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士骧
杨士骧（1860-1909）字萍石，号莲府。安徽泗县人。光绪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庶吉士。官历直隶通永道道员、 直隶按察使、江西布政使、直隶布政使，1905年1月署理山东巡抚，1906年9月任山东巡抚。一年后调任至直隶总督。整顿山东河务、严考核，厉赏罚。继袁世凯主持北洋，练兵筹饷，奉行无违。巡阅永定河工，请浚下游河口，修筑减坝。疏请新政不得滥派民间。宣统元年卒。
直隶总督杨世襄
在晚清淮安籍从政为官的人中，其职位最高、爵位最显者当数封疆大吏、直隶总督杨士骧。
杨士骧(1860-1909)，祖籍安徽泗州。其祖殿邦于道光26年(1846)来淮任漕运总督，咸丰3年(1852)卸任后，于淮安南门更楼东购置一宅院(今袜厂)，遂定居淮安。其父鸿弼，“婴末疾不仕”，幼年即有残疾，把一生的精力均用在培养子女上，“生子八人，其五登甲乙科”。士骧少年时，祖、父相继去世，家道中落，生活日益困窘，但士骧兄弟读书则益加勤奋。他16岁成了秀才，光绪12年(1886)中进士，入翰林院，选庶吉士，授编修，从此步入仕途。
杨士骧为官，“以干练称于时”，从翰林院外放直隶通永道，不久升为按察使，又迁江西布政使。短短十余年时间，他春风得意，成为清廷的高级官吏。
光绪30年(1904)12月，清廷宣布杨士骧(接替袁士凯，袁升任直隶总督)为山东巡抚。他在任近三年，其政绩斐然，值得一书的至少有二。
其一，与德国侵略者进行了有理有节的斗争，比较妥善地处理了“胶州湾事件”和“曹州教案”。光绪22年(1897)，两名德籍教士在曹州巨野被义和团所杀，德国以此为借口出兵强占胶州湾及胶州(今胶州市)、即墨等地。1898年，德国侵略者也模仿英国“租借”香港新界那样，向清政府提出租借胶州湾，租期99年，准许德国享有修筑胶济铁路的特权。德人还提出为了保证铁路沿线的“安全”，“自胶至高密悉为德兵所驻守”，并拥有沿线两侧30华里内矿产开采权。德国的无理要求理所当然的遭到山东及全国人民的反对。清廷也以山东距京师近在咫尺，一直未在不平等的《胶澳租界条约》上签字。杨士骧到任后，整饬曹州一带，“行清乡法”，严厉督捕“盗贼”，沿铁路线地区的社会治安有了明显好转，使德人找不到沿线驻军的口实。然后，他以隆重的礼仪与“德酋”谈判，“以欢结之”，“渐以理势开晓”，与之进行有理有节的斗争。《辛丑条约》签定以后，八国联军相继撤出京津地区。杨士骧趁势进一步与“德酋”交涉，终于使“德人竟撤兵还我利权”。德军首领“且请其国主赉杨以宝星也”。“宝星”是何物，不得而知，大概是勋章、纪念品之类东西，总之杨士骧在外交上取得了重大的成功。
其二，严法规，治黄河，使“数年山东无河患”。黄河流经山东近千公里，“岁漫决为巨害”。杨士骧轻车简从，沿山东境内黄河一直至入海口进行了考察。他认为黄河每年常决堤为患的原因除“淤高而堤薄”以外，其主要是负责河工的官员责任不到位，治水经费鲸吞挪用严重，奖罚不明。有的河工官员没有治好河，反而“迁擢”，易地做官。杨士骧针对上述情况“乃定章程”，如果“岁安澜”，则“官奏叙”升迁，奖励“弁兵”；如果“河决”则“官严参，不得留工効力，弁兵依律论斩”。每年汛期，他总是“身巡河堤，厉赏罚”，使得负责河工的官员人等丝毫不敢懈怠，“自是数年”，山东境内黄河安然无虞。
光绪33年(1907)，杨士骧“代袁世凯为直隶总督”，袁改任北洋大臣。袁为筹办近代新军，需大量经费，杨士骧积极为其筹划，“承其后一切奉行罔有违，财政日竭难乎为继而周旋因应。”袁与杨私谊极好，杨随袁一步一趋，使朝中官员“侧目视之”，成为当时炙手可热的人物。光绪34年(1908)，永定河泛滥，殃及京津地区。杨士骧经过实地考察，上疏认为永定河成灾“一由下口高仰，宣泄不畅”，“一由减坝失修，分消无路”。永定河流经京城西南芦沟桥以下，以前有一条“减坝”，由于年久失修，淤塞严重，每到汛期，不能起分洪泄洪作用，而且支流也常泛滥，增大了受灾面积，杨士骧请“拨帑四十六万两”，得到朝廷的批准。这年光绪皇帝驾崩，其陵寝移西陵，兴师动众，民怨沸腾。杨士骧提出“所需不得摊派民间”。作为干练的高级官吏，他清醒地看到清政权积重难返，大厦将圮，从维护封建王朝统治出发，上书直言“国初因明季加派纷繁，民生凋敝”，特别京畿地区徭役摊派更重，农民不堪重负，纷纷揭竿而起，导致明王朝的灭亡，应从中吸取历史教训。主张改革京畿地区田赋和徭役负担。直隶农民多负担了徭役则“田赋应较各省轻”，徭役应折为银两，冲交赋税。朝廷新政，如办巡警、兴新学等费用不能向老百姓摊派。每年，“拟官绅合查常年应官差徭，实系公用者，酌定数目折交。州县自办(工程)不得滥派折钱。”杨士骧的上书虽然得到朝廷的重视，但在当时情况下，根本没有得到认真的执行。他的种种努力当然也挽救不了清王朝覆灭的命运。
杨士骧身为清廷封疆大吏，权倾内外，但为人十分随和幽默、不拘小节。关于他的传闻颇多，常常被当时文人披露于报端。“补白大王”郑逸梅在一篇题为《杨士骧喜啖羊肉》的短文中写道：“督直隶时，陛见之余，至前门某街，入羊肉馆一快朵颐，因座皆下隶厮养，杨不为意。啖既，甫出门，遇同僚李京卿驱车过，与之为礼，讶询何以至此，同则谓此间羊肉馆素负盛名，微时尝食而甘之，今日偶经其地，肉香触鼻，不觉馋涎欲滴。因拉李入座试尝之，李虽频加赞美，然殊感坐立不安，杨据败桌，坐敝凳，又复大嚼，其脱略形迹有如此。”一次，杨士骧赴回人马龙标的宴请，满桌菜肴皆鸡鸭，而没有猪肉，酒酣，他对主人说：“君的姓名可以‘鸡鸭杂’为对”。“鸡鸭杂”即淮安土话，鸡鸭的内脏。经他一解释，客人皆大笑不止。据说，杨士骧十分惧内，“虽置姬妾而不许值宿”，杨曾撰联，“平生爱读游侠传，到死不闻绮罗香”以自嘲。
杨士骧于宣统元年(1909)逝于任上，享年50。至于杨的死因，当时众说纷纭，有病逝，仇杀，情杀，被革命党暗杀等说法，不一而足。杨氏兄弟《挽四大人》云：
五十而知非，说什么夫妇齐眉，儿孙绕膝；
一文带不去，只剩得兄弟落泪，姐妹伤心。
清廷对杨褒奖有加，赠谥号“文敬”，其灵柩曾“奉旨入城”(旧时淮安城，死人不得进城)。其墓葬(在今建淮乡)也颇具规模，有神道石人石马。遗憾的是其墓葬毁于文革中，墓志碑也被砸碎，不复得见。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杨士骧在外为官多年，“遇淮人恩礼加厚”，
有求必应。在山东巡抚任上，一年淮安大旱，“由士骧乞水，士骧饬属启闸放水，敷栽插，秧大稔”。每遇荒年，则常常“捐巨余以赈”(《续纂山阳县志》)对淮安兴学堂等公益事业也非常关心，慷慨资助，受到淮安人的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