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南星
明朝散曲作家、政治家简介赵南星(1550～1627)明代散曲作家，明朝后期著名的政治家， 官至吏部尚书，是东林党的首领之一。字梦白,号侪鹤,别号清都散客。明代高邑（今河北高邑县）人。
万历二年(1574)进士，任汝宁推官，历户部主事、吏部考功郎中、吏部文选员外郎。
上书陈说天下四大害，触犯时忌，乞归。
(表面上上书陈说天下四大害，即“结党阴私、任人唯亲的干进之害;诬陷排挤忠良,小人得志的倾危之害;吏治日淤、民生日瘁的州县之害;乡官横行无忌、无人敢问的乡官之害。”此言乍看很正确。但实际上站在张居正刚刚死后的这个时空大背景下观察。赵南星的前两条是恶毒攻击刚死掉的张居正任人惟亲陷害忠良。后两条是无耻的污蔑清账田亩清查偷税漏税的正直官员。是破坏和废止张居正改革各项措施的攻击号角）
万历中,起为考功郎中,主持京师地区的宦员审察，他罢黜贪官污吏,遭到讦谤,被严旨削职。
京查本为考核官员才干成绩的行政性工作。被赵南星变成了党争工具，凡是异己，一概斥为邪党奸臣加以罢斥。史曰：“于是中立者类不免蒙小人之玷。核人品者,乃专以与东林厚薄为轻重,岂笃论哉”
此例一开，遗祸无穷，此后的数十年里，各党之间互相挥舞人事权武器攻打，换官员如同走马灯一般。
光宗立，起为太常少卿，迁左都御史。
天启三年(1623),任吏部尚书,被宦官魏忠贤排斥，削籍戍代州至卒。赵南星为明末东林党重要人物，世以赵南星、邹元标、顾宪成比拟为汉末的"三君"，时称"东林三君"。
赵南星做了一件放在任何朝代都足以称之为奸邪之行的事情。那就是以吏部史书而干涉吏科都给事中的人选。吏科都给事中是科道官中专门负责监督吏部事务的职能部门。
吏科给事中的天职就是监视和制衡吏部尚书的，但是到这时候变成吏部尚书自己选择监视制衡自己的人。而吏部又是执掌全天下官吏任免权的天官冢宰，这等于是独霸朝纲了。
把赵南星、邹元标合称是一件相当奇怪的事情。因为邹元标主张“和衷”希望调和东林与其他各党派因为历史上立储问题绵延而来的对立。而赵南星却以宜将剩勇追穷寇的精神穷追猛打，迫使一大批他党官吏为了自保而投靠魏忠贤，使魏忠贤轻而易举就把势力从内廷扩大到外朝中。
赵南星散曲虽有拜佛求仙、赏花观景、风情调笑等闲居无聊之作，但更值得重视的有两点：一是赵南星一生嫉恶如仇,扶正抑邪,以致宦海浮沉,艰辛备尝,对于晚明吏治败坏、官场黑暗，他了若指掌。《芳茹园乐府》中大部分作品又都写于罢官居家的30年间，所以多磊落不平之气，如套曲〔点绛唇〕《慰张巩昌罢官》、〔点绛唇〕《寿家君六十五》等,表达了他对"伤了时务,损了人民"的现实的忧虑；二是以俗曲形式写的男女恋歌，爽朗热烈,朴直清新,如〔锁南枝〕、〔折桂令〕、〔喜连声〕、〔玉抱肚〕等，都表现了他豪辣顽艳的艺术风格。正如尤侗所说:"高邑赵侪鹤冢宰,一代正人也。予于梁宗伯处见其所填歌，乃杂取村谣里谚,耍弄打诨,以泄其肮脏不平之气。"(《百末词馀跋》)
曲作《芳茹园乐府》 1卷，有明刊本、饮虹□刻本。所著尚有《赵忠毅公集》、《味檗斋文集》、《史韵》、《学庸正说》等。
面对当时黑暗腐朽的政治，赵南星"慨然以整齐天下为任"，进行改革。他的政治改革思想及实践，在当时曾起过积极作用，对我们今天的改革仍有借鉴意义。
天启四年二月，京察结果公布，北南两京官员被弹劾处理的竟然多达官员338人人数创有明三百年来之冠，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历来同东林作对的“邪党”人物。
最典型的是所谓“四凶”，即万历末年把持朝局的齐党、楚党领袖人物，亓诗教、赵兴邦、官应震、吴亮嗣四位给事中。这四个人官职不高，能量极大，辛亥京察以后东林党人节节败退，多半就是败在这几个人的手里。
但四人除与东林为敌外，并没有什么其他了不起的劣迹。吏科都给事中魏应嘉因此提出异议，不同意对这四人处理得太过分。
赵南星却坚持已见，并且特著文曰《四凶论》，把亓诗教、赵兴邦等人比作虞舜时期的浑敦、穷奇、檮杌、饕餮四凶，主张除恶务尽，按照舜帝流放四凶的办法，一定要把亓诗教等人驱逐出朝廷。由于东林上下齐心协力，“四凶”终于被列为“素行不谨”之类，均遭到罢黜。
另外，“邪党”中其他一些著名人物，如王绍徽、徐兆魁以及徐大化等人，也都在这次京察中被罢免。除了同东林对抗的党人之外，还有一批本不结党，但在“三案”等政治大关节中与东林党人意见相左的人，这时候也一概被打入“邪党”，赶出京城。
朝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在党争中本属中立，但“方东林势盛，罗天下清流，士有落然自异者，诟谇随之矣。攻东林者，幸其近己也，而援以为重，于是中立者类不免小人之玷。”［书目3，卷二百五十六，第22册，第6616页。］这样，东林在政治上的胜利却反而增加了其敌对阵营的实力。
天启三年前后，东林党人通过癸亥京察以及一系列合法的或非法的手段，把“邪党”差不多一网打尽了。他们好象并没有想到，当他们正在出于一腔忠愤同魏忠贤斗争的时候，那些被纷纷赶出朝堂的新旧政敌也许会被迫站到魏忠贤一边去。
事实确实如此，天启四年夏，在癸亥京察中受过重伤的徐大化首先投入魏忠贤的门下，而后又引荐了一大批与东林有着共同仇恨的党人。
在后来名列逆案的阉党文官官僚中，遭到东林党人排挤的原“邪党”分子有近五十人之多。这些人大多与魏忠贤原本并无瓜葛，但对于东林的共同敌对立场却使他们很容易站在一条战线上。何况这些人本非气节之士，眼看朝局大变，跟上魏忠贤又能报仇，又能升官，何乐而不为呢？
直到天启三年以前，簇拥在魏忠贤周围的还仅仅是一群大小太监及其亲随，而天启四年之后的魏忠贤集团却一下子冠盖如云，人材济济了。这种情况，主要是东林党人的为渊驱鱼政策造成的。
一大批反对派官僚投入到魏忠贤门下，应该是东林党人抗魏斗争最终失败的又一个重要原因。我们在第一章中讲述过徐大化为魏忠贤拟旨从而引起了叶向高的极度不安，实际上“邪党”对于魏忠贤一伙的帮助远远不止于笔墨文字方面。
在魏忠贤等大小太监们面对东林党人的猛攻颇觉一筹莫展的时候，“邪党”官僚们给他们送去了极其可贵的政治经验和政治谋略，使他们能在反攻中有力有节，章法分明。这一点对于魏忠贤反击东林党人一役的胜利，关系是至为重大的。此外，“邪党”诸人以文官官僚的面貌加盟于魏忠贤集团，还在表面上赋与魏忠贤专权政治体制某种合法性。因而后人在总结这段历史的时候会说：“明代阉宦之祸酷矣，然非诸党人附丽之，羽翼之，张其势而助之攻，虐焰不若是其烈也。”
第一起纠纷为的是一个吏科都给事中的职位。明代给事中“职专主封驳纠劾等事”，［书目31，卷二百十三，第2840页。］一方面在皇帝左右侍从规谏，补阙拾遗，一方面稽察六部百司之事，还要参与大事的廷议，大臣的廷推，大狱的廷鞫，虽然官仅七品，却是“品卑而权特重”。［顾炎武《日知录》，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1936年第一版，卷九，第170页。］给事中分为吏、户、礼、兵、刑、工六科，直辖于朝廷，各科掌印者为都给事中，管理本科事务。同六部中以吏部为首一样，六科中也以吏科最为要害。因为其权力涉及到文官官僚的升迁黜陟，吏科都给事中在朝中就成了一个极关键、极有吸引力的位置。而且，都给事中任满之后一般都能内升为四品京堂，是向权力高峰进军的极好的中间站；如果外转，必是三四品的道员，但一般人贪恋权势，是不愿转为外官的。
天启四年二月，吏科都给事中出缺，按成法的递补序列，第一个候补者是吏科左给事中刘宏化，第二个是吏科右给事中阮大铖，第三个是户科左给事中魏大中。当进刘宏化的父亲病危，可能不久就要回家奔丧，阮大铖入都吏垣的希望因此大大增加，所以刚刚告假回家不久的阮大铖一得到京城的消息就立刻返回了都门。
刘宏化、阮大铖和魏大中原本都是东林中人，这分配吏科都给事中的职务也可以看成是一件东林门户内部的事情，但这时东林内部的宗派主义已经有相当的发展，权势当头，就不能不有所争夺。东林的主流派代表人物赵南星、高攀龙等人想把吏科都给事中这一关键职务交给自己更信任的魏大中，于是使用了种种手腕，甚至专门为阮大铖腾出了一个工科都给事中的位子，想让阮大铖升任工科而不再给魏大中挡路。在东林中很有影响的左光斗与阮大铖是同乡好友，本来是希望阮大铖谋得吏科都给事中之位的，当初写信给在家乡的阮大铖，催他赶快回京准备任职的也是他。但阮大铖回京后为小事同左光斗相龃龉，不再能得到左光斗的支持帮助。在这种情况下，阮大铖如果退让一下，安心去作他的工科都给事中，本可以太平无事。可是阮大铖却偏要争一口气，绝不退让。他走了内廷的门路，把工科都给事中的缺顶住。这时刘宏化果然报了丁忧，阮大铖也就顺理成章地当上了吏科都给事中。一个回合下来，阮大铖虽然取胜，却大大得罪了东林主流派的各位大老。赵、高、杨、左诸人的势力毕竟太大，阮大铖作了几天吏科都给事中，算是争回了面子，却终于顶不住压力，不到一个月就只得辞职回乡。
一、振纪纲自皇帝始明代后期，皇帝怠政庸懦，纪纲废坏，政治极端黑暗腐朽，明王朝的统治岌岌可危。明神宗朱翊钧是历史上有名的懒惰皇帝。由于在册立太子问题上不能遂意，加上对政事的日益厌倦等，明神宗在亲政后长期"晏处深宫"，不理朝政，"郊庙弗躬，朝讲希御，封章多滞"，怠于政事。神宗怠政，对当时政治影响极坏。择要言之，其一，朝政大事因无皇帝旨意而不能及时处理，耽搁拖延，封建国家机器无法正常运转，几于瘫痪。其二，神宗对朝中大臣的交相攻讦不加裁断，"听其自为胜负而已"，"士大夫益纵横于下"，加剧了门户之争。其三，传统的封建伦常被破坏殆尽，纪纲废弛，吏治败坏，"贿赂日张"，"风俗大坏"。其后的明熹宗则为庸懦之主，宦官魏忠贤专制朝政，"恣威服惟己意"，朝中群小肆虐，"士习渐衰，莫此为盛"。因此，明代后期政治的败坏，很大程度上是由皇帝怠政庸懦造成的。
赵南星对当时的形势和弊政有较为清醒的认识。为了挽救明王朝的统治危机，他呼吁进行政治改革。他认为，政治改革的关键是最高统治者──皇帝改变作风，带头遵守封建纪纲。他指出，"国是"是"皇上之国是"，"惟皇上能定之"，"皇上一身，天下之大纪纲也"，因此振纪纲必"自皇上始"。他认为，只要皇帝能改变作风，回到封建传统秩序的轨道上来，纪纲废弛的现象可以得到扭转，天下大治则不难达到。否则，即使有志大臣百计补救，也不会收到什么好的效果。在一份奏疏中，他说："臣等虽焦心苦思，不如皇上之一念足以孚格苍穹；臣等虽敝吻燥舌，不如皇上之一言足以鼓舞四海；臣等虽鞠躬殚力，不如皇上之一举动足以维新宇宙"。在一封信中，赵南星流露出同样的思想："天下事不意如此，视我辈薄游时便如隔世。虽有曲逆梁公，缚手无策。惟在至尊一念转移，太平可立见。不者，十周公何能为也"？
认识到了明代后期政治黑暗腐朽的根源，赵南星遂力图改革，对皇帝进行劝谏，希望其"一念猛省"，顿改前非。他先后上《覆新建张相公定国是振纪纲疏》、《覆陈侍御整颓纲疏》等奏疏，要求当朝皇帝"时御朝讲，数见大臣，勤理万机，务求至当"。
确实，在封建社会中，政治改革必须从最高领导层──皇帝开始。纲举目张，只有皇帝首先改变作风，带头实行改革，才能真正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改革也才能取得成功。因此，赵南星的振纪纲自皇帝始的主张是极有远见的，不失为医治当时弊政的一剂良方。倘若明神宗、明熹宗能听从赵南星等人的规谏（当时有此主张者还有很多），改变作风，亲勤理政，明王朝日益"溃败决裂、不可振救"的趋势是可以暂时遏制的，历史发展也会是另外一个样子，万历初年张居正改革可以为证。但是，在一个专制皇权高度发达的社会中，除非特殊情况，作为一国之主的皇帝是至尊无上的，大臣对皇帝的胡作非为仅有讽谏之权，讽谏不成则无如之何。明代后期的社会状况正是如此。赵南星等人的建议被皇帝当成耳边风，根本听不进去，依然我行我素。这，就使赵南星的振纪纲自皇帝始的主张无法实施，也难以见到成效。
二、去邪用正封建官吏是皇帝藉以统治百姓的工具，国家法令的推行、钱粮赋税等的征收等无不要通过大量的封建官吏来执行和实施。因此，封建官吏是皇权构成中的重要因素，其邪正、贤否直接关系着封建国家的治乱。历代封建王朝，为了所谓的长治久安，多采取各种措施，慎选官吏，罢黜邪佞，引用正人。
明代后期，由于皇帝怠政庸懦，"贤奸杂用"，朝中"君子"与"小人"并立。万历年间，廷臣以在"国本"之争等事件中抗谏直言和依唯皇帝明显地分为了两派，前者主张尽早册立太子，并与明神宗的胡作非为展开斗争，以顾宪成、赵南星等为代表，逐渐形成东林党。后者依唯皇帝，人数虽少，但因有皇帝和部分首辅作后台，气焰嚣张，势力很盛，先后结为齐、楚、浙等党，"声势相倚，并以攻东林、排异己为事"。天启初年，明熹宗在东林党人的辅佐下改革弊政，大量引用正人，一时"东林势盛，众正盈朝"。但不久，宦官魏忠贤擅权，搜罗、起用遭排击的东林反对派，"自内阁、六部至四方总督、巡抚，遍置死党"，打击、残害正直的东林党人，"滥赏淫刑，忠良惨祸"，"亿兆离心"。
赵南星自小接受了封建正统教育，力主为政须"亲贤臣"、"远小人"，提倡用正去邪。赵南星认为，"君子"（贤臣）在位则国家安定，天下的治、乱与君子的进用与否，即"君子之气"的"伸"、"郁"有直接关系，所谓"天下之所以治安者，君子之气恒伸也。而天下之所以危乱者，君子之气恒郁也"。生活于明代后期，他对邪佞猖獗有更深刻的体会。他分析这种情况形成原因和危害说："天下之乱，乱于容恶。容恶者，宽身保富贵之术也。人皆自容其恶，虑人之不容也，而亦容人之恶。自容而恶愈甚，人人互相容而恶日多。恶人多而善人少，善人必不见容，此孟子所谓率兽食人者也，天下安得不乱"。这是对明代后期邪佞当权的揭露和控诉。赵南星认为，要使天下大治，就必须不容"恶"，去"恶人"，与邪佞展开坚决斗争。
赵南星曾为官吏部、都察院，主管官吏的考察、任免等，因此他得以把用正去邪的思想主张用于实践中。
官吏的考核是辨别邪、正的重要依据，是决定去取的基础，赵南星对之特别重视。他抨击了当时的考核不实，指出考核者与被考核者往往彼此勾结，互相包庇，使考核徒为虚文，因此导致"贤奸杂用"，朝政隳坏。为了保证考核得实，他提出，当抚按考察后，"即将其所举、劾，令河南道发单各道，一一细加咨访，如考察之例"；在吏部考功司、都察院河南道及吏科"各立荐举簿一扇"，每遇抚按举、劾疏至，即记录在案，以备对照，"滥举必罚"；内、外官员"互相觉察"，"若有不公不法，通同故纵，以致属下举首、百姓告发，俱当连坐"。
在考核得实的基础上，赵南星主张秉公澄汰。他在主持澄汰时，公开宣布："事有益于国家，即所当为。人有合于道义，即所当与。本无可避之嫌"。对邪佞之臣，他坚决惩处，毫不手软。早在任文选员外郎时，他就上《剖露良心疏》，所抨击者，如左都御史吴时来、左副都御史詹仰庇、少詹事黄洪宪、给事中唐尧钦、御史蔡系周、孙愈贤等，"皆众论不予者"。万历二十一年（1583年），他与吏部尚书孙鑨主持大计，"首黜所亲都给事中王三余及（孙）鑨甥、文选员外郎吕胤昌，他附丽政府及大学士赵志皋弟皆不免"。天启三年（1623年），他以左都御史佐主京察，以故给事中亓诗教、赵兴邦、官应震、吴亮嗣四人"先朝结党乱政"，置于"不谨"而黜之，"他所澄汰，一如为考功时"。对于正直之臣，赵南星极力推用。为吏部尚书时，他"益搜举遗佚，布之庶位。高攀龙、杨涟、左光斗秉宪，李腾芳、陈于廷佐铨，魏大中、袁化中长科道，郑三俊、李邦华、孙居相、饶伸、王之寀辈悉置卿贰。而四司之属，邹维琏、夏嘉遇、张光前、程国祚、刘廷谏亦皆民誉"。
赵南星的去邪用正思想和实践，说到底就是打击以齐（亓诗教、赵兴邦）、楚（官应震、吴亮嗣）、浙等党为代表的邪佞之臣，引用以东林党为代表的正直之臣，因而没有摆脱当时廷臣的门户之争。但是，由于东林党人代表了维护传统封建秩序的势力，一定程度上又能反映广大人民的利益和呼声，因此得到当时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支持和拥护。邪党人士则多属贪赃无耻之徒，为百姓所恨，为公论所鄙。赵南星作为东林党的首领之一，其去邪用正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明代后期社会各阶层的共同心愿，故而一时颇得好评。如，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京察后，"国论大快，谓二百年计典绝调"。天启年间，他举用名德旧臣，中外"忻忻望治"。
不过，由于赵南星去邪用正实践得不到皇帝的支持，而且直接触犯了当权者的利益，因此难以持久，并取得实效，赵南星本人也受到打击迫害。前述上《剖露良心疏》后，给事中李春开"媚众纠（赵）南星"，赵南星被迫"引疾归"。前述京察后，"政府大不堪"，不久赵南星即坐莫须有之罪而斥为民。天启年间，他广引正人，"而小人侧目"，滋欲去之。给事中傅櫆遂以邹维琏改吏部而"己不与闻"，"首假汪文言发难"，劾赵南星"紊旧制，植私人"，赵南星又被迫乞休。
三、改革官场作风明代后期，吏治败坏是政治黑暗腐朽的一个重要方面。当时，官吏们多置国计民生于不顾，任上胡作非为，官场中歪风盛行。其一，是贪污之风盛行。大小官吏为了满足自己穷奢极侈的腐朽生活的需要，任上多恣意盘剥，大肆贪污，赵南星称"今有司所在贪残，上下雷同"。其次，是"干进"之风盛行。为了谋求仕途升迁和得意，一些无耻之徒又用剥削来的钱财大行贿赂，笼络上官，甚至公开求官乞爵。赵南星揭露说："今之士人，以官爵为性命，以钻刺为风俗，以贿赂为交际，以嘱托为当然，以徇情为盛德，以请教为谦厚"。其三，重交际、忽政事之风盛行。在法度废弛的大背景下，官吏们多置政务于脑后，把大量时间花在交际上，政府行政效率极低。赵南星描述这股歪风说：每天上午，盥栉未毕，"客已到门"，"彼往此来，踵相随属"；到了午时，交际完毕，然后入衙门，"以昏倦之余"料理公事，日日如此。
对于这些歪风，赵南星主张坚决予以扭转。
赵南星主张严惩贪官污吏。他指出，官吏的贪污盘剥导致了社会矛盾的激化，"今士人一为有司，往往不期月而致富。问其所以，率由条鞭法行，钱粮经有司之手，重收而取羡余，是加派无已也。有司之贪如此，民安得不为盗？小盗起，而大盗随之，皆有司为之竿也"。因此，他提出要坚决刹住贪污之风。在一份奏疏中，他建议："以后秽迹昭彰者，抚按先行究问确实，而后具奏追赃"，"如有听嘱受贿、曲为庇护者，容臣等参奏重处，庶贪风渐息，而乱萌可消"。天启四年（1624年），有御史崔呈秀巡按淮、扬还，"赃私巨万，秽声流传"。左都御史高攀龙"尽发其贪污状"，赵南星"议戌之"，"诏革职候勘"。
赵南星主张对干进之风加以遏止。首先，他提出禁止官吏间的行贿受贿，尤其是当时盛行的馈送"书帕"之风。明初，地方官入京，见长官送礼，具一书一帕，称"书帕"。万历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统治阶级的腐化，地方官的进献已改为金银珠宝，但仍沿称"书帕"。官吏们以书帕形式公行贿赂，数额很大，"自十二金而至一百，有至二百封者"。赵南星一针见血地指出，官员行贿的目的，无非是营求升迁，为自己谋取私利，所谓"人人皆为吏部，财能贾爵；处处俱是傍门，面皮世界，书帕长安"。他认为，"簠簋滥则弹压轻"，因此请"戒上官毋得受守令贡献"。其次，他主张对乞官者加以严惩。其时，每当吏部主管官员退朝，乞官者即三、五成群，"如墙而遮留之"，"讲升，讲调，讲地方，讲起用。既唯阿矣，则又有遮留者，恒至嗌干舌敝而后脱"，"比至署中，则以私书至"，"不从则又为书切责之，以为违公论，必如所求而后已"。赵南星入主吏部后，"素疾其弊，锐意澄清，独行己志，政府及中贵亦不得有所干请，诸人惮其刚严，不敢犯"。即使这样，当时还是有个别人要以身一试：有一给事为赀郎求盐运司，赵南星即注赀郎王府，而出给事于外；知县石三畏贪，夤缘将行取，赵南星亦置之王府，史称"时进士无为王官者，（赵）南星不恤也"。
赵南星提倡官吏"以全力尽职业"，改变重交际、忽政事的行政作风。他指出，以精力充沛的午前交际，而以神气昏倦的交际后理政，恰恰颠倒了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是错误的。他首先在吏部进行改革。他与吏部四司官（文选、验封、稽勋、考功）约定，"每日蚤起，即入衙门，至午后公事既毕，退食私寓，乃与知交往来"，"至于会推之事，亦欲蚤起入朝，及辰而散，以各营其职"。
此外，赵南星还抨击了官场中上官轻待下属、地方官淫刑作威等不良作风，限于篇幅，不一一详述。
赵南星改革官场作风的实践取得明显成效，一批贪污、干进之徒受到了惩处，一定程度地澄清了吏治，提高了行政效率。但是，赵南星也更为邪佞嫉恨。当他与高攀龙议处大贪污犯崔呈秀时，崔呈秀投靠权阉魏忠贤，阴谋翻案，伺机反扑。不久，魏忠贤即矫旨责赵南星等"朋谋结党"，斥为民，寻戌代州。明思宗即位，有诏赦还，巡抚牟志夔为魏忠贤党羽，"故留滞不听归"，赵南星"终殒戌所"。赵南星既罢，昔日为其摒弃者无不拔擢，其素所推奖者率遭奇祸，"诸干进速化之徒，一击（赵）南星，辄遂所欲"。赵南星的政治改革彻底失败，他也为改革付出了自己的生命。
四、健全官制明代后期，尤其是万历年间，由于神宗怠政，对官吏不及时任免，政府机构残缺不全，出现了"人滞于官"、"曹署多空"的现象。如，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十一月，有人称"部、寺大僚十缺六、七，风宪重地空署数年，六科止存四人，十三道止存五人"。政府机构的残缺瘫痪，使封建国家机器不能正常运转。如，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闰八月，吏部尚书孙丕扬离职，神宗"久不除代"，"部事尽弛"，"其年十二月，竟废大选"。
赵南星指出，政府机构的残缺不全，使封建国家机器难以正常运转，导致危亡。他以家庭为例说："千金之家，必有纲纪之仆，令之召选群仆"，"群仆不备，则必有所缺"，"其家鲜有不败者"。家庭缺仆则败，国家缺官也难免衰亡，因此赵南星主张及时地选补缺官，健全官制。
吏部掌管全国官吏的任免、考核等事宜，在六部中职责最重。其四司官额设十五人，但天启初仅有八人，"事多废弛"。赵南星主吏部，"不得已而就近推补，命下，即时就道，依限而至。其远而不能待者，亦就近调补"。四司官补齐后，赵南星仍觉不敷行政，遂上疏请增司属，"起在籍之近者，不拘资序"，部司郎中等官有贤能者，"间一调之，或一处二人，以为目前蛩蟨之助"。这个建议，也得到明熹宗的同意。对于诏书起用而不愿就职者，赵南星则催其赴任，力争早日把封建国家机器纳入正常运转轨道。
赵南星催补缺官的努力在当时起了积极作用。天启初年，"众正盈朝"、封建国家机器恢复正常运转局面的迅速形成，不能不说与赵南星的健全官制实践紧密相关。
赵南星对明代后期政治改革提出了一些富有见地的思想主张，并勇敢地付诸实践，在当时取得明显的成效，对清明政治起了很好的作用，应予以肯定。但是，也应指出，赵南星在朝时间很短，且职仅至吏部尚书，所以他的政治改革基本上局限于整顿吏治，而对皇帝怠政庸懦、宦官专权等无能为力。他认识不到所有这些黑暗腐朽现象是封建专制制度的痼疾，彻底消除这些现象的唯一途径是打碎封建制度，这反映出他的时代和阶级局限，也是他改革失败并为之付出生命代价的根本原因。赵南星的政治改革思想和实践，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现在高邑县城还保留这赵南星的祠堂，高邑有条路被命名为“南星路”，以纪念这位高邑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