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公新学
北宋神宗时期王安石创立的学派，学术界一般称之为荆公新学，又简称为新学。
王安石的“新学”,一般指其《三经新义》(即《诗义》、《书义》、《周礼义》),及其为释经而作的《字说》，反对新学者对这四部书也尤加攻击。《三经新义》的撰修，体现了王安石“以经术造士”的思想。
王安石认为，经术造士是盛王之事：训释经义，教育士子，符合盛王的做法；衰世伪说诬民，私学乱治；孔孟经学精义自“秦火”后散失，章句传注陷溺人心，淹灭了经义的“妙道”，遂使异端横行；因此他们要重新训释经籍，使义理明白，解除以往对经学的曲解，从而能够以经学来化民成俗。在《三经新义》中，以《周礼义》为最重要，它是变法的理论依据，因此由王安石亲自训释；《诗义》、《书义》则由其子王雱和吕惠卿等共同参与训释的。《三经新义》成后，由官方在全国正式颁行，“一时学者，无敢不传习，主司纯用以取士，士莫得自各一说，先儒传注，一切废不用”（《宋史·王安石传》）。由此标志着汉唐经学的真正结束和宋学的全面展开。
新学虽以《三经新义》和《字说》为主，但并不限于这些内容，王石安的《洪范传》、《老子注》、《易义》、《杂说》等，也无不是新学要著。此外，“新学”中人对《孟子》也都十分重视，如王安石、王雱、王令、龚原、许允成、沈括、王子韶等均有《孟子》方面的著作，他们都是当时“孟子升格运动”中的有力人物。
新学的性质，属于北宋时期开始兴起的儒家心性之学，即所谓的“道德性命之学”或“性理之学”，是当时理学思潮中的一个重要学派。 翻检一下《王文公文集》，马上就可以发现：他对传统章句训诂之学的否定，他对佛道思想的汲取，他对孟子其人其书的推崇，他对道德义理的提倡，他对理想人格的追求，他对性命、情欲、义利等问题的探究，丝毫也不逊色于同时代的任何一家思想家。如上种种说明，处于时代思潮的激流漩涡之中，王安石没有也不可能游离或跨越这个必由的历史取向。他只是在用他的方式、他的理解，来研究阐发理学思潮所关注的时代课题。正因为如此，其学生蔡卞会这样评价乃师：“自先王泽竭，国异家殊。由汉迄唐，源流浸深。宋兴，文物盛矣，然不知道德性命之理。安石奋乎百世之下，追尧舜三代，通乎昼夜阴阳所不能测而入于神。初著《杂说》数万言，世谓其言与孟轲相上下。于是天下之士，始原道德之意，窥性命之端。”（《郡斋读书记·后志二》引）反对王安石的人，也不否认其学为“性理之学”。如当时的陈颧为攻击王安石的《日录》是诬伪之书而作的《尊尧集》，其序中云：“臣闻‘先王所谓道德者，性命之理而已矣’，此安石之精义也。有《三经》焉，有《字说》焉，有《日录》焉，皆性命之理也。蔡卞、蹇序辰、邓洵武等，用心纯一，主行其教，所谓‘大有为’者，亦性命之理而已矣；其所谓‘继述’者，亦性命之理而已亦；其所谓‘一道德’者，亦以性命之理而一之也；其所谓‘同风俗’者，亦以性命之理而同之也。不习性命之理谓之流俗，黜流俗则窜其人，怒曲学则火其书，故自卞等用事以来，其所谓国是者皆出性命之理；不可得而动摇也。”（《邵氏闻见后录》卷二十三引）在这里，陈颧把王安石及其后学蔡卞等的思想学说，统统说成是“性命之理”。又如金朝的赵秉文也说：“自王（安石）氏之学兴，士大夫非道德性命不谈，而不知笃厚力行之实，其蔽至以世教为‘俗学’。而‘道学’之蔽，亦有以中为正位，仁为种姓，流为佛老而不自知，其蔽反有甚于传注之学。此又不可不知也。”（《滏水文集》卷一《性道教说》）这里不仅揭示了安石之学汲取佛老思想性的实质，而且直接把它与“道学”联系在一起，以与传统的训诂传注之学“俗学”相对举。无论是蔡氏褒王，还是陈氏、赵氏贬王，可以看到其中的共同一点，那就是都认为王安石的“新学”是以发明“道德性命”为旨归的。侯外庐在其《中国思想通史》中把二程的“洛学”名之为“道统心传式的理学”，而把王安石的“新学”名之为“新义式的理学”（见《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上册第441页、第436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新学学派以王安石为首，其主要成员有：王雱、吕惠卿、蔡卞、常秩、陆佃、蹇序辰、邓洵武、王令、龚原、许允成、沈括、王子韶、章惇、蔡京等。
新学初步形成于宋仁宗后期，当时已有一部分青年学子从王安石游。王安石执政后，设局修经义，不少学者参与其事，成为其学派中人，新学遂为官方之学。从此开始直至北宋灭亡前的近六十年里，除元祜初年略为受挫久，新学基本上统治了当时的思想界，《三经新义》和《字说》，乃至“新学”中人的经学著作如《易解》、《论语解》、《孟子解》等，通行于科举考场，为学子所宗（参见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一上、下）。因此，“新学”可谓北宋后期最有势力的学派。不过，自王安石去世以后，新学因意识形态化而变质，不仅没有出现有影响的学者，更有甚者，其学成为蔡京、秦桧之流利用来作为排斥异己的工具。南宋后，随着对王安石变法的否定，程朱理学成为思想学术主流，新学也就被视为“异端邪说”，不断遭到贬低和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