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长沙藩王
明代的长沙，还是明王朝的一个藩封重地。从朱元璋初定天下到明王朝灭亡之时，明太祖及其后几代帝王曾把他们的儿子分封长沙，在这里建立了“捍卫王室”的藩屏。
早在1500多年以前，长沙就有过封王建藩的时代，著名的西汉长沙国即曾饮誉一时，绵延了200余年。此后，历代王朝又多封过长沙王，如西晋长沙厉王司马义，南朝时，宋长沙景王刘道怜、齐长沙威王萧晃、梁长沙宣武王萧懿、陈长沙王陈叔坚，唐朝长沙王李恪、党仁项、罗宏信等，但都仅食长沙租税，受封而不就国。甚至北朝时的北魏、北齐、北周等几个中原小朝廷也曾封有长沙王，则连长沙租税也不享有，仅仅遥取长沙之嘉名而已。因此，自西汉长沙国废之后的1000多年，历代的长沙王都只是虚封，早已不具有分封制的意义了。
朱元璋建国以后，鉴于宋元不建藩屏、王室孤立的教训，便参照汉晋南朝之制，大封子弟，分藩就国，企图永保其朱明帝国的统治。按明代的分封制，皇子封为亲王，授以金册金宝，岁禄万石；其封地建王府、设官吏，其宫室、冠服、车旗的规格仅下于皇帝一等，公侯大臣都要俯首拜调，地位极为尊贵。诸王在封地，没有治民之责，但有统兵之权。备王府都设有护卫，其兵士少者3千，多者近2万人；而且当地驻军调动，还必须有亲王令旨。于是，分封到各地的藩王成了代表皇帝监控地方军权的人物，而每一个王国则成了一个军事中心。 作为一个有过封王建国历史的名城和湖湘军政要地，长沙从明初开始就成了朱明帝胄的藩封之地，曾先后封有藩王4人，即明太祖朱元璋子潭王朱梓和谷王朱、仁宗朱高炽子襄宪王朱瞻、英宗朱祁镇子吉简王朱见浚，其中吉王传续7代，故有10王，就藩长沙计195年。在这近200年里，藩居长沙的皇子皇孙们挟天子之威仪，体尊位重，与道、府、县官共处一城，使长沙罩上了一种神秘的光圈，染上了浓重的藩王政治的色彩。
潭王朱梓为朱元璋第八子，1370年（洪武三年）封，1385年就藩长沙。当时，明王朝已给他建造了一座王府，设置了拥有3千兵士的长沙护卫。该王府建于长沙城正中原元朝湖南元帅府旧址，占地广阔，城垣高耸，外有城门，内有王殿官署，颇有藩王的气派。
据《明史·诸王列传》载，朱梓“英敏好学”，善作文章。在长沙时，他常召集王府儒臣饮酒赋诗，亲自评品其高下。又传说他“有恩于民”，常骑一匹白马出入城郊。其时，朱元璋大兴党狱，法网森严。1390年（洪武二十三年），谭王妃於氏的父兄因坐“胡惟庸案”被杀，朱梓惶恐不安，在其皇父召他进宫之时，与於氏一道自焚而死。第一代长沙藩王温文儒雅，竟自毁于党禁之下，引起了人们无限的同情，明初名臣夏原吉、明后期著名诗人袁宗道都曾写下诗篇，为之哀咏。
潭王以后，孤峙于长沙城内的藩王府陈冷落凄凉，度过了12个春秋。1402年 l1月，又有谷王朱封到长沙，成了王府的主人。
朱为朱元璋第十九子，洪武年间就藩宣府（今河北宣化），因宣府为古上谷地，故称谷王。1402年，他以打开南京金川城门、投靠燕王朱棣有功，被徙封长沙。朱为人奸险凶毒，在长沙时更是专横跋扈，不可一世。永乐初，原户部尚书、忠诚伯茹回归衡山故里，因过长沙时未能到王府拜调，他竟上奏朱棣，陷之以罪。茹因此下狱，饮药自尽。从此，朱“遂益骄肆”，强夺民田，侵取公税，擅杀无辜。王府长史虞廷纲几次谏劝，他不仅不听，反而诬陷廷纲诽谤亲王，将其肢解处死。
随着权势的扩张，朱的野心也迅速膨胀起来，竟至谋反。为此，他到处招收亡命之徒，操力兵法战阵，制造军器战舰，又大建佛寺，“度僧千人，为咒诅”。他与长沙卫指挥使张成，王府宦官吴智、刘信密相往还，叫张成为“师尚父”、吴、刘为“国老令公”，阴谋乘元宵进京献灯之机，选壮士教之音乐，随同进入宫禁，伺隙为变。他还致书在成都的蜀王朱椿，“欲结蜀为援”。后来蜀上之子朱悦避罪来到长沙，朱将之藏于王府，并诡言于众：“当得我开金川门放走的建文帝，现在府中，我将为之申大义，事发有日矣。”
朱狂妄自大即将谋反，很快就引起了外间的注意。不久，蜀王朱椿、谷王府护卫都督金事张兴先后上奏北京，揭发朱的阴谋。明成祖未核马上采取措施，命朱入朝陛见、放朱悦回蜀，并于1417年2月22日（永乐十五年十月初六日），将朱及其2子废为庶人，其官属多得死，粉碎了这起政变阴谋。传说朱被废后，万念俱灰，乃避往长沙县西70里一深山入寺为僧。其山灵谷深邃，有唐三藏大师所建宝宁禅寺，气势宏伟，朱盾后半生便消失在这烟火钟罄之中，此山后来也因此而被称为谷山。
谷王废罢之后，长沙王府又两换门庭。先是已故仁宗第八子襄宪王朱瞻，天1429年（宣德四年）就藩长沙，近半个世纪年又有英宗第七子吉简王朱见浚入主王府。这里，明朝诸藩早已失去往日的威权，原作为藩王亲军的长沙护卫也已经撤消。朱瞻在诸王中年龄“最长且贤”，“庄敬有令誉”，看来颇为谨慎，8年后即1436年（正统元年）徙藩襄阳。
吉简王朱见浚是明代长沙诸王中居国最久，也是唯一将王位传续了下来的一人。1477年（成化十三年），时年20岁的朱见浚来到长沙。就藩伊始，他就对原有王府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改建，“工役浩繁，财费巨万”，修建起一座宏大的吉王府。据记载，吉王府“广袤若干里”，有城门4座，南曰端礼、北曰广智、东曰体仁、西曰遵义，南门外有一座五檄石坊，其上端正中刻着4个赫然人目的大宇：“藩屏王城”。4门都建有营房，居住甲士1769户以守护禁城。王城内有王殿承运殿和书院、祠庙、仓库，外有王府的长史司、仪卫司、审理所、纪善所等大大小小十数个官署，其宫阙台阁、亭榭池塘布满了长沙府城东北和北部的大片地方，以至“城内地方半属王府”。而王府之地，不仅一般百姓不能进入，就是长沙府县官员、巡捕也“不得擅侵”。藩府倚仗权
势自行其政，甚至干预地方政务，“以掣有司之肘”；“奸人出没其间”，地方官也不敢问津，“莫可究诘”。吉王府一时成了长沙的城中之城、城中之国。
长沙藩王的封置，曾对稳定明王朝在长沙乃至湖湘地区的统治起了一定作用，但极大地加重了长沙人民的负担。出身于帝王之家的朱氏子弟向来锦衣玉食，养尊处优，封王后又纪嫔成群、侍从众多，还有大批的属官、卫士，衣食用度，开支浩大，都落到了地方。明初潭王就藩，岁禄万石，就是从长沙租赋中划给。吉王初封，“奏立王庄”，占田3万多亩，“每亩纳银四分”，到万历（1573－1619）年间更增加到4.6万亩。王庄园地增多，但朝廷粮赋不减，地方官只得将之分摊匀派，使长沙的粮赋大为加重。此外，王府的各种供支、劳役，也都通过府县官吏强加到百姓头上。明中后期朝廷财政拮据，而诸王支出更为繁浩，又以“长沙地土广阔、出产谷粟”，加派荆、辽、荣、楚、眠等5王府的禄米和襄王府柴薪，共值白银8万多两。如此沉重的负担，百姓不堪其命，连一些地方官员也深有怨气，曾大声呼道：“宗藩日盛”，“长沙之民不胜其苦矣！”
到1636年（崇祯九年），第七代吉王朱慈即位。这时，从陕北而起的农民大起义已经席卷中原，由满族贵族建立的清朝正雄视于山海关外，朱明皇朝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1643年（崇祯十六年），张献忠率大西农民军挺进湖南，一举攻克长沙。吉王朱慈仓皇南窜，屹立于长沙城内的吉王府也在一场大火中化为灰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