盎格鲁-萨克森人
盎格鲁-萨克森人(Anglo-saxon)的祖先来自欧洲大陆，是日耳曼人中的盎格鲁人、萨克森人。大不列颠岛的土著居民是来自比利牛斯半岛的伊比利亚人，他们以创造了巨石文化而著称。后来，克尔特人中的不列颠人、别尔格人等从大陆进入大不列颠岛，同化了土著居民，形成盎格鲁-萨克森人的最早基础。从公元5世纪起，盎格鲁人、萨克森人进入不列颠。他们同化、消灭了一部分克尔特人，将另一部分克尔特人驱赶到西南和西北部的山区。9世纪，丹麦人对不列颠的侵略，促进了盎格鲁-萨克森人的形成。1066年，来自法国的诺曼人征服了不列颠，他们在英法百年战争后融合在盎格鲁-萨克森人中。
萨克森人（英语Saxon；德语Sachsen）又名撒克逊人，原属日耳曼蛮族，早期分布于今日德国境内的尼德萨克森(Niedersachsen)地方。西元5世纪中期，大批的日耳曼人经由北欧入侵大不列颠群岛，包括了盎格鲁人(Anglo)、萨克森人(Saxons)、裘特人/朱特人(Jutes)，经过长期的混居，逐渐形成现今英格兰人的祖先。
盎格鲁—撒克逊”时代
总是以刻板的编年史的面貌出现，久而久之难免令人生厌，所以这次一我想从这一时代的史书谈起。现在一般公认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第一部史书是威尔士修道士吉尔达的“Liber querulus de excidio britanniae”《哀诉不列颠的毁灭》其完成的年代约在公元540年，然而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它都称不上是一部良史。它的价值在于，在有关盎格鲁.撒克逊人征服不列颠的历史材料中，它是最接近那个时代的。不过它的历史价值很小，因为它是“对不列颠诸侯和教士邪恶的一部冗长的控诉”（《英国历史评论》），而不是一部严肃的历史。在盎格鲁.撒克逊时代最值得一提的历史著作无疑是比德的《英国教会史》。人称“英国历史之父”的比德可以说是第一个将盎格鲁.撒克逊时代入侵的传说作为信史来记述的人。吉尔达在其著作中将盎格鲁.撒克逊的入侵作为上帝对不列颠人罪恶的报应，这一主题在比德的著作中也再三的被重复。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吉尔达的记述中，盎格鲁.撒克逊人和土著的不列吞人在他的那个时代并未处在敌对的状态。我们现在可以肯定的是，罗马时代的不列吞人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入侵中大都安然无恙，绝大多数的现代英格兰人都是他们的后裔。换句话说，作为入侵者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在人数上是远少于土著不列吞人的。那为什么盎格鲁.撒克逊人以如此之少的人数却能最终成为人多势众的不列吞人的主宰呢？约翰.戴维斯部分解决了这个问题，他指出被盎格鲁.撒克逊人所征服的恰恰是那些罗马化程度最高的地区。罗马帝国四个世纪的统治即给不列吞人带来了文明又使得他们处处依赖帝国政府，因此在失去了罗马军团的保护后，不列吞人在政治和军事上都无法自立。因而肯特和苏塞克斯等东南部的土著面对着极少数的盎格鲁.撒克逊入侵者所做出的唯一反应也就是屈服。戴维斯的另一种解释引人注目：不列吞人被迅速征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瘟疫。六世纪时不列颠遭到了发源于埃及而后席卷整个地中海周边国家的瘟疫袭击。瘟疫是由来不列颠贸易的东方商人传入的。如果说这场瘟疫真的在不列颠流行的话，对于不列吞人而言绝对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从现在的研究来看，盎格鲁.撒克逊之入据不列颠更有可能是一个在数百年间逐步完成缓慢进程。当然这一进程有时是平和的有时也会有流血冲突发生，在诸多的武装冲突中不仅有盎格鲁.撒克逊人和不列吞人的还有凯尔特人、皮克特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所谓的大破坏和大屠杀更多是古代作家的夸大其词，没有证据表明曾经发生过一场盎格鲁.撒克逊人对不列吞人的决定性战役。故而有关瘟疫导致征服的论断也就不那么深入人心了。
五世纪和六世纪不列颠的历史今天我们了解的很少，传说中的英雄阿瑟王就生活在这个时代中。在比德的著作中记载了不少的国王和首领，或许阿瑟的原型正是其中的一位，总之这一时期的许多史实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澄清。
七世纪和八世纪时，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王国逐渐兴起了：肯特（裘特人的王国）、诺森伯里亚、麦西亚、韦塞克斯。在我们关注这些王国的兴衰起伏的同时，盎格鲁.撒克逊人宗教信仰的转变更加引人注目。公元597年凯利安修道院院长圣奥古斯丁受教皇格里高利一世之命前往肯特传教。圣奥古斯丁除了大力传播福音外还大声疾呼归还罗马帝国的故地以此来抬高教皇的声望。在肯特国王艾塞尔伯特那里圣奥古斯丁受到了礼遇。艾塞尔伯特刚娶了一位墨洛温王朝的公主贝沙--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尽管不很理解，艾塞尔伯特还是在他法兰克妻子的影响下昄依了基督教。比德记载了罗马教庭在英格兰发展势力的史实，格里高利一世在他给圣奥古斯丁的信中称：“……蒙主的仁慈和你的不懈努力，英格兰新教会已经被引领到全能的天主的恩惠之中……”（之所以只提英格兰是因为在威尔士和苏格兰罗马帝国时代的教会组织保存了下来）。圣奥古斯丁在英格兰的头一年里成功得使大批的异教徒转变了信仰，这成为了他一生中最大的成就。格里高利一世对英格兰教会的经营一个宏伟的蓝图：伦敦和约克将各有一位大主教（每位大主教下各有十二位主教）。由于伦敦不在艾塞尔伯特国王的治下，肯特的坎特伯雷进入了教皇的视野。在坎特伯雷圣奥古斯丁晋升为大主教，坎特伯雷作为大主教的驻节地直至今日。以坎特伯雷为中心圣奥古斯丁开始了英格兰教会的建设工作，格里高利通过信件对圣奥古斯丁不断的施加影响，使得英格兰的教会事务得以按照他的想法进行。不过从史料中我们看不到格里高利或圣奥古斯丁有任何企图与凯尔特教会建立联系的行动和意图。建立教会的繁重工作几乎将圣奥古斯丁压垮，因他虽然精于宗教事务但对日常的纷繁俗务却力不从心。公元605年，格里高利一世和圣奥古斯丁先后逝世。不久以后，对圣奥古斯丁给予热情支持的艾塞尔伯特国王去世。艾塞尔伯特的继承人伊德鲍尔德重新恢复了偶像崇拜,根据比德的说法后来他在亲眼目睹圣彼得的圣迹而迷途知返。此时英格兰北方的强大王国的统治者是爱德文，他娶了艾塞尔伯特的女儿艾塞尔伯格（小名塔塔）。王后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她在教皇卜斯法尼的感召下使自己的丈夫昄依了耶稣基督。公元625年，格里高利一世梦想的约克教会成立了，艾塞尔伯格选择了波莱纳斯作为约克的主教。尽管看上去“主的事业”进行的很顺利，可是麦西亚王彭达的进攻表明及至八世纪中叶基督徒在北英格兰的影响依然有限。
公元668年，坎特伯雷大主教的职位空缺，塔尔苏斯的西奥多被任命为新任大主教。由于他原本是一位希腊学者，因此他必需接受完全陌生的西方教会的仪规（把原来的圣保罗发式改为冠状式）。在另一位希腊教士哈德良的辅佐下西奥多大主教巡视了全英格兰奠定了各地主教辖区的基础还任命了多伊奇、温彻斯特、罗切斯特的主教。当西奥多到达坎特伯雷时，有一位主教在亨伯河以北另有两位在亨伯河以南这两位主教分别是凯尔特人切德和里彭的威尔弗雷德。里彭的威尔弗雷德因在诺森伯里亚大力宣扬教会的权威而声名大振，然而后来他由于与埃格弗里德国王的一次争吵而被流放。西奥多心满意足的看着这个曾经顶撞过自己的主教的垮台，他还不失时机的改组了英格兰北方的教会组织，新教会规模虽小但效率很高且便于大主教的控制。此后的二十年间，英格兰的主教辖区被确定为约克、赫克瑟姆、里彭和林塞四地。西奥多还重新确立了不分政治边界的全英格兰的宗教会议。西奥多在不列颠的最大成就之一就是他建立了一套将凯尔特教会的教产转移至英格兰教会的机制。这一在罗马教廷和凯尔特教会共同努力下所达成的创举使诺森伯里亚王国在得七世纪末期出现了一个文化高潮。在后来的漫长岁月中从不列颠这个基督教世界的北方边陲逐渐形成了一种浓厚的学术传统，这一传统成为中世纪的西欧文化的发展源泉之一。恐怕当时西奥多并没有想到这一步，这真可谓：前人种树，后人乘凉。
英格兰修道院的出现和一位虔诚的诺森伯里亚贵族别号本尼狄克的比斯科普有关，他分别于公元674年和681年建立了韦茅斯和贾罗的修道院。这两座修道院对于修道士制度在英格兰的推广起了重要的作用。比斯科普长途跋涉六个月前往罗马面见教皇阿加塞并带回了许多珍贵的手抄本，正是这些抄本将诺森伯里亚的文化引入了一个黄金时代。在这一时代中所涌现出来的最杰出的学者无疑就是比德。这位被子孙后代尊称为“庄严比德”的神父生于公元673年逝于公元735年。比德在七岁时“由他的亲属托付给本尼狄克院长抚养。”（托马斯.富勒《教会历史》）他此后的一生便都在修道院中度过，先是在韦茅斯一年，后前往贾罗。尽管比德最远也只不过到过约克，然而他却毫无疑问是当时全英格兰最最博学多才的人。在比德所在的修道院中，图书室的藏书非常丰富，这使他获益匪浅。他曾激动地谈到了本尼狄克.比斯克普访问罗马时带回的那些珍贵的手抄本。比德的崇高声望正源自于他对比斯克普的手抄本的注释以及他所编写的诸多历史著作，其中最富胜名的就是那《英吉利教会史》。比德的著作反映了新兴的英格兰本土文化的发展，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已经在不列颠扎下了根，他们需要有人可以将本民族的历史记载下来流传后世。在结束对英格兰宗教历史的回顾以前，我想简单介绍一下英格兰教会对欧洲大陆的影响。加洛林朝的查理.马特和“矮子”丕平在与好战的北方日尔曼诸部族（主要指萨克森人和维金人）的斗争中都以基督教作为精神武器。来自英格兰教会的教士们尤其受到法兰克君主的器重，他们经常随军出征足迹遍及西欧和北欧。上文曾经提到的那位里彭的威尔弗雷德在被驱逐出诺森伯里亚后来到了欧洲大陆，他和另一位名叫威力布洛德的修士改弦更张奉罗马教廷为正宗。在所有的英格兰教士中数邦尼费斯最有作为，他以自己在美茵兹的主教辖区为中心极大的拓展了日尔曼腹地的教会组织。出身约克的阿尔昆是被视为当时欧洲最卓越的学者之一。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英格兰的教会对于中世纪早期西欧文化文明开化的作用是多么的巨大。可以说盎格鲁.撒克逊教会这个罗马教会与凯尔特教会结合的产物其对今天的欧洲文化或西方文化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
就在英格兰的教会声名远播之际，英格兰的政治版图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公元418年最后一批罗马帝国的驻军撤离英格兰，早已习惯帝国政府管制的不列吞人的感受就有如被亲生父母抛弃一样。北方的凯尔特人和爱尔兰的皮克特人趁着罗马驻军撤退的机会重现开始了对英格兰的侵袭。五世纪三十年代起这种侵袭愈演愈烈，公元443年最后一位不列颠使节来到了罗马恳请西罗马帝国施以援手，并保证不列吞人愿意永远作罗马皇帝的顺民。然而此时的西罗马帝国早已失去了当年西欧诸民族宗主的威风。罗马大将艾息阿斯为了抵御巴兰德和阿提拉数十万匈奴铁骑的威胁将莱茵河和高卢的守军全部撤走。对于不列吞人的呼吁，他只能委婉的表示自己实在无能为力。遭到拒绝的不列吞人终于意识到罗马军团是不回再回到不列颠来了，为了自卫他们作出了一个历史性的抉择：向盎格鲁—撒克逊人求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