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岑论文学
赫尔岑，俄国杰出的哲学家、思想家、作家赫尔岑
赫尔岑于1812年4月6日出生在莫斯科的一个贵族地区家庭。在具有进步思想的家庭教师启蒙教育下，从小就向往自由，憎恨专制制度。1825年俄国十二月党人起义遭到镇压，对他影响很大。14岁的赫尔岑和挚友奥格辽夫在莫斯科城郊麻雀山上庄严宣誓，决心继承十二月党人的革命传统，“替那些被处死刑的人报仇”。
1833年，赫尔岑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并获硕士学位，但沙皇政府以“对社会极为危险的自由主义者”罪名逮捕了他。先后被流放到许多地方。流放生活使他亲眼目睹沙皇官僚机构的腐败和农奴制的残酷，坚定了他反对封建专政和农奴制的革命立场。从1842——1847年，他发表了一系列哲学著作。列宁称赞赫尔岑的哲学思想，“竟能达到最伟大的思想家的水平”。
1847年3月，赫尔岑携家来到孕育革命风暴的法国。10月，他赶到爆发民族独立运动的意大利。当他在罗马听到法国1848年2月革命消息后，又日夜兼程赶回巴黎。他的革命活动招致反动势力进一步迫害。法国政府搜捕他，沙皇政府不让他回国。1849年他来到日内瓦，全家加入瑞士国籍。1852年他侨居伦敦，创办《北极星》、《钟声》等革命刊物，刊物通过各种渠道传入俄国，对俄国的革命运动起着很大的推动作用。这期间，他还写成回忆录《往事与随想》，这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颗明珠。
1870年1月21日赫尔岑病逝于巴黎。
赫尔岑（1812－1870）出生在莫斯科的一个贵族家庭，早年深受于十二月党人的影响。1829年进莫斯科大学学习，在校期间组织政治小组，宣传空想社会主义思想。1834年被捕入狱，后又被流放。长达6年的流放生活使他更加深刻地了解了俄国社会，1842年回到莫斯科。40年代，赫尔岑撰写了大量哲学论著和文学作品，很快成为俄国进步思想界的领袖人物之一。他的文学作品主要有：长篇小说《谁之罪？》（1846）、中篇小说《克鲁波夫医生》（1847）和《偷东西的喜鹊》(1848)等。1847年，赫尔岑离开俄国，长期侨居西欧。1848年欧洲革命的失败曾使他一 度感到悲观，但不久他又投入了反对俄国专制制度的斗争，在国外创办了影响大的《北极星》丛刊和《钟声》报。晚年，他受到马克思领导的第一国际的影响。 赫尔岑在国外完成了《往事与随想》（1868），这是一部大型回忆录式的作品。
《谁之罪》是赫尔岑的代表作。作者通过对三个主要人物形象的塑造，十分准确地概括出19世纪40年代俄国不同类型青年的精神面貌和悲剧命运，从而揭示了深刻的主题。
贵族青年别尔托夫是一个性格极为矛盾的人物。他禀赋良好；志向崇高，渴望摆脱庸俗的环境，找到新的生活目标。然而，在别尔托夫身上带有贵族阶级好逸恶劳的深深烙印，不切实际的教育又使他丧失了实际的生活能力。他与人民，与周围的现实世界极为隔膜，因此他虽有满腔热情，但每每在黑暗的社会现实面前胆怯起来。在他面前始终只有无聊的生活和渺茫的前途：“以后到底还有什么呢？不是只有灰色的暗影么？”显然，别尔托夫与20至30年代的贵族知识分子“多余人”有着血缘联系，他是奥涅金、毕巧林形象的发展，是俄国文学中又一个既不满现实又无力补天的“聪明的废物”。别尔托夫的遭遇集中反映了“多余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探索、苦闷和悲剧命运。高尔基指出：“别尔托夫们太孤独了，在处处跟他们作对的人生的泥洼里，他们无力挣扎……” 女主人公柳邦卡是作者塑造得颇为成功的艺术形象。柳邦卡的母亲是农奴，因而柳邦卡在纳格洛夫家处于十分痛苦和屈辱的地位，但这又使她与人民的生活接近起来。她对农民和农家子弟怀着真诚的好感，觉得他们远比那些地主和官吏来得聪明和善良。柳邦卡不仅心地纯沽，而且性格坚强，感情丰富，她始终以“非凡的力量”迫求着新的更完美的生活。尽管她一生坎坷，没有得到趁真正的幸福，但是这种追求本身却显示出极大的精神力量。作为俄国文学中第一个像坚强有力、独立自主的人那样行事的女性，她的精神世界与不久以后出现的“新人”形象是相通的。
克鲁采弗尔斯基是一个平民知识分子的形象。他善良、正直、温顺。他有自己的追求，也渴望幸福的生活。然而他过于软弱，“不但不想与现实斗争，反而在它的压力下退缩，他只求让他安静。”他的悲剧命运只能使人产生对他的同情，而缺乏激励人们向上的力量。这个形象反映出作者对当时已经出现的平民知识分子的历史作用还缺少足够的认识。
小说尖锐地提出了一个“谁之罪”的问题，即谁造成了这三个年轻人的悲剧命运？尽管作者没有正面回答，但是通过小说卓越的艺术表现，问题的答案已经十分清楚地摆在了读者的面前。小说用相当多的篇幅展示了人物活动的那个畸形的社会环境。在罪恶的农奴制社会中，下层人民遭蹂躏，被践踏，而那些贵族老爷则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作者始终有意识地将纳格洛夫之流和NN城官场的形象作为整个地主阶级与专制机构的缩影来塑造。毫无疑问，这三个本来可以有所作为的年轻人正是这个黑暗的农奴制度和畸形社会的牺牲品。正是这个社会扼杀了所有禀赋良好、不甘堕落的人们，摧残一切对美好生活理想的追求。这是一幕家庭悲剧，更是一幕社会悲剧。同时作者也揭示了主人公在这场感情纠葛中表现出来的时代的和阶级的局限。他们找不到从“狭小的个人关系的天地”，经过“宽阔的大门”，走向“另一个世界”的道路，因为只有在那里人才能“敞开自己的心扉容纳全人类的东西”。他们的局限就在于“不知道这座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