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圆券
【什么是金圆券】解放战争后期南京国民政府为支撑其崩溃局面而发行的一种本位货币。1948年8月19日开始发行。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发动内战，消耗了巨量财富，引起财政赤字直线上升和物价疯狂上涨，国民党统治区社会经济一片混乱，1948年通货膨胀达恶性时期，法币急剧贬值。国民党为挽救其财政经济危机，维持日益扩大的内战军费开支，决定废弃法币，改发金圆券。8月19日国民政府以总统命令发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规定自即日起以金圆券为本位币，发行总限额为二十亿元，限11月20日前以法币三百万元折合金圆券一元、东北流通券三十万元折合金圆券一元的比率，收兑已发行之法币及东北流通券；限期收兑人民所有黄金、白银、银币及外国币券；限期登记管理本国人民存放国外之外汇资产。按以上要旨，同时公布《金圆券发行办法》、《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中华民国人民存放国外外汇资产登记管理办法》、《整顿财政及加强管制经济办法》等条例。发行金圆券的宗旨在于限制物价上涨，规定“全国各地各种物品及劳务价，应按照1948年8月19日各该地各种物品货价依兑换率折合金圆券出售”。这一政策，使得商品流通瘫痪，一切交易转入黑市，整个社会陷入混乱。10月1日，国民政府被迫宣布放弃限价政策，准许人民持有金银外币，并提高与金圆券的兑换率。限价政策一取消，物价再度猛涨，金圆券急剧贬值。10月11日，国民政府又公布《修改金圆券发行办法》，取消发行总额的限制。至1949年6月，金圆券发行总额竟达一百三十余万亿元，超过原定发行总限额的六万五千倍。票面额也越来越大，从初期发行的最高面额一百元，到最后竟出现五十万元、一百万元一张的巨额大票。金圆券流通不到一年，形同废纸，国民政府财政金融陷于全面崩溃。人民拒用金圆券。
【金圆券发行背景】发行金圆券的原先目的是取代原来流通的法币。法币在1935年起由国民政府发行。抗战期间，由于财政支出增加，法币大量发行。到了战后国民党为支付与共产党作战的军费，法币的发行量更加大增，由抗战胜利时的5兆569亿元快速上升至1948年8月的604兆元，三年间增加超过一千倍。在政府库存黄金、外币都没有实质增加的情况下，造成了民间的恶性通货膨胀。更曾经有造纸厂以低面额的法币作为造纸的原料获利。宋子文为行政院长时，试图以金融政策稳定法币，抛售库存黄金购回法币。但因为法币发行量仍在增加而没有成果。1948年5月行宪选举后，由翁文灏出任行政院长，王云五被任为财政部长，开始筹划货币改革。
【金圆券的发行经过】1948年8月19日，国民党召开中央政治会议，通过由翁文灏、王云五提出的货币改革方案。当晚即由蒋介石以总统名义发布“财政经济紧急令”，作出全国广播，并公布“金圆券发行法”，主要内容为：
金圆券每元法定含金0.22217厘，由中央银行发行，发行总额定为20亿元
金圆券一元折法币300万元，东北流通劵三十万元
禁止私人持有黄金、白银、外汇。凡私人持有者，限于9月30日前收兑成金圆券，违者没收。
全国物价冻结在8月19日水平
与此同时蒋介石派出经济督导员到各大城市监督金圆券的发行。当中上海作为全国金融中枢，由蒋经国为副督导，实际掌握上海的经济情况。
金圆券的发行初期，在没收法令的威胁下，大部分的城市小资产阶级民众皆服从政令，将积蓄之金银外币兑换成金圆券。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试图冻结物价，以法令强迫商人以8月19日以前的物价供应货物，禁止抬价或囤积。而资本家在政府的压力下，虽然不愿，亦被迫将部分资产兑成金圆券。在上海，蒋经国将部分不从政令的资本家收押入狱以至枪毙，以作杀一儆百。而杜月笙之子杜维屏亦因囤积罪入狱。蒋经国在上海严厉“打老虎”，曾稍微得到人民对金圆券的信心。
【金圆券的崩溃】以行政手段强迫冻结物价，造成的结果是市场上有价无市。商人面对亏本的买卖，想尽方法保有货物，等待机会再图出售，市场上交易大幅减少，仅有的交易大都转往黑市进行。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后来也遇上阻力。蒋经国查封的其中一家公司为
孔祥熙之子孔令侃所有。蒋经国因宋美龄的压力而被迫放人，其本人亦因此事而辞职求去。物价管制最终失败，在11月1日全面撤销。翁内阁亦在11月3日辞职。
金圆券政策失败的最致命处是发行限额没有得到严守。国民党政府在1948年战时的赤字，每月达数亿元至数十亿元，主要以发行钞票填补，而国民党曾希望得到的美国贷款援助却从来没有落实。金圆券发行一个月后，至9月底已发行到12亿元，至11月9日则增至19亿元，接近初订上限之数。11月11日，行政院修定金圆券发行法，取消金圆券发行限额，准许人民持有外币，但兑换额由原来1美元兑4金圆券立即贬值五倍，降至1美金兑20金圆券。
自此金圆券价值江河日下，一泻千里。当1948年底开始准许以金圆券兑换金银外币时，全国各地立即出现数以十万计抢兑人潮。至1948年12月底，金圆券发行量增至81亿元。至1949年4月时增至5万亿；至6月更增至130万亿；比十个月前初发行时增加二十四万倍。金圆券钞票面额不断升高，最终出面值一百万元的大钞，但仍不足以应付交易之需。至1949年5月，一石大米的价格要4亿多金圆券。各式买卖经常要以大捆钞票进行。由于贬值太快，早上的物价到了晚上就已大幅改变。市民及商人为避免损失都不想持有钞票（金圆券），交易后或发薪后所取得的金圆券，皆尽快将其换成外币或实物，或干脆拒收金圆券。
1949年4、5月，南京、上海相继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占，人民政府在6月起宣布停止金圆券流通，以金圆券10万元兑换人民币1元的比率，收回后销毁。国民政府迁到广州后曾继续发行金圆券，但其价值已接近废纸，到了7月3日，广州政府宣布停止发行金圆券，改以银圆券取代，结束了金圆券的历史。
【金圆券的影响】金圆券的快速贬值及造成的恶性通胀，源自政府的财政及货币政策。国民党政府无视于财力的限制，继续维持战事。政府赤字以印钞票支付，造成急剧的通胀。政府既不能自控通货的发行，只试图以违反市场规律的行政命令去维持物价和币值，最终引致金融混乱，市场崩溃。受金圆券风暴影响最大的，是城市内的小资产阶级。他们没有大资本家的财力和资源去保护自己仅有的财产，亦不如乡间农民或无产阶级的无产可贬；在金圆券发行初期或被迫、或出于信任政府，将累积所得的财产换成金圆券。在恶性通胀中所承受的损失最大，部分人因而变成一无所有。国民党政府虽然因金圆券发行，搜得民间的数亿美元金银外汇；却失去了国内本来最应倾向他们的阶层：城市人民的信任与支持。1948年中，国民党在军事上已节节失利。金圆券风暴令国民党在半壁江山内仅余的民心、士气亦丧失殆尽。是造成整个国民党政权迅速在大陆崩溃的原因之一。
【金圆券与台湾】当时台湾省政府奉命依金圆券发行准备移交保管办法，将台糖公司总资产1亿2千万美元，划拨4,300万元，将台湾造纸总资产2,500万美元，划拨800万元，使台湾进一步被卷入中国大陆恶化的经济情势中。而当时金圆券一元兑换台币1,835元亦明显高估，中国大陆流入台湾套汇的活动，使台湾面临严重的恶性通货膨胀压力，经济情况更趋恶化。
【金圆券在北京大学】1948年8月20日，北京大学秘书处通知全体教职员，北大遵照金圆券发行办法规定，即日起，会计出纳一律以金圆券为单位。又，国民政府教育部训令：自1948年8月份起，公教人员薪给一律改发金圆券。
此后物价飞涨。10月17日，北平《益世报》消息：北大学生自治会16日上书训导长。因公费“不足维持最低之伙食”，要求“公费全部配给面粉，副食费亦按官价配售。”
10月23日，北大秘书处通告：“查公教人员9月份配备面粉，本校业向平市配委会借到每人半袋（22斤）。定于25日至下月5日配发，请携私章、面袋一个、手续费、运费、出库费等共金圆3角，至庶务课领取。”
10月25日，北京大学教授发表《停教宣言》：我们每月收入不过维持几天的生活……难于安心工作”。“政府对于我们的生活如此忽视，我们不能不决定自即日起，忍痛停教三日，进行借贷，来维持家人目前的生活。”同日致函胡适校长“要求学校在1周内借支薪津二个月，以免冻馁。”在宣言上签名的有82人。北平各院校的学生自治会发表《支援师长停教宣言》。
同日，教育部代电：奉行政院核定，学术研究补助费，自本年7月份教授每月法币500万元，副教授400万元，讲师300万元。助教200万元。自8月份起改发金圆券，教授每月20元，副教授15元，讲师10元，助教5元。
10月27日，教育部代电：各校教授电请调整公教人员待遇并增加学术研究补助费为金圆券100元。行政院1948年10月11日指令均应从缓议。同日，北平《益世报》消息：北大讲师、教员、助教联合会也发表《停教宣言》：“币制改革以来，物价上涨10倍。而我们的薪给被冻结着，……我们和我们的眷属为饥寒所迫，不得日只好自10月28日起，忍痛停教5天，进行借贷，以维持生计，谨此宣言。”
11月1日，北京大学沙滩四院的自费和半公费学生致校长函：“四院冷清清的整个在饥饿中，一天每人吃到3／10两油，一餐每人吃三块丝糕以及十几块苦味的萝卜。下月预算说：除2／3袋面粉（30斤）外，还要40多金圆券。面粉何日运来还遥遥无期，至于40多金圆券，那也更不是我们所能负担的。我们吃不饱饭，不能安心上课。万不得已，请校长立即解决我们的困难。我们的要求是：(一)给我们特种救济金，与全公费待遇相同。(二)特种救济金教育部未答复前，请学校暂垫。”
11月21日，北大讲师教员助教联合会致胡适函：“同人们真已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请校长向政府据理力争，从11月份起按实际物价指数发薪，以维持低到无可再低的生活。还请求学校设法立即每人借薪一月，分期扣还，帮助我们渡过难关。”
11月22日，胡适为职员生活问题致函教育部，提出：教职工役等自改行金圆券后，物价又复上涨，员工实感不支，请设法予以调整。
这时，解放军已重重包围文化古城北平市区，国民党政府妄图将一些知名教授学者送至南京。12月11日，教育部长陈雪屏自南京给北大秘书长郑天挺发来电报，嘱立即组织第一项名单所列各院校有地位之教授、中研院院士、各院校馆行政负责人先走（去南京）。其中特别提出：“适师及师母必须先行，无论空军专机或航机先到，立即动身。”其余“一俟场可着陆，即派机来迎。”“大抵每机可坐40人，拟用四机分两批”，何人先走，“排定次序，秘密通知，立即出发。”
12月14日，北大校长胡适给汤用彤教授、郑天挺秘书长留下便条：“今日及今午连接政府几个电报，要我即南去。我就毫无准备地走了。一切的事，只好拜托你们几位同事维持。”15日，胡适离北平飞抵南京，同机有清华大学陈寅恪教授一家。
北大师生员工在饥饿煎熬中盼望着北平的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