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凫氏
鱼凫氏是古蜀国五代蜀王中继蚕丛、柏灌之后的第三个氏族。从文物考古发现来看，人们注意到了广汉三星堆自第二期文化开始，就出现了与鸟有关的器物，这当与柏灌氏取代蚕丛氏有关。而第三期所出的大批器物上不仅有鸟图案，而且同时还有鱼图纹饰。这一变化则反映出三星堆第三期文化与鸟族和鱼族密切相关，或者说，它反映出鱼凫氏取代柏灌氏的历史事实。
鱼凫的“凫”字有好几种通假字。《读史方舆纪要》说四川彭山县：“鱼凫山在县东北二里，或曰鱼凫津也。”《四川通志〈舆地〉》：“南溪县鱼符津，在县北三十里”；《后汉书〈郡国志〉》：“南安（今乐山）有鱼涪津。”；《山海经〈大荒西经〉》：“有鱼偏枯，名曰鱼妇”；《左传〈文十六年〉》杜预注：“裨、攸、鱼庸三邑。鱼，鱼腹县”；贾谊《服鸟赋》中的“服”字即“鵩”字，也即凫的假借字。以上的鱼凫、鱼符、鱼涪、鱼妇、鱼腹、鱼服、鱼鵩，实为一事，都是指的鱼凫。凫是本字，而符、涪、妇、腹、服、鵩则是凫的假借字。
一、鱼凫氏由鱼族与凫族复合而成
三星堆一号器物坑中出土的一件金杖，它见证了一段鱼凫氏的史实。其上端有46厘米长的一段平雕纹饰图案，图案分三组，最下一组为两个前后对称的人头，人头戴冠，且饰三角形耳坠，人头前后上下各有两周线纹，人头间用勾云形纹饰相隔，上面两组图案相同：下方为两背相对的鸟，上方为两背相对的鱼。鱼的颈部和鱼的头部压有一穗形叶柄。［1］ 人们普遍认为，这根金杖上的鱼和鸟分别代表着以鱼为始祖神的民族和以鸟为始祖神的两个不同民族。而“人面”则代表着这两个不同民族的联盟与融合。这个融合而成的氏族即鱼凫氏。这根金杖应是鱼凫氏的权杖，由鱼凫王使用的指挥棒。权杖上的鱼和鸟表达了鱼凫氏的王权由鱼族和凫族共同行使。
据赵殿增先生所说，鱼凫氏的年代“距今约三千六百年至三千年前，与商代大体相当。”［8］ 胡昌钰、蔡革认为鱼凫氏的下限“应在商未周初之际 ”。［9］ 他们对鱼凫氏的年代的判断的主要依据是三星堆遗址。但三星堆遗址中的鱼凫氏文化只是鱼凫氏文化晚期部份，不是鱼凫氏早期文化。
鱼凫氏最早的年代可以上溯到五帝之一的颛顼时代。《山海经〈大荒西经〉》》说：“有互（氐）人之国，炎帝之孙名曰灵恝，灵恝生互（氐）人，是能上下于天。有鱼偏枯，名曰鱼妇。颛顼死即复苏。风道北来，天乃大水泉，蛇乃化为鱼，是为鱼妇。颛顼死即复苏。”如本文前面所述，此鱼妇即鱼凫。袁珂先生论之曰“据经文之意，鱼妇当即颛顼之所化。其所以称为‘鱼凫’者，或以其因风起泉涌，蛇化为鱼之机，得鱼与之合体而复苏，半体仍为人躯，半体已化为鱼，故称‘鱼妇’也”。[10] 袁珂先生是研究神话的，所以，他是从神话的角度来阐述半人半鱼的颛顼鱼凫氏的。其实这不是神话，而是历史。这段话的历史的底蕴是：鱼凫氏的一半来自于以鱼为图腾的炎帝之子孙氐族，而另一半来自于以凤鸟为图腾的颛顼。
从〈大荒西经〉把鱼凫氏与颛顼并提来看，我们可以认为鱼凫氏的年代至少产生在颛顼氏时代。颛顼是五帝之一，在少昊之后。人们普遍认为，山东大汶口文化是少昊文化，而山东大汶口文化距今六千年。那么，颛顼所化的的鱼凫氏应该在六千年至五千年左右。要比目前人们估计的三千六百年要早两千年。换句话说，四川三星堆、宝墩文化中的鱼凫氏文化不是早期鱼凫氏文化。
颛顼是鱼凫氏的始祖，要认识鱼凫氏文化，就必须首先了解颛顼氏族文化的源流。司马迁撰《史记》列颛顼为五帝之二，他的活动范围遍及中国东、西、南、北、中，远远超过了黄帝的活动范围。这种忽东忽西，时南时北的扑溯迷离现象，给颛顼蒙上了很多阴影，因而使很多学者怀疑颛顼历史的真实性。甚至有人说“这本是蜀人为增饰其祖先而伪造的，故而上边拉黄帝，下边拉拢颛顼，或以为这不过是牵合若水、蜀山地名、人名一二字而已，并无其它史迹可据，也有的说这是颛顼神话传播到了四川的反映。甚者，近年来有的学者因若水在西南地区，难以成证帝颛顼为东北夷的祖先神，遂称〈海内经〉、《吕览》所记若水说为晚起的孤证，‘不可执之以定一偏’而信之”。[11] 总之，颛顼的历史是十分模糊的。现在，由于我们有了对伏羲族和炎帝族的深入了解，有了对蜀史的深入研究，因而，我们已有条件澄清颛顼文化种种迷雾，显现颛顼历史的一些真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