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反五反
“三反”、“五反”运动是１９５１年底到１９５２年１０月，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的统称。
１９５０年中国共产党七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为了恢复国民经济，采取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措施，其中之一是调整工商业中的公私、劳资、产销关系。调整后，资本主义工商业得到迅速发展。但资本家中的不法分子不满足于用正常方式获得一般利润，力图利用和国营经济的联系，以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手段牟取暴利，企图抗拒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领导，削弱国营经济。他们在经济上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在政治上、思想上腐蚀了工人阶级和国家工作人员。
１９５１年１０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在全国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促进经济建设。在运动中，揭发出大量的贪污盗窃现象，而贪污盗窃又与党和政府内部存在的严重官僚主义紧密相联。因此，党中央在１９５１年１２月１日和８日分别发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及《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强调必须把“三反”斗争看作像镇压反革命运动一样重要，要大张旗鼓地发动广大群众。从此，“三反”运动在各地区各系统各部门迅速展开。１９５２年１月４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立即限期发动群众开展“三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各单位限期发动群众开展斗争。１月５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第三十四次常委会上作了《“三反”运动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讲话，号召全国工商界积极参加“三反”运动。在“三反”运动中，一些单位揭发出私人工商业者的贪污、行贿偷税漏税等违法行为。为此，中共中央于１月５日发出了《关于在“三反”斗争中惩办犯法的私人工商业者和坚决击退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指示》。３月１１日，政务院公布了《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规定》。３月２８日，政务院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文件根据“严肃与宽大相结合、改造与惩治相结合”的方针，规定了对贪污分子的处理办法。
在“三反”运动中，又暴露出大量的贪污盗窃与社会上不法资本家的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毒”行为密切相联，1952年1月2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在全国一切城市，首先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中，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市民，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五反”斗争，以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三反”斗争。2月上旬，“五反”运动首先在各大城市开始，很快在全国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３月１１日，政务院批准公布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在“五反”运动中关于工商户分类处理的标准和方法》，把私营工商户分为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严重违法户、完全违法户５类进行定案处理。定案处理的结果是：守法户占总户数的１０—１５％；基本守法户占５０—６０％；半守法半违法户占２０—３０％；严重违法户约占４％；完全违法户约占１％。１９５２年４月公布了《关于结束“五反”运动中几个问题指示》。１０月，党中央批准了安子文、廖鲁言关于结束“三反”、“五反”运动的两个报告，“三反”和“五反”运动结束。
“三反”、“五反”运动的开展，巩固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资产阶级进一步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条件，但受极左思想的影响，也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