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伯沆
王伯沆(1871—1944)先生名瀣，一字伯谦，晚年自号冬饮，又别署沆一、伯涵、伯韩、无想居士等等，是清末至民国年间著名的国学大师。曾先后执教于两江师范学堂、南京高等师范学校、金陵女子大学、东南大学、中央大学等院校。
王伯沆先生由清末入民国，曾作过岭南学者陈寅恪先生昆仲的家学业师，与当时的著名学者和社会名流均有往来。纪念馆里有一枝紫毫毛笔，便是清末小说家、实业家刘鹗(1857—1909)先生所赠。更为难得的是，这只紫毫笔的笔杆上还有刘鹗先生的亲笔题辞，上曰：“象管愧无闲写句，玉尖可捧笑求诗”。“象管”泛指毛笔，“玉尖”指的是美女之手。在刘鹗的小说《老残游记》第九回中，有姑痛斥宋儒的一段描写，文中有“那女子伸出一只白如玉、软如绵的手来，隔着炕桌子，握着子平的手”这样一段话。旧时文人多有这种用法。这两句题辞表达了刘鹗与王伯沆先生共同的生活意趣以及刘鹗先生对王伯沆先生的美好祝愿。
刘鹗何时向王伯沆先生赠送这只紫毫笔，已无从考证，但从刘鹗的题辞内容以及两人的年龄差别来看，应该是在王伯沆先生40岁之前。钱坤新先生撰有《冬饮先生行述》，(文载民国出版之《南京文献》第21号)其中谈到王伯沆先生治学的经历时有言：“先生之学凡三变，弱冠肆力古文辞，壮岁兼治经世之学。四十以后出入于佛老，及见黄先生，益信古圣贤之道。”王伯沆先生“壮岁兼治经世之学”，应该说与刘鹗会有许多共同的语言。钱文中提到的“黄先生”为太谷学派三传学者黄葆年。刘鹗亦为太谷学派的第三代传人，黄、刘二人均为太谷学派主要二传人物李光的得意弟子。后来王伯沆先生屡屡拜帖于黄葆年门下，应该会受到刘鹗的某些思想影响。
提起王伯沆与刘鹗之间的交往，还必须说一下王伯沆重金收甲骨的一段往事。刘鹗1909年蒙难辞世后，其家人生活发生困难。日本古董商人知其典藏甲骨，多次与刘家人接触，表示愿出重金购买。王伯沆先生得知这一消息后，急忙赶往刘家在南京的寓所进行劝说、洽谈，并随之召集自己的故旧门生商议此事，最后由王伯沆、柳徵、商承祚、束世、郦承铨、段熙仲等以优厚价格分别购入。有了王伯沆先生的壮举，这部分珍贵的甲骨才没有流向海外。如今，王伯沆先生所认购收藏的甲骨，一部分于“文化大革命”期间归入南京博物馆，另一部分则随爱婿周法高先生赴台湾后归台北中央研究院语言研究所。
刘鹗先生逝世时，王伯沆先生40岁，正专力研读宋明诸儒的经典著作，并用宋明理学的要义，来了解佛门中的各个宗派。当时杨仁山居士在南京倡导佛学，影响很大。每次杨居士在金陵刻经处讲学，王伯沆先生总是准时前往，并端坐在下面认真听讲，还不时与杨仁山居士交流学佛心得，究极佛学奥妙，两人十分相得。杨仁山居士去世后，欧阳竟无先生接手金陵刻经处的工作，王伯沆先生却渐渐疏远了和欧阳先生的联系。个中原因在于，王伯沆先生认为：杨仁山先生倡扬佛教诸宗，与儒家兼包百家相合；而欧阳竟无独宗唯识，并诋贬天台诸学，这样容易狭隘自己的研学之路。
王伯沆先生长期使用的几方砚台，如今静静地躺在展柜里。一方大砚台旁边的两方白矾石小砚台引起了许多参观者的注意，因为当年王伯沆先生使用这两方小砚台时所遗留下的红、蓝两色颜料还一直保留在砚面上。据王绵女士介绍，为了纪念先德，她不仅多年珍藏着乃父使用过的这几方砚台，同时也不忍心洗去砚上之墨迹。为了收藏好王伯沆先生使用过的砚台，王绵女士还向我谈起了王驾吾(1900—1982)拜砚的一段往事。王驾吾先生名焕镳，1921年在南京高等师范求学，很受王伯沆先生赏识。解放前后王驾吾先生先后在多所大学任教，曾任杭州大学中文系主任、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长等职。王伯沆先生终生嗜爱研读《红楼梦》，曾于1914—1938年这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反复阅读自己收藏的王雪香评本百二十回《红楼梦》，并先后用朱、蓝、紫、黑、黄、绿六色笔进行评点。当时王伯沆先生使用的就是这方大砚台和几方小砚台，并且每方小砚台固定使用一种颜料。这些砚台原先一直珍藏在王绵女士的身边。1973年，王绵女士赴香港与周法高先生团聚，许多物件一时无法携出，便将其中乃父生前使用过的一方澄泥砚、一方端砚以及一副拐杖交给王伯沆先生的首席弟子、杭州大学教授王驾吾先生留存。这两方砚台之上王伯沆先生使用时的黄、绿两色墨迹同样保存在砚面之上。据王绵女士回忆，当时王驾吾先生在接受先师使用过的砚台和拐杖时，特地焚香跪拜，情景感人至深。
王伯沆先生用这几方砚台上的不同墨色来评点《红楼梦》，一共为我们留下了一万二千余条评语。第一次批注完成于1914年6月，最后一次批注时间是1938年11月，前后历时25年。六次批注用不同的彩墨书写，其中精辟见解屡屡可见。从时间上看，王伯沆先生研读《红楼梦》在胡适和俞平伯之前，从成果上来看，王伯沆先生也绝不逊色于早期的任何一位红学家。南京师范大学前校长谈风梁先生在《古典小说论丛》中有言：“《红楼梦》从传抄问世起，就有人对他进行评点。高鹗续补的百二十回本刊行后，评点的风气更加盛行，其中流行最广、影响最大的要算道光年间护花主人王雪香的《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辛亥革命以后，对《红楼梦》继续进行评点，用功最深、成就最大的要算王伯沆先生了。”
王伯沆先生使用这几方砚台不仅评点了《红楼梦》，还批校了大量的书籍，抄写了许多珍贵的典籍。经王绵女士汇编的《冬饮丛书》中，就收录了王伯沆手抄、点校、点评的古代书籍235部。王伯沆先生还非常善于抄书，他的抄书准则有三：一是孤本抄，例如《倪文贞诗集》。二是难得一见的佳书抄，例如《咏怀堂诗》。三是难读之书抄，例如《樊文汇录》。正因为如此，王伯沆先生的大量藏书中，许多均为先生的手抄本，而不管是刻本还是抄本，先生所有的藏书几乎都留下了或多或少的评点批校。伯沆先生曾任江苏国学图书馆参议，主管古籍善本的真伪鉴别及甲、乙等级的评定工作，在古籍图书的整理、鉴别方面有着深厚的功底。王伯沆先生还精于书法篆刻，长于吟诗填词，勤于书信往来，所有这一切，都离不了这几方砚台。可以说，这几方砚台伴随着王伯沆先生的日常生活，见证着王伯沆先生治学的一生。日本京都大学著名学者神田喜一郎先生有言：“敬读冬饮先生遗稿，先生博识宏闻，于书无所不窥。藏书题记、读书记二种，裨益学术尤巨，与义门绍弓可相伯仲，而其博过之，真令人景仰不已也。”
1940年，日伪为了粉饰太平，拼揍成立“南京中央大学”，企图利用王瀣的名望做招牌，派人上门劝说到该校挂个教授名义，可以不到职，拿份干薪，遭到王瀣的严词拒绝。日伪看看利诱不行，竟来硬的。一天，两个日本军官模样的人，闯进王瀣住宅，先是甜言蜜语，百般诱劝，王瀣静卧床上，不屑一顾，一言不发。一个军官突然拔出雪亮的军刀相威胁，王瀣泰然处之，从容等死。两人只好悻悻而去。从此，王瀣闭门不出。精神上的苦闷，生活上的折磨，加之1944年秋天又染上了疟疾，腹泻不止，9月25日，终于一病不起，与世长辞了。临终前，嘱咐妻女：“我生不愿见到日寇，死了，棺材也不愿见到敌人。身后不要发丧，棺材不要出门，就悄悄埋葬在后院里!”家人遵其遗嘱照办了。1946年，中央大学复员回到南京。为王瀣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国民政府敬送了由蒋介石题写“爱国耆儒”的金字匾额，以表彰逝者临大节而不可夺的民族气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