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木埰
端木埰：(公元1816～1892年待考)，回族，字子畴，江宁人(今江苏南京)。著名清朝文学家。清代文学家，任侍读。工书，著有《赋源》等多种著作传世。
端木埰的仕履总体上说是比较顺利的，他很早就得补诸生，而且岁科试屡次称冠，所以能以优行入贡，录用知县，后又得祁寯藻的推荐，除内阁中书。后来又补典籍，充会典馆总纂(公元1886年)，升侍读。少有诗才，弱龄作《梅花诗》，有“饱经霜雪无寒相，能返阳和亦大才”之句，其胸襟与志趣已初步显现。
但他“性兀傲，不与时俗谐”，“自甘冷僻”，“最恶权贵人，意所不惬，必面斥之”，而且直到晚年仍自称“平生豪气未除”。在人格追求方面，他似乎对苏轼别具青眼，他在庚辰年(公元1880年)东坡生日所作的《水调歌头》词中曾把苏轼称为“宰衡材”“奇才”，认为“尔日倘登用，韩范许同侪”，而对苏轼身前被“群小”挤排，身后更有“腐儒袭谬”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和愤慨。他的兀傲性格和不与时谐，似乎都可以从他对苏轼的感叹和追慕中寻得端倪。这种性格特点自然会影响到他在政坛的更大发展，所以他把不少的精力放在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上，未尝没有别求寄托的意思。功成身退，大约是端木埰为自己安排的人生走向，他在“和幼霞自题四十岁带笠小照”的《百字令》词中既勉励王鹏运“清标玉立，况门高通德、齿当强仕”，又告诫他“烟波带笠，功成徐遂初志”，兼有对王鹏运的劝慰和自励之意。端木埰著作总名为《有不为斋集》，经史方面的有《经史粹言》四卷、《读史法戒录》四卷等，文学方面则著有《碧瀣词》、《楚辞启蒙》、《赋源》等，编选有《宋词赏心录》、《金陵诗征录》等。
端木埰学词从碧山(王沂孙)开始，又以碧山为宗师，谭献即认为他的词“优入南渡诸家之室”。端木埰晚年更以《碧瀣词》名其集。自序云：“……初侍金先生，首熟碧山《齐天乐》一阕。吟讽既熟，作辄倚之。于诸名家，又伟笃嗜碧山……遂僭以《碧瀣》自张其编。露气之下被者为瀣，以是为碧山之唾余可也，为中仙之药转可也。若以为《花外》嗣音，则不敢也。”王沂孙的词，宋末张炎《词源》即许为“琢句峭拔，有白石意图”。清代朱彝尊《词综》即选有碧山词三十一首，张惠言《词选》以严格著称，然碧山词的入选也在姜夔和史达祖之上。自此以后，碧山词日见重视，迄周济《宋四家词选》开凿词学源流，标立四家，尊碧山为一宗，列为词学入门之首阶，于是碧山词遂风行于世。陈廷焯《白雨斋词话》把碧山比作诗中曹子建和杜子美，认为“王碧山词，品最高，味最厚，意境最深，力量最重”，甚至把碧山“词味之厚”与清真“词法之密”、白石“词格之高”誉为“词坛三绝”。近代词人胎息碧山词者至多，张尔田即认为王鹏运与朱祖谋的词都得力于碧山。这些皆是就当时词学主流而言的，但追源溯流，端木埰正是从清代词学向近代词学转变的一个重要人物，而端木埰的这一词学倾向又可上溯到他的启蒙老师金伟君。金伟君以碧山《齐天乐》一阕为开讲之作，实际上也奠定了端木埰词学发展的基本方向是大体承继常州词派的理论流脉的。
《碧瀣词》有二卷一百零一首，收录于王鹏运等辑的《薇省同声集》中，有清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刊本。后陈乃乾又收录于《清名家词》中。端木埰的词兼采王沂孙的寄托、姜夔的清空和苏轼的清雄，不名一家，自成统系。从总体上说，端木埰偏尊碧山，缘于其师金伟君的教诲；兼师白石，则承先君“酷好白石”的家训；旁采苏轼，则主要还是出于天性的和鸣。在全部《碧瀣词》的一百零一首词中，仅以《齐天乐》为词牌就写了五十首，这不能不说与金伟君以王沂孙《齐天乐》词开讲以作词学启蒙有关。
端木埰的词往往从日常情景出发，表现自己或细腻幽微或清雄豪迈的心思。他的词一般都有简短小序，说明自己的创作原因，如“新凉”、“龙树院即景”、“秋气”、“十六夜对月”等等，以景现情。如《齐天乐·月夜坐太清观》词上阕云：“画楼歌管春如梦，幽人独游尘外。碧宇高寒，红墙寂静，天与清凉诗界。中天翠彩。喜风露无声，玉轮高挂。领略清晖，浣将灵府倍潇洒。”清幽之景与作者潇洒尘外之情已浑然难分，别具姜夔“清空”之意趣。再如《齐天乐·甲申守岁有感》下阕云：“平生豪气未减，记萧斋读月，长剑孤倚。碧海屠鲸，青田饲鹤，少日心情空记。新来更喜。幸留得儿时，夜灯书味。为问梅华，可容同调比？”用清旷之语写平生豪气，显然有苏轼词的影子。
端木埰写得最多的是与同僚、词友的寄赠酬唱之词，这些词不仅传写友情，记一时雅事，也往往以此衬写自我怀抱。集中酬唱最多的是王鹏运，多达十九首，其他如许鹤巢、况周颐、彭瑟轩等也有若干首。如《碧瀣词》开篇《疏影·和幼霞》下阕云：“回忆平生壮志，素心共诉与，无限枨触。一样蒹葭，何处伊人，秋声渐满林麓。尊前几许缠绵意，镇写入、新词珠玉。祗自惭、才尽江郎，怎和引商高曲？”“平生壮志”、“无限枨触”、“几许缠绵”一一写来，于低回倾诉中显出一种沉郁之致。他在这一类词中，既写“贤主多情，叩门相就更呼饮”的互访同酌之乐，也写“伤心当日胜友，到重来散尽，清泪交衽”的凄凉苦楚，令人哀感动容。
咏物词也是端木埰词中值得被关注的一方面，《碧瀣词》中的咏物词共有十七首，所咏之物有兰、枣、松、猫、蟋蟀、水仙、绿荫、秋光等。咏物词的创作素以为难，张炎《词源》要求对所咏之物，既不“体认稍真”，也不“模写差远”，妙在似与不似之间。沈祥龙《论词随笔》更直言：“咏物之作，在借物以寓性情。”端木埰的咏物词大多在描摹形神方面较为成功，但也有一些词咏物而兼写性情，格调比较高远。如《齐天乐·秋籁》词云：“劲风初应清商律，三千大千吹满。乱叶敲窗，幽虫绕砌，顿把罗衣催换。新凉骤转。正莲漏更长，月轮天半。枨触秋怀，读书声里一灯翦。□□闲阶添送爽气，听琤琮榈铎，宫徵都变。戍鼓宵严，悲笳莫急，谱出征夫哀怨。天涯岁晚。想风雨关山，劳歌道远。漫倚金尊，画堂喧翠管。”把自然界的劲风、乱叶、幽虫、爽气与人世间的读书声、戍鼓、悲笳、劳歌凝合成一幅“天人合一”的听觉世界，并由此传达出作者关怀民瘼的眷眷情意。其创作方式与情感特征与王沂孙的咏物词颇为神似。
不言而喻，端木埰词中那些忧时念乱之作，更具一种震烁人心的力量，这与端木埰生当风云际会的封建社会末期，又深拥忠爱之情密切相关。集中如《石湖仙·读曾文正师家书敬跋》、《庆春宫》、《水调歌头》、《齐天乐》、《齐天乐》、《齐天乐》等，借助屈原、苏轼、岳飞、等史实和风节，表达自己对这些历史人物的追慕和对时局的忧虑，忠爱之意，情溢笔端。如《满江红·岳忠武王书〈出师表〉和幼霞》词云：“野寺荒灯，听飒飒、秋风惊乍。想儒将、风流洒落，戎机整暇。异世同符伊并吕，齐声合拟骚和雅。待评论、三代下人材，我三也。□□同赤手，支倾厦。军声震，撼屋瓦。痛衰朝耻恨，一般难洒。无命关张纷去已，并时浚桧何为者。对崇祠、古墨想英姿，泪倾泻。”既有对英雄的风流洒落英姿的怀想，又有对造成“衰朝耻恨”的投降派的谴责，还有对英雄壮志未酬的同情和悲愤。这一类词大多作于他公元1856年入都以后，其时兵事频仍，国势飘摇，因着与祁寯藻的这一层特殊关系，他的词遂更多地关注现实。甲申年(公元1884年)以后，他与王鹏运、况周颐等同直薇省，他们同为朝中之臣，同怀济世之意，同具耿直之心，所以嵩目时艰，在琴尊唱和中，将那一份抑郁不平之气，胥于词发之。这种绵延30余年的情怀也就成为他词中的一个标志，并直接影响到“晚清四大家”及此后词人的创作风尚。
端木埰作词擅发新意，如其《齐天乐》词写牛郎织女之事，即对本属神界之事铺叙展衍为人间欢爱之意深致不满，其词序云：“前人有言，牵牛象农事，织女象妇功。七月田功粗毕，女工正殷，天象亦寓民事也。六朝以来，多写作儿女情态，慢神甚矣。丁亥七夕，偶与瑟轩论此事，倚此纠之。”其词云：“一从雅豳陈民事，天工也垂星彩。稼始牵牛，衣成织女，光照银河两界。秋新候改，正嘉谷初登，授衣将届。春耗秋梭，岁功于此隐交代。□□神灵焉有配偶，藉唐宫夜语，诬蔑真宰。附会星期，描抚月夕，比作人间欢爱。机窗泪洒，又十万天钱，要偿婚债。绮语文人，忏除休更待。”
力图恢复牛郎织女的春秋岁功之意，立意自然高了一层。况周颐《玉栖述雅》开篇在评论嘉兴女史黄月辉《擘连词》时，也提及端木埰对此问题曾耳提面命：“曩余作七夕词，涉灵匹星期语，端木子畴先生埰甚不谓然，申诫至再。先生所著《碧瀣词》，《齐天乐》序云(中略)，即诫余之指也。”黄月辉的时代虽在端木埰之前，但此说实是经端木埰的倡议而影响及况周颐的。
端木埰的词学渊源，远接以张惠言和周济为代表的常州词派余绪，近承同乡前辈金伟君和其尊人学说，兼采祁寯藻的词学趣味，旁师浙西派传人周之琦，在传承旧说的基础上折衷出新，导引晚清词学的发展方向。他的词学特征和学术背景都具有浓重的历史痕迹。
端木埰在《碧瀣词》自序中曾说到自己的词学渊源，始于清道光戊申(公元1848年)，其时因江宁水灾，金伟君先生从采蘩桥移居天禧寺之听风阁，与端木埰寓所相距不过数武，因得时相请益，同侍先生侧的还有杨朴庵、许仲常、钱渐之、僧花雨以及端木埰之家兄数人，适逢金伟君填“秋影”、“秋声”两词，诸生为慰先生穷愁之闷，遂群相唱和，联为“听松词社”。据端木埰自序所云：“仆虽从事于斯，茫然不知词为何物。先生为约略指示。”先生所指示的学词路径包括两点：其一，多读宋词别集，以明词曲之别；其二，严奉万树《词律》。同时因为金伟君与端木埰之先君交厚，因得知其先君即已嗜词，只是吟成即毁，故家中无片纸留存。而在词学趣尚上，端木埰先君“于古人酷好白石，以未见全集为憾，且极严词曲两戒之辨，每谓今人所作皆曲也，非词也。”端木埰《宋词赏心录》于姜夔词选录两首，未尝没有弘扬先君之志的初衷在内。他在《惜红衣·和瑟轩即代答柬》词中曾有“周、姜既往，古乐渺难识”之句，则他推崇姜夔与严守词律，原本也是有内在关系的。
端木埰的词学导师值得一提的还有祁寯藻。祁寯藻(公元1793～1866年)，字叔颖，又字春圃，号实甫，晚号观斋，山西寿阳人。清嘉庆十九年(公元1814年)进士，官至礼部尚书。祁寯藻不仅在在政治上极力推荐端木埰，称他“由文学以达政事，各有所长，堪资器使”，而且在填词创作上对端木埰也有言传身教之功。端木埰在《齐天乐》词前小序中说：“埰自丙辰(公元1856年)入都，馆寿阳师宅，琴尊唱和，藏稿甚富。逮壬申年(公元1872年)奉讳仓卒出京，尽失之。偶检书簏于败纸中，得师和东坡《满庭芳》词，喜极而悲。俯仰廿年，往事增感，哀吟一阕，亦如杜老追酬蜀州作也。”“寿阳师”即祁寯藻，盖以其著籍“山西寿阳”相称。这首词当作于公元1892年，他追忆三十多年前与祁寯藻琴尊唱和的那段惬意生活，并对出京二十年来的生涯满怀感慨。祁寯藻既对苏轼词独致青睐，则师生唱和之际，自然会多有交流。而端木埰辗转各地二十余年，一直将祁寯藻的和苏轼《满庭芳》词随持身边，其倾慕之深，也可想见。他们当年酬唱的具体内容，已难一一考证，然端木埰《齐天乐》此词换头有“还思当日倡和，半忧时念乱，蒿目兵事”之句，则其词风仍是偏南宋一路，与王沂孙等宋末词人为近。虽然端木埰的偏嗜王沂孙是由金伟君奠基，但如果他没有与祁寯藻的这一番与宋末词心词境形神兼备的唱和，也许会动摇到他的词学理念。
另据况周颐《莺啼序·题王定甫师〈媭碪课诵图〉》小序云：“……周稚圭先生尤填词专家，端木子畴前辈曩同直薇省，奉为词师。”周稚圭(公元1782～1862年)，即周之琦，稚圭为其字，号耕樵，又号退庵，河南祥符人(今河南开封)。清嘉庆十三年(公元1808年)进士。著有《心日斋词》六卷，存词四百余首。又选唐五代宋元十六家词成《心日斋十六家词录》二卷，选目占前三位的是晏几道(四十七首)、吴文英(四十二首)、王沂孙(三十七首)。周之琦与端木埰虽年龄相差三十四岁，但其间犹有四十六年年齿相及。即使从端木埰随金伟君学词之初的公元1848年算起，也有十四年的时间存在两人交往之可能。然而根据现有资料，尚无法判断两人有无直接词学往来。不过端木埰与况周颐等“同直薇省”，已是清光绪甲申年(公元1884年)以后，其时周之琦去世已二十余年，故端木埰奉周之琦为“词师”，很可能只是私淑而已。周之琦在词学思想上属浙西一派，他作词“短调学温、李，长调学姜、史”。他在选本末附论词绝句评姜夔云：“洞天山水写清音，千古词坛合铸金。怪底纤儿消生硬，野云无迹本难寻。”已可见出他的审美趣尚。他的选本对于声律考订特严，杜文澜称他与纳兰性德、顾贞观并为清代最工律法者。以此来探索端木埰奉为词师的原因，也许与周之琦在慢词创作方面雅重姜夔、王沂孙等，又特重声律有关。这既是他自己填词创作的取径，也是他在告诫后学如况周颐等严名声律，并于《宋词赏心录》专选姜夔两首词的原因所在。从理论上说，他能兼融浙西、常州两派，追本溯源，也当与他的这一份词学渊源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以上三位词学导师，或直接或间接影响到端木埰词学的总体格局。质实而言，金伟君的雅意碧山，使端木埰由此直接周济词说，奠定他偏向常州派的理论趋势；而其先君的酷嗜白石，祁寯藻的寄情宋末，周之琦的传承浙西，使他又时时突出常州派的理论藩篱，而更多地呈现出一种浙、常两派合流的局面。
端木埰词学值得注意的当然还有他与同道的切磋之功。先是在清道光戊申年(公元1848年)，与诸生共侍同乡前辈金伟君门下，初涉此道。继而在次年入都后，与同里蔡小石、何青士等唱和遂多。后来栖居秀州，得善本《词律》，更是“逐日事吟弄”。而他的词渐成规模和粗具影响，则是在清光绪甲申年(公元1884年)以后，因为工作的关系，与彭瑟轩、许鹤巢、王幼霞这些雅擅填词的人赓和益多。特别是王鹏运对端木埰的词尤为欣赏，平时注意时加收罗，所以清光绪庚寅年(公元1890年)，彭瑟轩将已大致编辑完成的《薇省同声集》寄示王鹏运，属付梓人，并嘱他将端木埰的词增补入选时，王鹏运事实上也是这一工作的不二人选。
端木埰具体的词学观现在已颇难加以系统整理，如果把他编选的《宋词赏心录》、对《词选》《续词选》的批注及其在《四印斋所刻词》所写的序跋综合起来，也许可以理出一个大概思路。
《宋词赏心录》是端木埰晚年编选的一本词选，大致编定于《薇省同声集》结集之前。取名“赏心”的原因，主要是表示所选乃个人心契、别具青眼而已。此选旧藏王鹏运四印斋，鲜为人知。1933年，卢前从王鹏运后人处购得此书，遂携至上海，与友人夏丏尊谋为付印，并易名《宋词十九首》。一时题者甚众，称誉光赫。《宋词赏心录》由是遂以《宋词十九首》驰名。今本《宋词赏心录》所存词人十七家词作十九首，其家数、词牌、序列如下：范仲淹《苏幕遮》，欧阳修《临江仙》，苏轼《水调歌头》、《念奴娇》，秦观《满庭芳》，周邦彦《齐天乐》，岳飞《小重山》，辛弃疾《百字令》，陆游《沁园春》，李清照《凤凰台上忆吹箫》，姜夔《暗香》、《疏影》，史达祖《寿楼春》，高观国《金缕曲》，吴文英《慢江红》，周密《玉京秋》，陈允平《绮罗香》，王沂孙《齐天乐》，张炎《高阳台》。其中范仲淹、欧阳修、秦观、李清照、姜夔、王沂孙、张炎七人入选的八首词，也同时为张惠言《词选》所选。
端木埰还曾批注张惠言《词选》、《续词选》二书，其批注时间当与编选《宋词赏心录》同时或相近时期。虽属偶尔点评，但零玑散珠，弥足珍贵。计评《词选》选录词七首：李煜《浪淘沙》、田不伐《南柯子》、李玉《贺新郎》、史达祖《双双燕》、王沂孙《齐天乐》、张炎《高阳台》、无名氏《绿意》。批注《续词选》三首：范仲淹《御街行》、王安石《桂枝香》、苏轼《水调歌头》。在批注的十首词中，王沂孙的《齐天乐》、张炎的《高阳台》、苏轼的《水调歌头》入选了《宋词赏心录》。批注与选本既然是同时，则正可以借其批注来探讨其词学观和具体选录的标准。
在端木埰批注的十首词中，只有四首的批注比较详细，其他六首仅有简单的点评。综合这些批注的内容，参照《宋词赏心录》的编选，可以归纳其词学观大致包含以下几点：第一，重视人品对词品的影响。端木埰评论词人颇重视词人的品格，在《宋词赏心录》所选各家中，范仲淹和岳飞的入选多少得益于其人品的严正。唐圭璋在跋语中说：“究其所录，大氐伤怀念远、感深君国之作……十七家中，录及文正、武穆，尤见孤臣危涕之微意，千古如出一辙。”端木埰在批注董毅《续词选》时曾特别提到：“希文、君实两文正，尤宋名臣中极纯正者”。其《满江红·岳忠武王书出师表和幼霞》即直言对岳飞“想儒将风流洒落”。
清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王鹏运将赵鼎《得全居士词》、李光《李庄简词》、李纲《梁溪词》、胡铨《澹庵长短句》合刊为“南宋四名臣词”，并在跋语中称赞他们“当变风之时，自托乎小雅之才，而词作焉”，王鹏运并直言自己“尝持此旨以盱衡今古之词人”，从中自然可以看到端木埰词学思想的影响。第二，重视作品的深沉寄托。端木埰批注李煜《浪淘沙》(往事只堪哀)说：“前已荒昏失国，此又妄露圭角，可为千古龟鉴。”批注王沂孙《齐天乐·蝉》说：“详味词意，殆亦碧山《黍离》之悲也。”批注张炎《高阳台·西湖春感》说：“词意凄咽，兴寄显然，疑亦《黍离》之感。”这三首被批注的词，后两首是入选《宋词赏心录》的，则其选录的标准中，尚寄托应该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标准。而在《宋词赏心录》中，南宋词人入选十三家，词作入选十四首，显示其强烈的以南宋为宗的倾向，这与南宋词饶有寄托的创作特色是分不开的。第三，强调作品的深情远韵。如批注范仲淹《御街行》说：“论者但以本意求之，性情深至者，文词自悱恻。”批注王安石《桂枝香·金陵怀古》说：“情韵有美成、耆卿所不能道。”都说明端木埰对作品情韵深浅的关注。第四，兼取豪放旷达的词风。在《宋词赏心录》中，苏轼入选的两首词：《水调歌头》和《念奴娇》，素被认为是豪放旷达词风的代表，则端木埰对清代四库馆臣视苏轼词为别调，无疑是一种有力的反拨。晚清文廷式偏尊苏轼，虽然未必是受到端木埰的直接影响，但他的言论既然如此深厚地影响到晚清四大家，特别是朱祖谋不仅自觉以苏轼之清雄济梦窗之密实，而且为东坡词编年，努力扩大苏轼词的影响，则文廷式因此而受感染，以苏轼为旗帜而别具一格，自然也可从中窥见端倪。第五，主张以求真的心态评说词作，反对刻意寻求寄托。如他批注无名氏《绿意·荷叶》说：“即无寓意，亦是绝唱……此词无论是否玉田作，但就咏荷叶寻绎之，自是千秋绝调。”批注范仲淹《御街行》说：“论者……不必别生枝节，强立议论，谓其寓言某事也。”综合来说，端木埰选词评词，确实是重寄托但又不拘泥于“寄托”二字，所以《宋词赏心录》中既有感慨深沉的寄托之作，也有写情深厚、写物婉转之作，反映了他的词学观，在继承常州词派比兴寄托说的同时，也能多从文学审美的一面来选录和评论词作，这是对常州派词学的一种积极推进和发展。正是由此可以大致看出他的评论已具备现代词选的评论风格，而其评论的切入角度和评论标准颇与周济的寄托说相近。
端木埰虽然在重寄托、推尊王沂孙方面比较多地保留了常州词派的词学观，也许正因于此，邵瑞彭认为他的《宋词赏心录》可与周济《词辨》并驾齐驱，昭示其与常州词派的因缘关系。唐圭璋更说：端木埰年辈高于王鹏运，“而其所以教王氏者，亦是止庵一派”。但实际上他对晚清词学的贡献主要还不在于此，他对苏轼的垂青，对姜夔的兼融，都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常州词派的理论格局，使清代中期以来一直基本处于扞格状态的浙、常两派出现了合流的趋势，并以其个人魅力和学术声誉影响到他周围的词人和词论家，从而进一步影响到晚清词学的发展方向。
在《清名家词》本诸家词集中，他们互相招饮、彼此唱和、分韵赋题的词作开卷可见，如端木埰的《碧瀣词》，赋赠和寄怀王鹏运的有十九首、题赠与酬唱况周颐的有五首。文廷式的《云起轩词》与王鹏运唱和的词有三首。王鹏运的《半塘定稿》，寄怀端木埰的有三首，与郑文焯、朱祖谋、况周颐唱和的分别有三、六、三首。郑文焯的《樵风乐府》与王鹏运唱和的词有五首，与朱祖谋唱和的词有十二首。朱祖谋的《强村语业》，与王鹏运唱和的词有十三首，与郑文焯唱和的词有十首，与况周颐唱和的词有三首。况周颐的《蕙风词》，与王鹏运、朱祖谋唱和的词都有七首。这些唱和词的统计当然是不全面的，但其间诸人词学交往之频繁已可窥见一斑。实际上在这种赋赠、寄怀和酬唱中，彼此的生命和性情也融合为一个“同声共气”的整体，而难以割舍。端木埰有一首《齐天乐》词的小序云：“幼霞、鹤巢、诗孙同泛南湖，联吟买醉，未尝召我也。事后更以词夸我，岂复可恕？当待秋中月满花香更共觞，我倚此檄之。”即将他们亦师亦友、亲密无间的关系写得至为真切。王鹏运也作有一首《徵招·过观音院追悼畴丈用草窗九日怀杨守斋韵》词云：“林梢旧洒西州泪，惊随暗尘飞到。吟思满苍烟，恨倚阑人渺。残僧惊客老。问哀乐、中年多少。冷落招提，梦痕重省，晚钟催觉。□□翻幸锦鲸游，胡笳怨、不入高山琴调。愁影乱蒹葭，尽长歌欹帽。凌云书势好。与谁证、酒边孤抱。料今夜，月落梁空，定断魂凄照。”
把自己在端木埰去世以后的“吟思满苍烟”和“酒边孤抱”，写得凄婉动人。而在《齐天乐·读〈金陵诗文征〉所录畴丈遗著感赋》里，王鹏运更说：“郭泰人师，灌夫弟畜，渐负针砭多少？”将两人的师生之谊表露无疑。后并请郑文焯作《感旧图》，以追怀端木埰和许鹤巢所书联吟词卷。而继王鹏运之后长期主盟词坛的朱祖谋也自称是“金陵词弟子”。唐圭璋在跋语中即认为，就顿挫往复、沉郁悲凉的审美趣味而言，端木埰的《宋词赏心录》与朱祖谋的《宋词三百首》堪称“消息相通，一脉绵延”，只是朱祖谋取材较富、取径更宽而已。则端木埰的学术影响自是不言而喻的。
晚清四大词人，王鹏运“其词导源碧山”，“述王氏之词者，尤不可忘先生”。文廷式认为“张皋文具子瞻之心”，郑文焯作词“入手即爱白石骚雅”，其词“吐属骚雅，深入白石之室”，并对白石为人的“疏古冲澹，有晋宋间风”心追神慕，同时在词的风格上服膺张炎“清空”之说，早尊白石，晚崇周、柳，努力融合浙、常两派。朱祖谋学词之初，王鹏运“时时语以源流正变之故”，且“在光、宣之际，即致力于东坡，晚年所造，且有神合”，况周颐自称其词“得力于沤尹与得力于半塘同”，并多次自述亲接端木埰教诲，深相敬服。此数家不仅交谊频繁，其中王、况二人并与端木埰合刻《薇省同声集》以记其谊，而且在词学思想的传承上或从碧山导源，或偏尊白石、苏轼，追本溯源，都与端木埰有着一种难以割裂的关系。即此而言，人们也可估量出端木埰在晚近词学中的独特地位。
回视二十世纪的词史与词学研究，除了唐圭璋先生撰有专文论及端木埰，然也只有寥寥数百字，后来诸家有关清词的著述，都未尝留意于此，则对于探索晚清词学的源流因革和发展轨迹，不免有关怀未周之憾。本文于此，或不无补苴罅漏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