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边精神
费边精神主要有两点内容：
一、知识分子的独立身份。这种独立不是遗世独立，而是保持独立身份参与到社会的改良之中。
二、渐进主义。通过理性思考得出解决方案，但同时采取渐进的态度，渐，并且进。
有人说，费边社是人类历史上影响最大的文人团体。事实上是不是这样，我无法做断言，但费边社在中国处于默默无闻的状态，一些文章、书籍中即使提到了费边社，通常也是一笔带过，这使得这个持社会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团体在中国多少显得有些陌生。
费边社
费边社的得名，来自于古罗马大将费边。公元前217年，费边接替前任败将的职务，迎战迦太基的世纪名将汉尼拔。费边采取了避其锋芒，改用迅速、小规模进攻的策略，从而达到既避免失败，又打击对方的目的。经过八年的苦战，费边终于击败了汉尼拔。从此费边主义成为缓步前进、谋而后动的代名词。
1883年10月24日，以悉尼·韦伯和萧伯纳为首的知识分子团体在伦敦成立。面对19世纪末的英国社会，他们坚信必须通过渐进的－－而不是激进的、暴力的－－手段达到社会主义。次年一位新的加入者Frank Podmore提出以费边来为这个知识分子团体命名。因此也有人认为费边社成立于1884年。
费边社汲取了巴黎公社失败的教训，放弃了前辈社会主义者们的激进姿态。萧伯纳说：“不是说暴力乃是进步的产婆吗？但暴力同样是混乱的产婆，是戒严令的产婆。”尽管费边社不认同暴力革命，但费边社的活动始终以支持社会主义价值的核心为目标。面对19世纪末的英国社会，费边社认为资本主义在根本上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不公平的，最终的解决之道在于工人应该拥有生产工具。只不过由于手段的不同，费边社在承受着嘲笑的同时，坚定的朝着与嘲笑者相同的目标前进。
为了推行自身的主张，费边社的成员不遗余力的向社会宣传他们的主张，并且与政府官员、党派政客们过从甚密。1891－1892年，117名费边社成员作了3339次演讲，印发了37800份小册子，与丘吉尔、劳合乔治、阿斯奎那、贝尔福等众多政治家进行了谈话并且提出建议。在费边社的努力下，国家保障最低生活标准、资源的社会管理、以累进税缩小贫富差别、整顿教育等许多措施通过一个一个法案，落实到国家立法中。费边社甚至帮助建立了工党。
而更可贵的是，在上述过程中，费边社始终保持着知识分子团体的独立身份，没有沦为帮闲文人，也没有成为幕僚。
费边社的成员人数一度达到8000人，地方分社超过一百个，后来逐渐衰落，1931年成立新费边研究社，1939年与费边社合并成为新费边社。至今费边社仍然存在，据近期的内部报道称，该社现有活跃成员5000人左右。
LSE
LSE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缩写，这所大学坐落于伦敦闹市中心，因此地方狭小，学生下课甚至只能去大街上聊天。这所学院成立于1895年，正是在费边社的倡议之下成立的，而且这所学校也一贯以中左翼的姿态立校，至今仍是费边社的重要思想库，工党的主要智囊(奇怪的倒是，哈耶克和波普尔与该校渊源颇深，由此亦可见该校的自由风气)。罗素曾经在该校任教，并将自己在剑桥获得的奖学金捐给LSE成立基金。罗素曾经说：“我绝不会为了我的信仰而献身，因为我可能是错的。”费边主义者就是这样的怀疑者，不仅怀疑权威，也怀疑自己原有的看法，不断的以现实观照理论，不断辩论，不断修正对社会的认识。
李光耀说，在LSE，他听了拉斯基的课，受到了费边主义的吸引。在回忆录中，李光耀说：英国费边主义者建议一步步地走向这个理想社会，那就不必砍富人的头，不必没收他们的财富。一切分阶段进行，不扰乱经济，不制造社会动乱，通过征富人一辈子的税，通过在他们去世时抽重重的遗产税，便能剥夺他们的财富。这一来，他们的子女就得在跟穷人子女平等的基础上从头开始。
LSE主张以科学的方法系统的研究社会，从而提出改革方案。与费边社一样，LSE在中国也默默无闻，但是可以列出一串名单：罗隆基、储安平、费孝通、王造时、吴恩裕、徐志摩、金岳霖、张君励、张奚若、陈源、萧乾、龚祥瑞……他们都曾经在LSE求学。1920至1940年代，拉斯基的说学是中国知识分子中最流行的学说。这些LSE的弟子们回到中国后或组党或办报，力求在国共之间寻找一条费边主义的第三条道路。然而不幸的事情发生在1957年，几乎是一夜之间，他们悉数被打倒。LSE连同费边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几近消失。
渐进主义
费边主义的主张是社会主义，其手段则为渐进主义。在那个救亡压倒启蒙的时代，渐进主义获得了一定的发展空间，相反倒是在今天，激进主义大行其道，愤青群体的茁壮发展，即是一例。这多少是耐人寻味的。
激进主义的实质是想毕其功于一役。就中国而言，由于众多的因素，激进主义一向是很有市场的。这使得中国历史在一个水平上不断重复，傅斯年曾说“(中国历史)自秦以还，二千年间，尽可缩为一日也”，这未尝不是激进主义导致的。中国人对一个好的社会的想象力可以说极度缺乏，想来想去，也不过是《礼记》中所提到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一段(当然还有其他版本，不过实质上并无分别)，所以从激进主义的角度来看，问题只不过是“由谁来行大道”？所以在起义的关头，往往以此为号召，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样的口号。而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中，洪秀全尚未取得全国政权，便已腐化无比，不能再行大道了。所以从渐进主义的角度来看，与其问“由谁来行大道”，不如去问“怎样行一个更好的大道”？
实际上在中国，并不缺乏渐进的例子，刘邦与项羽之间的战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但这种渐进的做法，往往是出现在战争当中，因而不得不如此。
激进主义者易于主张革命，但问题在于“娜拉走后怎样”？因此从渐进主义者的角度来看，最重要的是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不能解决这一问题，历史仍然会回到原处。而这个问题的解决，是需要一点一滴的积累，稳扎稳打，积小胜为大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