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拉德·阿登纳
阿登纳是一位跨世纪的人物，他经历了德意志帝国、魏玛共和国、第三帝国和联邦德国等四个重大历史时期。在他的领导之下，德国在政治上从一个成败国到重新获得主权，进而成为西方国家的一个平等伙伴；经济上医治了战争的创伤，并通过实施社会市场经济，创造了德国的“经济奇迹”。在德国现代史上已深深地打上了阿登纳的印记。他的影响至今仍到处可见。为此，人们把这一时期称之为“阿登纳时期”。
康拉德·阿登纳(1876—1967)出生在德国科隆市的一个法院职员家庭，小时候学习成绩不错，但家里负担不起他上大学的费用，他不得不当了一名银行职员。工作两周后，父亲看他非常可怜，就压缩家庭开支，供他上大学。阿登纳先后在弗赖堡、慕尼黑和波恩大学攻读法律和国民经济专业。阿登纳知道，家里为了他能受教育付出了很大代价，他得刻苦学习。为了增加学习时间，他有时在夜间把脚放在冷水桶里以保持头脑清醒。
毕业后两年，他在一家法律事务所工作。1906年，阿登纳获悉，科隆需要一名年轻的法官到参议会任职。他直接找到业务主管说：“为什么不委派我？我相信我和别人一样好。”最后，政府任用了他，阿登纳从此开始了持续57年的政治生涯。1917年秋，他当选为科隆市长，任期12年。那年，阿登纳41岁，是德国当时最年轻的大城市市长。
据接触过阿登纳的人士透露，阿登纳沉着、冷静、坚毅，有出奇的记忆力和敏锐的感觉，但也非常孤独、多疑、善感；他每天的睡眠时间很少；他非常注重礼仪，对下属要求极严。
当市长的第一年，有一次，他的司机开车不小心与电车相撞。阿登纳自己从破损的汽车里爬了出来，满脸是血，镇静地向医院走去。只受了点轻伤的司机却被用担架抬走了。诊断结果，阿登纳的颧骨碎了，面部其他地方也受了伤，这影响了他以后的面部表情，后来许多作家把他的脸描写成像中国清朝官员的脸。
由于不愿与纳粹同流合污，阿登纳在1934年和1944年两度被捕。出狱后，他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电话被监听，邮件被检查，隔壁还住进了监视人。他没有退休金，银行存款也被冻结，生活完全失去保障，但他凭借顽强的毅力活了下来。
致力于国家的恢复和发展
1949年战后西德举行第一次选举，当时73岁的阿登纳游历各地做政治演说，他用异乎寻常的精力和热情投入到竞选中。结果，新联邦议院选举他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第一任总理。阿登纳把管理国内经济的权力交给了经济部长艾哈德教授，自己则腾出精力处理政治事务。
战败的西德百废待兴，在国际上没有地位。阿登纳上台后以超人的毅力和灵活的处事原则，努力使西德一步一步地脱离困境。他有着特有的处事方式，当内阁会议讨论问题陷入僵局时，他有时会将辩论中断片刻，把一瓶葡萄酒传递一圈。在几杯酒和友好的闲聊之后，他再重新开会，那时，反对派就不太坚决了。阿登纳最大的资本之一是，即使在70多岁也能不知疲倦地工作。他曾经告诉当时的美国副总统尼克松，一位最优秀的政治家是“能够坐得比别人更长的人”。如有必要，他愿意把会议一直延续到深夜，他耐心地坐着，直到一个接一个的昏昏欲睡的对手们同意他的观点。
1951年，阿登纳和德国主要劳工领导人之间达成了一项协议，允许工人与工业监督委员会的管理人员平起平坐，享有同样的选举权。这使西德30年没出现重大的劳工骚动。有了这个协议和艾哈德精明的管理，再加上1949年阿登纳说服盟国不要大量拆除德国工业，使西德赢得了战后近30年惊人的经济增长。
出色的外交家
战后西德受到盟国的占领和管制，作为一名被占领国家的领导人，阿登纳的实际权力受到严格限制。在处理与盟国关系时，他必须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他的知识和顽强的、钢铁般的忍耐力。在谈判和辩论中，他习惯的做法不是在一开始就去压倒对手，而是先倾听别人说什么。当他最后讲话时，用英国驻德高级专员柯克帕特里克爵士的话说，“总是迅速地察觉对方防御上的任何薄弱环节，然后把他的矛头向着那里刺去。”
1953年4月，阿登纳到达华盛顿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及国务卿杜勒斯会谈。阿登纳访美意义重大，他想缓解人们因希特勒和纳粹造成的仇德心理。当时美国舆论反德情绪还很强烈，许多有影响的美国人建议，美国应该拒绝参加欧洲防务。
在会谈当中，一直主张美德友好的尼克松不断为德国人说好话，他不断提醒美国人，德国人从一开始就帮助过美国人建设家园。尼克松还想到了另一件事：在距离阿登纳下榻的布来尔宾馆几步远处，矗立着一尊普鲁士军官弗里德里奇·施托伊本男爵的塑像。在1777—1778年冬季，施托伊本在福杰山谷与乔治·华盛顿一道服役，他训练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军队，成绩卓著。尼克松说，美国人民决不会忘记施托伊本和数百万德国人对美国作出的贡献。阿登纳在做答谢讲话时，转过身来对尼克松说：“你刚才提到了施托伊本男爵。我想对你的宽宏大量表示感谢，你赞扬了美国和德国之间的友谊而没有提到最近几十年的事。”第二天，他在施托伊本的塑像前献了花圈。这一行动极大地改变美国舆论对德国的看法。此后阿登纳又先后6次访美，与美国建立了很好的战略伙伴关系。
阿登纳另一巨大功绩是促成法德和解和欧洲统一。他顶住世俗压力，与法国外长罗伯特·舒曼一致同意：建立一个把欧洲大部分的钢铁和煤炭生产置于联合控制下的国际权威组织，这个史无前例的安排导致了欧洲共同体的诞生，法德和欧洲终于团结在一起。在英国首相丘吉尔和外交大臣艾登的帮助下，他设法使西德于1954年加入了北约组织，并于1955年从盟国的控制下赢得了彻底的独立。
1955年秋，阿登纳访问莫斯科，与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举行会谈。他想缓和苏联对联邦德国的好战状态，并希望苏联松动一下对东德的控制。但他发现赫鲁晓夫在这些问题上毫不妥协，而且还经常恫吓他，表现无礼。在一次宴会上，赫鲁晓夫一杯接着一杯地向阿登纳祝酒，想看看在谈判桌上难以对付的79岁的阿登纳能否被酒制服。“但是他没有想到阿登纳有一个如同他的钢铁般的意志一样坚强的胃”（尼克松语）。15次祝酒后，阿登纳仍旧不偏不斜并很机警———他早就知道赫鲁晓夫自己的酒杯中装的是白开水。第二天早晨，阿登纳以讽刺的方式与赫鲁晓夫对质说，任何做这种事的人都不能获得信任。赫鲁晓夫发觉自己的诡计被识破，十分尴尬，但又不得不佩服这位德国领袖的大度与忍耐力。
阿登纳还表现出惊人的斡旋能力。1959年，艾森豪威尔总统在白宫为前来华盛顿出席杜勒斯葬礼的外国贵宾们举行了一个招待会。阿登纳在招待会上看见尼克松和苏联外长葛罗米柯站在一起。葛罗米柯刚从陷入僵局的关于德国和柏林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上飞到华盛顿。此前，美苏双方的会谈很不愉快，葛罗米柯和艾森豪威尔都板着脸站着。阿登纳为打破僵局向他们走过去。艾森豪威尔见找到了说话的人，便说：“许多人说葛罗米柯和我长得相像。”阿登纳笑着说：“很对，为此我有一个打破日内瓦僵局的建议。你坐上葛罗米柯的飞机回日内瓦，让葛罗米柯留下来作副总统。那么，我相信，我们就能打破这种僵局。”这话使一脸阴沉的葛罗米柯也笑了。
88岁告别政坛
阿登纳在80多岁时，仍然辛勤工作，一天能够完成比他年轻20岁的人一样多的工作量。据尼克松透露，在杜勒斯葬礼后的一天早晨，阿登纳和他在国会山办公室进行了会晤。当天晚上，尼克松夫妇为阿登纳举行了晚宴。席间，阿登纳突然问尼克松：“你睡得好吗？”尼克松对他说，当他脑子里考虑事情时很难入眠。阿登纳说，从年轻时起，自己就一直睡不好。尼克松问阿登纳有什么办法。他回答说：“我吃安眠药，吃了30年了。”1963年10月15日，阿登纳出席了联邦议院为他告别政坛举行的全体议员大会。这时他已快88岁了。
1967年4月19日，阿登纳去世，享年91岁。阿登纳逝世后，不少联邦德国公民拍电报或写文章，感谢他“为德国人民所做的一切”。一些历史学家赞赏他“勤奋、刚直”的品德和求实精神，反对党领袖也承认他具备“真正领导者的素质”。西方评论家则称赞他“以他的铁肩支撑危局，使一个战败的、几乎气息奄奄的民族经受住了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