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高
概述梵高，后期印象画派代表人物，是19世纪人类最杰出的艺术家之一。他热爱生活，但在生活中屡遭挫折，艰辛倍尝。他献身艺术，大胆创新，在广泛学习前辈画家伦勃朗等人的基础上，吸收印象派画家在色彩方面的经验，并受到东方艺术，特别是日本版画的影响，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创作出许多洋溢着生活激情、富于人道主义精神的作品，表现了他心中的苦闷、哀伤、同情和希望，至今享誉世界。
基本信息栏中文名：文森特·威廉·梵高外文名：Vincent Willem van Gogh国籍：荷兰出生日期：1853年3月30日逝世日期：1890年7月29日代表作品：《向日葵》《手拿康乃馨的女人》《自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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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人物生平作品列表梵高语录对于神的信念对于人生的信念艺术家的命运对于死的看法梵高与高更相关文献
简介文森特·威廉·梵高出生在荷兰一个乡村牧师家庭。他是后印象派的三大巨匠之一。
梵高年轻时在画店里当店员，这算是他最早受的“艺术教育”。后来到巴黎，和印象派画家相交，在色彩方面受到启发和熏陶。以此，人们称他为“后印象派”。但比印象派画家更彻底地学习了东方艺术中线条的表现力，他很欣赏日本葛饰北斋的“浮世绘”。而在西方画家中，从精神上给他更大的影响的则是伦勃朗、杜米埃和米莱（Millet）。
梵高生性善良，早年为了“抚慰世上一切不幸的人”，他曾自费到一个矿区里去当过教士，跟矿工一样吃最差的伙食，一起睡在地板上。矿坑爆炸时，他曾冒死救出一个重伤的矿工。他的这种过分认真的牺牲精神引起了教会的不安，终于把他撤了职。这样，他才又回到绘画事业上来，受到他的表兄以及当时荷兰一些画家短时间的指导，并与巴黎新起的画家（包括印象派画家）建立了友谊。
梵高全部杰出的、富有独创性的作品，都是在他生命最后的六年中完成的。他最初的作品，情调常是低沉的，可是后来，他大量的作品即一变低沉而为响亮和明朗，好象要用欢快的歌声来慰藉人世的苦难，以表达他强烈的理想和希望。一位英国评论家说：“他用全部精力追求了一件世界上最简单、最普通的东西，这就是太阳。”他的画面上不单充满了阳光下的鲜艳色彩，而且不止一次地下面去描绘令人逼视的太阳本身，并且多次描绘向日葵。为了纪念他去世的表兄莫夫，他画了一幅阳光下《盛开的桃花》，并题写诗句说：“只要活人还活着，死去的人总还是活着。”
在历史的角度来讲，梵高的确是非常超前的画家。他作品中所包含着深刻的悲剧意识,其强烈的个性和在形式上的独特追求,远远走在时代的前面,的确难以被当时的人们所接受。他以环境来抓住对象,他重新改变现实，以达到实实在在的真实，促成了表现主义的诞生。在人们对他的误解最深的时候，正是他对自己的创作最有信心的时候。因此才留下了永远的艺术著作。他直接影响了法国的野兽主义,德国的表现主义,以至于20世纪初出现的抒情抽象肖像。《向日葵》就是在阳光明媚灿烂的法国南部所作的。画家像闪烁着熊熊的火焰,满怀炽热的激情令运动感的和仿佛旋转不停的笔触是那样粗厚有力,色彩的对比也是单纯强烈的。然而,在这种粗厚和单纯中却又充满了智慧和灵气。观者在观看此画时,无不为那激动人心的画面效果而感动,心灵为之震颤,激情也喷薄而出,无不跃跃欲试,共同融入到梵高丰富的主观感情中去。总之,梵高笔下的向日葵不仅仅是植物,而是带有原始冲动和热情的生命体。
人物生平1853年3月30日生于荷兰南部布拉邦特的格鲁特·曾德特，是荷兰新教牧师泰奥多勒斯·梵高(1822-1885)和安娜·科妮莉娅·卡本特期(1819-1907)的长子。
1855年2月17日，文森特的妹妹安娜·科莉妮娅·梵高诞生。
1857年1月5日，梵高一生的知已、他的弟弟提奥诞生。
1859年3月16日，妹妹伊丽莎白·梵高诞生。
1862年3月16日，妹妹威廉敏娜·梵高诞生。
1866年于泽芬伯根寄宿学校作最早的图画。
1866年从曾德特的乡村泽文伯根的寄宿，梵高进入蒂尔勃格的文法学校。
1867年5月17日，弟弟科尼利斯·梵高诞生。
1868年3月离开蒂尔勃格文法学校。
1869年3月进古皮尔艺术公司海牙分店当店员，后又去布鲁赛尔分店工作。
1871年举家迁往赫尔瓦尔特。
1872年开始与提奥通信，后者在上学。
1873年5月，文森特迁往伦敦分店，爱上了房东女儿厄休拉·洛耶，6月，提奥进入古皮尔公司布鲁赛尔分店工作。
1874年，向厄休拉求婚失败，回荷兰；10月至12月在巴黎古皮尔总公司，后返伦敦。
1875年5月，被调往巴黎古皮尔公司，热衷于神秘主义和宗教。10月，其父母迁往埃顿。
1876年3月被古皮尔公司解雇；得到根据米勒《晚祷》刻制的版画。4月在英国拉姆斯盖特当教师，后又在艾尔沃思当助理牧师。12月返埃顿。
1877年1月至四月在多德雷赫特书店任职，5月赴阿姆斯特丹，和叔叔扬同住，为投考神学院积极攻读。
1878年7月，放弃在阿姆斯特丹的学习，在埃顿作短期逗留后，于8月入布鲁赛尔为期三个月的福音传道学校，但未能取得牧师的任命。赴蒙斯附近博里纳日矿区，作非正式传教。
1879年，由于工作过于热情，被教会解雇，这段悲惨的经历给他打下了印记；后开始的流浪生活；阅读狄更斯、斯托、雨果、莎士比亚和米什莱的著作；推崇夏尔·德·格鲁、伦勃朗、吕斯代尔、巴比松画派和海牙画派的艺术；由于贫困失望，对生活失去信心；开始画素描。
1880年，与家庭日益疏远的时期。春游奎姆，住在矿工家，开始的的道路；临摹米勒作品。10月，赴布鲁赛尔，学习透视学和解剖学。与布鲁赛尔之荷兰籍画家凡·拉帕德来往；提奥给予经济支持。 1881年，埃顿时期(1881年4月12日-1881年12月30日)，4月，离布鲁赛尔，去埃顿与父母同住；向新寡表姊凯·沃斯求婚不成。12月与家庭发生龃龉，离家赴海牙。
1882年，海牙时期(1881年12月31日-1883年9月12日)，跟表姊夫安东·莫夫学画；开始与怀孕的、被遗弃的克拉西娜(“西恩”)·玛丽亚·霍尔尼克同居中，并因此与莫夫决裂。8月，梵高一家迁至埃因霍温附近纽南；搜集英国报刊插图，画了许多素描和水彩。
1883年，德伦特及纽南时期(1883年9月-1885年11月27日)，9月，与西恩，赴荷兰北部之德伦特作画。开始画油画。12月回到荷兰南部之纽南，起初与父母同住，后来离家独住。
1884年，画水彩和“织工”习作；与父亲关系紧张；与凡·拉凰德甚为相得；6月研读欧仁·德拉克洛瓦的色彩理论；与本村姑娘玛戈特恋爱，以不幸结局告终。
1885年，安特卫普时期(1885年11月28日-1886年2月28日)，为《吃土豆的人》绘制了约五十幅农民头像；3月26日父亲骤然去世，为埃米尔·左拉之《萌芽》及其他现实主义作家之作品深深打动；10月赴安特卫普，参观博物馆；鲁本斯的光与色彩，日本浮世绘的大胆构图，使他陶醉；得到一些日本版画，心胸开阔了，画板色调明亮起来。 1886年，巴黎时期(1886年3月-1888年2月20日)，从1月起在安特卫普美术学院学画；2月底去巴黎，与提奥同住；在乎尔芒工作室习画数月；在德拉克洛瓦和蒙蒂塞利的影响下描绘花卉；特雷克、埃米尔·贝尔纳、西涅克和高更及其他印象派画家；发现了“光明的绘画”；第八次也是最后一次印象派美展举行，会上展出修拉的《大碗岛的星期日》；梵高采用了新的点彩技法。
1887年，由于与不断发展的当代法国艺术运动接近，调色板变得愈来愈明亮；惧和展览日本版画；两次在劳工阶级的咖啡馆和饱的墙上展出自己的作品；同毕沙罗、德加、修拉、塞尚相识并交往；成与埃米尔·贝尔纳过从甚密；深受印象派技法和后期印象派理论的影响；厌倦巴黎的生活，向往阳光更为明亮灼热、色彩更加强烈瑰丽的法兰西南部。创作《唐吉老爹》，开始绘制向日葵连作。
1888年，阿尔时期(1888年2月21日-1889年5月3日)，2月赴普罗旺斯阿尔，住在阿尔加萨咖啡馆，5月迁入拉马丁广场上的“黄房子”；10月20日高更来与他同住；12月23日因精神失常，割下一只耳朵；高更返巴黎。由于提奥的帮助，梵高的三幅油画和几幅素描得以在独立沙龙展出。 1889年，圣雷米时期(1889年5月3日-1890年5月16日)，4月17日，泰奥和若阿娜·邦格(1862-1925)结婚；5月，梵高自愿进圣雷米之精神病院；西涅克来访；画了许多画，主要是风景；开始绘制丝柏树连作。高更在马称举办印象派和综合派的画展。梵高在巴黎见到蒙克。
1890年，奥弗时期(1890年5月21日-1890年7月29日)，临摹德拉克洛瓦、米勒、伦勃朗和居斯塔夫·多雷的作品；1月31日，提奥得子；阿尔贝·奥里埃发表评文森特绘画的文章；在布鲁赛尔的“二十人展览会”上， 梵高的《红色的葡萄园》得以出售，这是他在世时得以出售的唯一的一幅作品，5月出院，途经巴黎，稍事休息，适居奥弗，接受保罗·加歇监护；6月创作《加歇医生》；7月，去巴黎探望提奥一家，会见洛特雷克及阿尔贝·奥里埃；回奥弗后，创作《麦田群鸦》、《奥维尔市政厅》，这些作品更加奔放不拘。7月27日旧病复发，开枪自杀，于29日清晨一时许，在提奥和加歇医生的守护下停止呼吸。
作品列表1.《吃马铃薯的人》
2.《两棵丝柏树》
3.圣雷米时期的《自画像》
4.《有乌鸦的麦田》
5.《割草的少年》
6.《煤矿的妇女们》
7.《静物：打开的圣经》
8.《街上的成排房屋》
9.《手拿康乃馨的女人》
10.《马车通过的吊桥》
11.《夕阳下的播种者》
12.《抱着头的老人》
13.《悲哀》
14.《向日葵》
15.《星夜》
16.《夜间咖啡馆—室内景》
17.《夜间咖啡馆—外景》
18.《梵高的卧室》
19.《阿尔之妇女吉努夫人》、《耳朵绑着绷带叼烟斗的自画像》
20.《红色葡萄园》
21.《有乌鸦的麦田》
22.《阿尔及利亚的士兵》（半身像）
23.《高更的椅子》
24.《日本情趣：梅花（模仿广重）》
25.《日本情趣：花魁（模仿英泉）》
26.《海滨的渔船》
27.《自画像》
28.《开花的巴旦杏树枝》
29.《生养紫色鸢尾花的花瓶》
30.《铃鼓咖啡馆的妇女》
31.《梵高的椅子》
32.《野生植物》
33.《卷心菜和木鞋》
34《沙丘》
35《两辆马车前的少女》
36《林中的白衣少女》
37《拿铁锹或棒子的正在俯身的男人》
38《暴风雨下的海滨》
39《田地》
40《沙丘风景》
梵高语录对于神的信念
我们一生之中有个时期，会觉得自己的所作所为好象都是错误，而且对于所有的事物都不感兴趣。所谓万念俱灰，情思枯槁。我觉得这好像具有几分真理，你以为这分感情应该早日扬弃吗？我怀疑这也许是，叫我们深信在心中，而很快地等着好结果的一种“对于神的憧憬”心理。
一个人很合群地夹杂在庸俗的人群中时，往往会觉得自己跟大家并无两样，但终于有一日，他会达到牢固的自我谛念的境地。他能很成功地培养自己的信念，那信念又会适当地支配他，使他能向更高更善的境地继续进步。我看耶稣也是这样。
对于人生的信念
我们的人生是一种可怕的现象，然而我们又不停在被不知情的东西驱使着。一切的事物都不能改变他的存在式样。任我们将它解释为或明或暗，终究无法改变它的性质。这个谜题使我夜里在床上不眠不休地思考，在比斯山暴风雨中，或在黄昏忧郁的微光中，也曾做过深长的冥想。三十岁这把年纪，对活动中的人是属于一种安定初期，也是充满活力的青春时期。同时也可以说是过了人生的一段时间，开始感觉逝者不复回的愁意的时候。我觉得这种寂寞感，绝不是无谓的感伤。我不再期望明知在这一生中无法获得的各种幸福。我愈加深的理解：这一生不过是一种播种时期，收获是要在下一次人生作的。这种见解大概是使我对于世上的俗念漠不关心的原因。
我曾经想过自己能否成为思想家，最近已经很明白这不是自己的天职。我常抱着一种谬见——觉得对什么事情都要以哲学式想法去考虑的人，并非普通实际的人，而是一种无用的梦想家，（然而这种谬见在社会上常受很深的尊敬）这个谬见常害我无法把握事情的要领，焦急得自敲脑袋。但是以后我才了解，思想和行动并非互相排斥的东西。我坦白说，假如我能够一边思想一边绘画的话，那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事，但我办不到，何况我的人生的目的在于尽可能的多画这一点上。我希望自己走到人生的终点时，以最深的爱和静静的留恋，回味自己的人生，还带着“啊！我还想画那样的画！”的一番离情别绪，永别人世。
艺术家的命运
人跟自然的格斗不是简单的事情。我虽然无法知道自己未来的成败，但唯一确实的就是有人成功，也有人失败。你也许想说我不会成功，我不在乎，不管成功或者失败，一个人总是在感情和行为之中生活着，无法脱离。我还认为这成功和失败，事实上非常近似，几乎似人难以辨别。假如空白的画布，笑你没有精神的时候，跑上去提起笔大胆地画下去。空白的画布好象会对着画家说：你什么都不懂。你们不知道那空白画布多么会使人失去斗志，许多画家很怕空白的画布，可是一方面空白的画布是怕毅然面对画布的真热情的画家的。艺术家都知道自己好比是被绑在旧马车的马，他们在心里羡慕那些能在太阳下的牧场里大吃青草，也能到河里喝水洗澡逍遥自在的马，这是艺术家的心病。不知是谁将如此的生活形容成“被死与不死不断威胁的状态”。我所拉的马车一定会帮助我所不认识的人们，因此我们相信将来的新艺术以及新艺术家的出现，大概不至于使我们失望吧。
对于死的看法
我刚刚用水彩画好的田园中的古塔，今天已经被人拆毁，这不是诸行无常的一端吗？我常想表现农人们个个老朽以后，怎样地安息在他们千古的园地上，我常想向大家说明，人的死和葬礼，多么像秋天落叶那么简单的事——死者只要五尺之地，然而在这些土堆上只要一个十字架一插便了事。我还想说出，农人们的生与死是何等的永恒不变，那正如在墓地上生长的花草一样，春来萌芽，秋来凋谢，因循着天地不变的规律。现在我们的所见所闻不知是否为人生的全体，在我们死后，从彼岸往回看时，是否只能看到一个半球？这不是永恒的谜题吗？不管怎样，我总认为一个画家即使死后也能借着自己的作品向后来的新时代谈论自己的见解。画家的使命是否只限于此，还是有其他更高的意义？我无法作答。我想画家的一生当中，死还不能算是最苦的事，但对于死，我实在一点都不懂。
夜里仰望星星，会使我陷入如同看地图梦异乡那样的梦幻，不知何故，我总觉得，天空中的光点，好象法国地图上表示城镇的黑点一样，使人觉得难以接近，我想只要坐上火车，变可到达塔拉斯根或鲁安的话，我们在死后也应该可以到达星星上面。在这些五里雾中的推理里面，有一件不容怀疑的事——“我们在生前无法登天如同在死后不能再乘之道理。”所以我认为，使世上人类永眠的各种疾病是到达天堂的一种交通手段。我们老朽以后，悄然死去，这是我们徒步登天的机会。
梵高与高更梵高1888年春为寻找创作灵感,移居到法国南的阿尔勒,而法国画家高更也于十月应邀前往与梵高共同作画。两位大师对艺术有着不同的见解,一般人会认为,这样很好，可以交流学习,可是他们不是一般。两个人几乎从一开始就陷入了激烈的争吵。在性格方面，梵高有着癫痫病人所特有的偏执，而高更则有着超乎常人的冷酷。这使得争吵变得无法调和。高更离开布列塔尼本来就有几分不情愿，见这般光景，遂萌生去意。这让凡高的精神更加紧张。因为他知道，如果高更走了，他建立“南方画室”的梦想就将破灭。
一次他们为了一副画争吵得很凶,梵高拿出枪射向了昔日好友高更的身上,高更带着受伤的身体离开.....过了许多天,梵高觉得有些想念高更,就去看望他,两人重归旧好。
梵高与高更曾经是志同道合的好友，但造化弄人，他们两人决没有想到相处是那么困难。两人都少年气盛，哪里顾得什么天高地厚，在现实中又那么不如意。以后一个不久自杀身亡，一个在孤岛上抑郁而死。
学术界一直认为梵高是因精神错乱而将自己的左耳割掉,但德国一名学者却发表惊人之说,说此事是与梵高同期著名画家高更所为。
大约1890年6月17日，奥弗
(这封信没有写完)
在非常不幸的1889年底，梵·高的身体似乎有点衰弱了。他想画落日，但是院方不许他傍晚在户外画画。他在医院里的晚上是很苦恼的，虽然他读了很多书，其中包括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他现在丧失了在户外画画的可能性，在巴黎与阿尔时常画的静物画，现在一次也不画了。他如果不临摹别人的画，便复制自己的油画——其中一些是母亲与妹妹要他复制的，如提奥从巴黎送回圣-雷米的《阿尔的卧室》。凡·高甚至打算再画一次他的《特拉斯康的四轮马车》和《红色葡萄园》(此画是梵高身前唯一卖出去的画)。在另一些时候，他复制了在圣-雷米画的一些作品。他还根据在阿尔所画的写生画，来画阿尔医院的精神病房。最后，他请求提奥和母亲把他过去画的一些素描及小幅农民油画寄给他，以便用来做创作的素材。他描绘正在大哭的老人的油画《永生之门》，就是利用他于1882与1885年间在海牙所画的一些素描来创作的。他甚至还从高更为夜间咖啡馆的服务员画的素描《阿尔的女人》中汲取灵感。
梵·高后来对高更说：“我诚恳地对你的素描表示敬意，但请允许我按照自己严峻的性格与独创性画风，用色彩来解释你的作品。由于这种'阿尔的女人'式的综合式风格还很少见到，人们会认为这是你和我的作品，这是我们俩好多个月合作的结果。”
梵·高于6月中旬接到高更从勒波尔多写给他的信，这使他特别高兴，因为他想知道，他的朋友对于他根据近来所画的素描绘成的描绘阿尔女人的油画，是否感兴趣。高更在信中说：“我见到了描绘阿尔女人席娜女士的油画，画得很好，很有独创性。我喜欢它远胜过我自己所画的阿尔女人的素描。尽管你有病，但是你却画得总是那么稳健，并保持着第一印象的直接性，你的对艺术创作如此需要的内心热情——特别在我们今天，艺术变为某种立足于冷静考虑，某种事先规定的条例的东西的时候，艺术家则更需要这种热情。”（高更这样说，是否暗示修拉的点彩画呢？）
高更在信中进一步详细介绍了他自己的新计划。他说：“你还记得我们在阿尔交谈过的关于在热带建立画室的事吗？只要我能够筹集到一笔组织这种画室所需的为数不多的钱，这个计划就可实现。有了钱之后，就去马达加斯加；那里的土著很善良，靠天吃饭，不知道什么叫金钱。我根据各种资料所得到的这一情况，是十分可靠的。我将用自己的双手，把用木头和泥盖起来的小茅屋变成舒适的家；我将自己栽种一切所需的食物，养鸡，养牛……而我的物质条件很快就会变得稳定可靠。那些往后想到那里去的画家，只花很少的钱便可以找到创作所需的一切。热带的画室可以培养并锻炼出更加自然、更加原始的，主要是在不那么腐化的生活中磨炼出来的未来艺术的先驱圣约翰。”（高更1890年6月初从勒波尔多写给梵·高的信。此信寄给提奥，提奥于6月15日转寄给凡·高。此为拉伦的提奥的儿子提供的未发表的信。）
梵·高在他写给高更的回信中说：“从我回到北方，就每天想着你……我对于你喜欢我根据自己的素描画成的阿尔女人像，感到十分高兴……为了这幅画，我值得在圣-雷米再病一个月，但我至少知道，这幅画正像我所希望的那样，将为你、我以及其他人所理解。我这里的朋友加歇医生，在经过了一阵犹豫之后，现在已经完全接受了它，并且说：'要画得如此质朴真不容易！'”
“……我在不久之前以很有我们时代特征的忧郁的脸部表情，画了加歇医生的像。这幅画可能时而像你所说的你的《赫夫斯曼花园里的基督》，时而像不可理解的什么……”梵·高随后讲了在奥弗所画的一些麦田写生画，并以下面这些话来结束这封信，他说：“如果你允许的话，大概会到你那里去，与你一起过一个月，画几幅海景；但主要的是看望你，并与德·哈恩认识。然后，我们就可以想办法创作些不着急的、严谨的作品；如果我能够继续在南方工作的话，那么我们大概就会创作出这样的作品的。”（梵·高1890年6月20日前后从奥弗写给高更的信。原信已丢失，这里的文字引自从画家的文献中发现的不完整的信稿。在高更的回信中，讨论了几个梵·高在信稿中提及的几个问题，证明了梵·高寄给高更的信完全接近信稿的内容。）
梵·高在信中附上鲁兰（一名邮差）的版画像。[《后印象派绘画史》(美)约翰·雷华德 著]
高更，我亲爱的朋友：
谢谢你又写信给我，老朋友，自从我回来，每天都想念你。我在巴黎只待三天，那里的喧闹声对我影响太严重了，为了我的脑子，最好还是到乡下去；要不是这样，不久我就能顺道去看你了。
你谈论“阿尔妇女”给我带来了巨大的快乐[F543, JH 1895]，那完全是基于你的素描创作的，用来向你表示敬意。我试着忠实于你的素描，但是请允许我按素描的冷静特质和风格自由发挥。如果你喜欢，它是阿尔妇女的综合，这种综合非常少见，这是我们俩的作品，是我们好多个月合作的结果。为了画这幅作品，我害了一个月的病。但是我也知道，这是一幅被你和其他极少数人所理解（就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被人理解）的油画。加歇医生经过短暂的犹豫之后，也对这幅画表示满意和喜爱了；他说：“画得这样简练，多么不容易啊！”太好了——我想把这幅画制成版画，以表示对这幅作品的重视，然后就不去管它了。让喜欢的人都能得到它。
你也看到橄榄树林了吗？同时我有一幅悉心描绘的加歇医生的肖像——这打乱了我们的计划[F 753, JH 2007]。如果你喜欢，有些东西就像你说起过的你那幅“基督在橄榄园里”一样费解，但不管怎么说，我遵循你的意见，并且我的弟弟完全掌握了那些细微差别。
我这儿还有一幅有一颗陨星的丝柏，这是一次最新的尝试——夜空中是没有光辉的月亮，细细的新月刚刚从地球所投射的暗影中显露出来——一颗星星发出被夸张了的光彩，如果你高兴这样说的话，在深蓝色的天空中呈现出玫瑰色与绿色的柔和的光芒，一些云朵匆匆地驶过天际；天空下面有一条旁边生长着长长的、黄色藤子的道路，黄藤子后面是蓝色的Basses Alpes，一家古老的客店，窗子里透出黄色灯光；一株很高的、笔直的、黑黝黝的丝柏。 [F 683, JH 1982]
路上有一辆由一头带着挽具的白马拉着的黄色二轮马车，与两个走夜路的人。如果你高兴，可以说这是非常富于浪漫情调的，但我认为普罗旺斯也非常浪漫。
我大概会把这幅画与其它记忆中的普罗旺斯的风景刻成版画。我很想送一张给你，一个完整的摘要，更深思熟虑、更有计划性。我弟弟说，Lauzet制作了一些蒙蒂切利(Monticelli)的平版画，很像阿尔人头像。但是你会明白到巴黎后的那点困惑的，我还没看到你的油画。不过我希望这几天就回去。
我非常高兴地从你的信中得知，你要和De Haan一起回布列塔尼去。这是非常有可能的——如果你允许的话——我有一个月的时间可以和你们在一起，做一或两次航海，但最重要的是再见到你和与De Haan相识。然后我们试着创作一些作品，如果能坚持下去的话，我们的作品就可以变得更有目的性和严肃性。
看，这个主意可能会适合你，我正尝试着创作一些有关小麦的习作，可是我画不出来——除了绿色的小麦什么也没有——蓝色的秆，长长的带状的叶子上绿色和粉色交织，抽出的穗刚刚转黄，沾满花粉的花有着淡粉色的边缘——粉色的旋花在底部缠绕着茎干。[F 767, JH 2034]
这之后，我想画一些有着大胆但安静的背景的肖像画。有着不同品质但明暗关系相同的绿色颜料，使得绿色调有着完整的形态，借着它的颤动，会让你想起那在微风中摇摆的麦穗发出的柔和的沙沙声：这个色彩方案实现起来很不容易。
人们如果确能真诚相爱，生命则将是永存的，这就是梵高的愿望和信念。可是冷酷和污浊的现实终于使这个敏感而热情的艺术家患了间歇性精神错乱，病发之时陷于狂乱，病过之后则更加痛苦。他不愿增加别人（尤其是弟弟提奥）的负担，于1890年7月27日自杀，几天后身亡，享年只有37岁。几个月后，曾经把自己全部热爱和物力献给他的提奥也死去了。人们说：提奥是为了梵高而生的……梵高的一生留下了丰富的作品，对后来美术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他的艺术对20世纪表现主义影响甚深。特别是苏丁和德国表现派画家，从他那里吸取了重要的原则。不过据说，他是史上脾气最坏的艺术家。
作品说明
梵·高的正式作品和素描按照J.B.De LA Faille的“The Works of Vincent Van Gogh: His Paintings and Drawings”一书中所用的编号标出，编号前注有F或SD（从属于素描）；JH为Jan Hulsker所设编号, 相比“F”更准确，也更全面。书信部分按照《文森特·梵·高书信全集》（1981年波士顿出版）的编号标出。梵·高给提奥的信及少量写给其他人的信在编号前注有“L”；写爱弥尔·贝尔纳的信编号前注有“B”；写给安东·梵·拉帕德的信编号前注有“R”；写给威廉敏娜·梵·高的信编号前注有“W”；提奥写给梵·高的信编号前注有“T”。
相关文献冯骥才《最后的梵高》
我在广岛的原子弹灾害纪念馆中，见到一个很大的石件，上边清晰地印着一个人的身影。据说这个人当时正坐在广场纪念碑前的台阶上小憩。在原子弹爆炸的瞬间，一道无比巨大的强光将他的影像投射在这石头上，并深深印进石头里边。这个人肯定随着核爆炸灰飞烟灭。然而毁灭的同时却意外地留下一个匪夷所思的奇观。
毁灭往往会创造出奇迹。这在大地震后的唐山、火山埋没的庞贝城，以及奥斯威辛与毛特豪森集中营里我们都已经见过。这些奇迹全是悲剧性的，充满着惨烈乃至恐怖的气息。可是为什么梵高却是一个空前绝后的例外，他偏偏在毁灭之中闪耀出无可比拟的辉煌?
法国有两个不起眼的小地方，一直令我迷惑又神往。一个是巴黎远郊瓦涅河边的奥维尔，一个是远在南部普罗旺斯地区的阿尔。它们是梵高近乎荒诞人生的最后两个驿站。阿尔是梵高神经病发作的地方，奥维尔则是他疾病难耐，最后开枪自杀之处。但使人莫解的是，梵高于1888年2月21日到达阿尔，12月发病，转年5月住进精神病院；一年后出院前往奥维尔，两个月后自杀。这前前后后只有两年!然而他一生中最杰出的作品却差不多都在这最后两年、最后两个地方，甚至是在精神病反反复复发作中画的。为什么?
于是，我把这两个地方“两点一线”串联起来。先去普罗旺斯的阿尔去找他那个“黄色小屋”，还有圣雷米精神病院；再回到巴黎北部的奥维尔，去看他画过的那里的原野，以及他的故居、教堂和最终葬身的墓地。我要在法国的大地上来来回回跑一千多公里，去追究一下这个在艺术史上最不可思议的灵魂。我要弄个明白。
在梵高来到阿尔之前，精神系统里已经潜伏着发生错乱和分裂的可能。这位有着来自母亲家族的神经病基因的荷兰画家，孤僻的个性中包藏着脆性的敏感与烈性的张力。他绝对不能与社会及群体相融；耽于放纵的思索；孤军奋战那样地在一己的世界中为所欲为。然而，没有人会关心这个在当时还毫无名气的画家的精神问题。
在世人的眼里，一半生活在想象天地里的艺术家们，本来就是一群“疯子”。故此，不会有人把他的喜怒无常，易于激动，抑郁寡言，看做是一种精神疾病早期的作怪。他的一位画家朋友纪约曼回忆他突然激动起来的情景时说：“他为了迫不及待地解释自己的看法，竟脱掉衣服，跪在地上，无论怎样也无法使他平静下来。”
这便是巴黎时期的梵高。最起码他已经是非常的神经质了。
梵高于1881年11月在莫弗指导下画成第一幅画。但是此前此后，他都没有接受任何系统性的绘画训练。1886年2月他为了绘画来到巴黎。这时他还没有确定的画风。他崇拜德拉克罗瓦，米勒，罗梭，着迷于正在巴黎走红的点彩派的修拉，还有日本版画。这期间他的画中几乎谁的成分都有。如果非要说出他的画有哪些特征是属于自己的，那便是一种粗犷的精神与强劲的生命感。而这时，他的精神疾病就已经开始显露出端倪——
1886年他刚来到巴黎时，大大赞美巴黎让他头脑清晰，心情舒服无比。经他做画商的弟弟迪奥介绍，他加入了一个艺术团体，其中有印象派画家莫奈、德加、毕沙罗、高更等等，也有小说家左拉和莫泊桑。这使他大开眼界。但一年后，他便厌烦巴黎的声音，对周围的画家感到恶心，对身边的朋友愤怒难忍。随后他觉得一切都混乱不堪，根本无法作画，他甚至感觉巴黎要把他变成“无可救药的野兽”。于是他决定“逃出巴黎”，去南部的阿尔!
1888年2月他从巴黎的里昂车站踏上了南下的火车。火车上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的名字。更不会有人知道这个人不久就精神分裂，并在同时竟会成为世界美术史上的巨人。
我从马赛出发的时间接近中午。当车子纵入原野，我忽然明白了一百年前——初到阿尔的梵高那种“空前的喜悦”由何而来。普罗旺斯的太阳又大又圆，在世界任何地方都见不到这样大的太阳。它距离大地很近，阳光直射，不但照亮了也照透了世上的一切，也使梵高一下子看到了万物本质——一种通透的、灿烂的、蓬勃的生命本质。他不曾感受到生命如此的热烈与有力!他在给弟弟迪奥的信中，上百次地描述太阳带给他的激动与灵感。而且他找到了一种既属于阳光也属于他自己的颜色——夺目的黄色。他说“铭黄的天空，明亮得几乎像太阳。太阳本身是一号铭黄加白。天空的其它部分是一号和二号铭黄的混合色。它们黄极了!”这黄色立刻改变了梵高的画，也确立了他的画!
大太阳的普罗旺斯使他升华了。他兴奋之极。于是，他马上想到把他的好朋友高更拉来。他急要与高更一起建立起一间“未来画室”。他幻想着他们共同和永远地使用这间画室，并把这间画室留给后代，留给将来的“继承者们”。他心中充满一种壮美的事业感。他真的租了一间房子，买了几件家具，还用他心中的黄色将房子的外墙漆了一遍。此外又画了一组十几幅《向日葵》挂在墙上，欢迎他所期待的朋友的到来。这种吸满阳光而茁壮开放的粗大花朵，这种“大地的太阳”，正是他一种含着象征意味的自己。
在高更没有到来之前，梵高生活在一种浪漫的理想里。他被这种理想弄得发狂。这是他一生最灿烂的几个月。他的精神快活，情绪亢奋。他甚至喜欢上阿尔的一切：男女老少，人人都好。他为很多人画了肖象，甚至还用高更的笔法画了一幅《阿尔的女人》。梵高在和他的理想恋爱。于是这期间，他的画——比如《繁花盛开的果园》、《沙滩上的小船》、《朗卢桥》、《圣玛丽的农舍》、《罗纳河畔的星夜》等等，全都出奇的宁静，明媚与柔和。对于梵高本人的历史，这是极其短暂又特殊的一个时期。
其实从骨子里说，所有的艺术家都是一种理想主义者。或者说理想才是艺术的本质。但危险的是，他把另一个同样极有个性的画家——高更，当做了自己理想的支柱。
在去往阿尔的路上，我们被糊里糊涂的当地人指东指西地误导，待找到拉马丁广场，已经完全天黑。这广场很大，圆形的，外边是环形街道，再外边是一圈矮矮的小房子。黑黑的，但全都亮着灯。几个开阔的路口，通往四外各处。我人四下去打听拉丁马广场2号——梵高的那个黄色的小楼。但这里的人好像还是一百年前的阿尔人，全都说不清那个叫什么梵高的人的房子究竟在哪里。最后问到一个老人，那老人苦笑一下，指了指远处一个路口便走了。
我们跑到那里，空荡荡一无所有。仔细找了找，却见一个牌子立着。呀，上边竟然印着梵高的那幅名作《在阿尔的房子》——正是那座黄色的小楼!然而牌子上的文字说这座小楼早在二战期间毁于战火。我们脚下的土地就是黄色小楼的遗址。这一瞬，我感到一阵空茫。我脑子里迅速掠过1888年冬天这里发生过的事——高更终于来到这里。但现实总是破坏理想的。把两个个性极强的艺术家放在一起，就像把两匹烈马放在一起。两人很快就意见相左；跟着从生活方式到思想见解全面发生矛盾；于是天天争吵，时时酝酿着冲突，并发展到水火不容的境地。于是理想崩溃了。那个梦幻般的“未来画室”彻底破灭。潜藏在梵高身上的精神病终于发作。他要杀高更。在无法自制的狂乱中，他割下自己的耳朵。随后是高更返回巴黎，梵高陷入精神病中无以自拔。他的世界就像现在我眼前的阿尔，一片深黑与陌生。
我同来的朋友问：“还去看圣雷米修道院里的那个神经病院吗?不过现在太黑，去了恐怕什么也看不见。”
我说：“不去了。”我已经知道，那座将梵高像囚徒般关闭了一年的医院，究竟是什么气息了。
在梵高一生写给弟弟迪奥的八百封信件里，使我读起来感到最难受的内容，便他与迪奥谈钱。迪奥是他惟一的知音和支持者。他十年的无望的绘画生涯全靠着迪奥在经济上的支撑。迪奥是个小画商，手头并不宽裕，尽管每月给梵高的钱非常有限，却始终不弃地来做这位用生命祭奠艺术的兄长的后援。这就使梵高终生被一种歉疚折磨着。他在信中总是不停地向迪奥讲述自己怎样花钱和怎样节省。解释生活中哪些开支必不可少。报告他口袋里可怜巴巴的钱数。他还不断地做出保证，决不会轻易糟蹋掉迪奥用辛苦换来的每一个法郎。如果迪奥寄给他的钱迟了，他会非常为难地诉说自己的窘境。说自己怎样在用一杯又一杯的咖啡，灌满一连空了几天的肚子；说自己连一尺画布也没有了，只能用纸来画速写或水彩。当他被贫困逼到绝境的时候，他会恳求地说：“我的好兄弟，快寄钱来吧!”
但每每这个时候，他总要告诉迪奥，尽管他还没有成功，眼下他的画还毫不值钱，但将来一定有一天，他的画可以卖到200法郎一幅。他说那时“我就不会对吃喝感到过分耻辱，好像有吃喝的权利了。”
他向迪奥保证他会愈画愈好。他不断地把新作寄给迪奥来作为一种“抵债”。他说将来这些画可以使迪奥获得一万法郎。他用这些话鼓舞弟弟，他害怕失去支持；当然他也在给自己打气。因为整个世界没有一个人看上他的画。但今天——特别是商业化的今天，为什么梵高每一个纸片反倒成了“全人类的财富”?难道商业社会对于文化不是充满了无知与虚伪吗?
故此在他心中，苦苦煎熬着的是一种自我的怀疑。他对自己“去世之后，作品能否被后人欣赏”毫无把握。他甚至否认成功的价值乃至绘画的意义。好像只有否定成功的意义，才能使失落的自己获得一点虚幻的平衡。自我怀疑，乃是一切没有成功的艺术家最深刻的痛苦。他承认自己“曾经给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挫败过”。在这种时候，他便对迪奥说“我宁愿放弃画画，不愿看着你为我赚钱而伤害自己的身体!”
他一直这样承受着精神与物质的双重的摧残。
可是，在他“面对自然的时候，画画的欲望就会油然而生”。在阳光的照耀下，世界焕发出美丽而颤动的色彩，全都涌入他的眼睛；天地万物勃发的生命激情，令他颤栗不已。这时他会不顾一切地投入绘画，直至挤尽每一支铅管里的油彩。
当他在绘画里，会充满自信，忘乎所以，为所欲为；当他走出绘画回到了现实，就立刻感到茫然，自我怀疑，自我否定。他终日在这两个世界中来来回回地往返。所以他的情绪大起大落。他在这起落中大喜大悲，忽喜忽悲。
从他这大量的“心灵的信件”中，我读到——
他最愿意相信的话是福楼拜说的：“天才就是长期的忍耐。”
他最想喊叫出来的一句话是：“我要作画的权利!”
他最现实的呼声是：“如果我能喝到很浓的肉汤，我的身体马上会好起来!当然，我知道，这种想法很荒唐。”
如果着意地去寻找，会发现这些呼喊如今依旧还在梵高的画里。
梵高于1888年12月23日发病后，病情时好时坏，时重时轻，一次次住进医院。这期间他会忽然怀疑有人要毒死他，或者在同人聊天时，端起调颜色的松节油要喝下去；后来他发展到在作画的过程中疯病突然发作。1889年5月他被送进离阿尔一公里的圣雷米神经病院，成了彻头彻尾的精神病人。但就在这时，奇迹出现了。梵高的绘画竟然突飞猛进。风格迅速形成。然而这奇迹的代价却是一个灵魂的自焚。
他的大脑弥漫着黑色的迷雾。时而露出清明，时而一片混沌。他病态的神经日趋脆弱；乱作一团的神经刚刚出现一点头绪，忽然整个神经系统全部爆裂，乱丝碎絮般漫天狂舞。在贫困、饥饿、孤独和失落之外，他又多了一个恶魔般的敌人——神经分裂。这个敌人巨大，无形，桀暴，骄横，来无影去无踪，更难于对付。他只有抓住每一次发病后的“平静期”来作画。
在他生命最后一年多的时间，他被这种精神错乱折磨得痛不欲生，没有人能够理解。因为真正的理解只能来自自身的体验。癫痫、忧郁、幻觉、狂乱，还有垮掉了一般的深深的疲惫。他几次在“灰心到极点”时都想到了自杀。同时又一直否定自己真正有病来平定自己。后来他发现只有集中精力，在画布上解决种种艺术的问题时，他的精神才会舒服一些。他就拼命并专注地作画。他在阿尔患病期间作画的数量大得惊人。一年多，他画了二百多幅作品。但后来愈来愈频繁的发病，时时中断了他的工作。他在给迪奥的信中描述过：他在画杏花时发病了，但是病好转之后，杏花已经落光。神经病患者最大的痛苦是在清醒过来之后。他害怕再一次发作，害怕即将发作的那种感觉，更害怕失去作画的能力。他努力控制自己“不把狂乱的东西画进画中”。他还说，他已经感受到“生之恐怖”!这“生之恐怖”便是他心灵最早发出的自杀的信号!
然而与之相对的，却是他对艺术的爱!在面对不可遏止的疾病的焦灼中，他说：“绘画到底有没有美，有没有用处，这实在令人怀疑。但是怎么办呢?有些人即使精神失常了，却仍然热爱着自然与生活，因为他是画家!”“面对一种把我毁掉的、使我害怕的病。我的信仰仍然不会动摇!”
这便是一个神经错乱者最清醒的话。他甚至比我们健康人更清醒和更自觉。
梵高的最后一年，他的精神的世界已经完全破碎。一如大海，风暴时起，颠簸倾覆，没有多少平稳的陆地了。特别是他出现幻觉的症状之后(1889年2月)，眼中的物象开始扭曲，游走，变形。他的画变化得厉害。一种布满画面蜷曲的线条，都是天地万物运动不已的轮廓。飞舞的天云与树木，全是他内心的狂飚。这种独来独往的精神放纵，使他的画显示出强大的主观性；一下子，他就从印象派画家马奈、莫奈、德加、毕沙罗等等所受的客观的和视觉的约束中解放出来。但这不是理性的自觉，而恰恰是精神病发作之所致。奇怪的是，精神病带来的改变竟是一场艺术上的革命；印象主义一下子跨进它光芒四射的后期。这位精神病患者的画非但没有任何病态，反而迸发出巨大的生命热情与健康的力量。
对于梵高这位来自社会底层的画家，他一生都在对米勒崇拜备至。米勒对大地耕耘者纯朴的颂歌，唱彻了梵高整个艺术生涯。他无数次地去画米勒《播种者》那个题材。因为这个题材最本质地揭示着大地生命的缘起。故此，燃起他艺术激情的事物，一直都是阳光里的大自然，朴素的风景，长满庄稼的田地，灿烂的野花，村舍，以及身边寻常和勤苦的百姓们。他一直呼吸着这生活的元气，并将自己的生命与这世界上最根本的生命元素融为一体。
当患病的梵高的精神陷入极度的亢奋中，这些生命便在他眼前熊熊燃烧起来，飞腾起来，鲜艳夺目，咄咄逼人。这期间使他痴迷并一画再画的丝杉，多么像是一种从大地冒出来的巨大的生命火焰!这不正是他内心一种生命情感的象征么?精神病非但没有毁掉梵高的艺术，反而将他心中全部能量一起暴发出来。
或者说，精神病毁掉了梵高本人，却成就了他的艺术。这究竟是一种幸运，还是残酷的毁灭?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种精神病的程度“恰到好处”。他在神智上虽然颠三倒四，但色彩的法则却一点不乱。他对色彩的感觉甚至都是精确之极。这简直不可思议!就像双耳全聋的贝多芬，反而创作出博大、繁复、严谨、壮丽的《第九交响乐》。是谁创造了这种艺术史的奇迹和生命的奇迹?
倘若他病得再重一些，全部陷入疯狂，根本无法作画，美术史便绝不会诞生出梵高来。倘若他病得轻一些，再清醒和理智一些呢?当然，也不会有现在这个在画布上电闪雷鸣的梵高了。
它叫我们想起，大地震中心孤零零竖立的一根电杆，核爆炸废墟中惟一矗立的一幢房子。当他整个神经系统损毁了，惟有那根艺术的神经却依然故我。
这一切，到底是生命与艺术共同的偶然，还是天才的必然?
1890年5月梵高到达巴黎北郊的奥维尔。在他生命最后的两个月里，他贫病交加，一步步走向彻底的混乱与绝望。他这期间所画的《奥维尔的教堂》、《有杉树的道路》、《蒙塞尔茅屋》等等，已经完全是神经病患者眼中的世界。一切都在裂变、躁动、飞旋与不宁。但这种听凭病魔的放肆，却使他的绘画达到绝对的主观和任性。我们健康人的思维总要受客观制约，神经病患者的思维则完全是主观的。于是他绝世的才华，刚劲与烈性的性格，艺术的天性，得到了最极致的宣泄。一切先贤偶像、艺术典范、惯性经验，全都不复存在。人类的一切创造都是对自己的约束。但现在没有了!面对画布，只有一个彻底的自由与本性的自己。看看《奥维尔乡村街道》的天空上那些蓝色的短促的笔触，还有《蓝天白云》那些浓烈的、厚厚的、挥霍着的油彩，就会知道，梵高最后涂抹在画布上的全是生命的血肉。惟其如此，才能具有这样永恒的震撼。
这是一个真正的疯子的作品。也是旷古罕见的天才的杰作。
除了他，没有任何一个神经病患者能够这样健康地作画；除了他，没有任何一个艺术家能够拥有这样绝对的非常态的自由。
我们从他最后一幅油画《麦田群鸦》，已经看到他的绝境。大地乌云的倾压下，恐惧、压抑、惊栗，预示着灾难的风暴即将来临。三条道路伸往三个方向，道路的尽头全是一片迷茫与阴森。这是他生命中最后一幅逼真而可怕的写照。也是他留给世人一份刺目的图像的遗书。他给弟弟迪奥的最后一封信中说：“我以生命为赌注作画。为了它，我已经丧失了正常人的理智。”在精疲力竭之后，他终于向狂乱的病魔垂下头来，放下了画笔。
1890年7月27日他站在麦田中开枪自杀。被枪声惊起的“扑喇喇”的鸦群，就是他几天前画《麦田群鸦》时见过的那些黑黑的乌鸦。
随后，他在奥维尔的旅店内流血与疼痛，忍受了整整两天。29日死去。离开了这个他疯狂热爱却无情抛弃了他的冷冰冰的世界。冰冷而空白的世界。
我先看了看他在奥维尔的那间住房。这是当年奥维尔最廉价的客房，每天租金只有3.5法郎。大约七平米。墙上的裂缝，锈蚀的门环，沉黯的漆墙，依然述说着当年的境况。从坡顶上的一扇天窗只能看到一块半张报纸大小的天空。但我忽然想到《哈姆雷特》中的一句台词：“即使把我放在火柴盒里，我也是无限空间的主宰者。”
从这小旅舍走出，向南经过奥维尔教堂，再走500米，就是他的墓地。这片墓地在一片开阔的原野上。使我想到梵高画了一生的那种浑厚而浩瀚的大地。他至死仍旧守望着这一切生命的本土。墓地外只圈了一道很矮的围墙。三百年来，当奥维尔人的灵魂去往天国之时，都把躯体留在这里。梵高的坟茔就在北墙的墙根。弟弟迪奥的坟墓与他并排。大小相同，墓碑也完全一样，都是一块方形的灰色的石板，顶端拱为半圆。上边极其简单地刻着他们的姓名与生卒年月。没有任何雕饰，一如生命本身。迪奥是在梵高去世后的半年死去的。他生前身后一直陪伴这个兄长。他一定是担心他的兄长在天国也难于被理解，才匆匆跟随而去。
一片浓绿的长春藤像一块厚厚的毯子，把他俩的坟墓严严实实遮盖着。岁月已久，两块墓碑全都苔痕斑驳。惟一不同的是梵高的碑前总会有一束麦子，或几朵鲜黄的向日葵。那是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献上去的。但没有人会捧来艳丽而名贵的花朵。梵高的敬仰者们都知道他生命的特殊而非凡的含义。他生命的本质及其色彩。
梵高的一生，充满世俗意义上的“失败”。它名利皆空，情爱亦无，贫困交加，受尽冷遇与摧残。在生命最后的两年，他与巨大而暴戾的病魔苦苦搏斗，拼死为人间换来了艺术的崇高与辉煌。
如果说梵高的奇迹，是天才加上精神病；那么，梵高至高无上的价值，是他无与伦比的艺术和为艺术而殉道的伟大的一生。
真正的伟大的艺术，都是作品加上他全部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