宇将军领导的南满游击队的任务，第三次潜回东北。
当时日寇加紧对东北各地抗日力量进行镇压，武器装备很差的义勇军分散在山区、河套，和敌人艰苦作战。车向忱从日伪报纸上得知杨靖宇的队伍在桓仁县老秃顶子山，历尽千辛万苦，和他们取得了联系。车向忱没少接触杨靖宇的部队，他们的物质条件相当不好，大部分战士都穿缴获的鬼子服装。有一次老百姓误解了，“哎呀，鬼子来啦！”车向忱从这支军队看到了收复东北失地的希望，他代表救国会向战士们慰问。经车向忱联络，救国会帮助杨靖宇的队伍募集到了钱款和武器。
《对日作战经验》：苦心锻造的无价之宝1935年夏天，车向忱在中共《八一宣言》的感召下，应老朋友、东北军67军军长王以哲之邀来到西安。他劝说东北军将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同时，始终与东北义勇军保持着联系。“西安事变”爆发，车向忱看到了打回东北老家去的希望，于1936年出版了他多年搜集整理的《抗日联军对日作战之经验》一书。他的学生苏安人为该书写了壮怀激烈的序言：“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已经到了最后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亲爱的武装同胞们！看完了这本书，就应该马上跑到抗日的火线上去，根据这本抗战的经验，将日本帝国主义打个落花流水！”
车树实说，他父亲坚持抗日救亡是有其思想渊源的，参加“五四”运动可以说是发端，提倡平民教育，是他“救国先要教民”的人生信念。当外敌入侵时，他不得不寻找新的救国道路，投身抗日救亡就是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