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和解

刑事和解在西方被称之为“加害人与被害人的和解”（victim-offender reconciliation，简称VOA）。我国有学者认为刑事和解最早产生于我国[2]，樊崇义教授认为，“中国博大精深的和合思想就蕴含着和谐司法的理念，这种理念较之恢复性司法理念，在内涵上更加全面和科学。”刑事和解是西方三十多年来刑事司法领域的一种改革尝试，它一改传统刑事司法中以国家为本位，强调国家对犯罪人行使刑罚来对犯罪人进行矫正的刑事司法理论，主张对受害人权利的关注，它为刑事司法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注入了一种全新的理念。通过主动的与受害人进行沟通，加害人以向受害人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方式赢得受害人的谅解，而达成刑事和解协议，并予以认真履行。通过刑事和解，能较好的使国家、加害人、受害人的利益得以均衡。这种制度在西方国家的成功实践，极大的吸引了国内理论和实务界的关注，且在国内某些地区已经开始有益的尝试。

作为重要的司法机关，检察机关在建设法治社会、促进社会和谐、推进社会发展中的意义日益重要。我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我们执法办案要实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那么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三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面临新的要求，我们司法机关如何进行创新来适应这个要求？

刑事和解是我们如今讨论非常热烈的一个课题，刑事和解属于恢复性司法的范畴。它在中国有着长期的历史渊源，陕甘宁边区的刑事调解实践是中国近代刑事和解制度的先例。现在在很多国家都有比较成熟的刑事和解制度，德国、法国、日本、新西兰都有着长期的实践经验。在我国，刑事和解方兴未艾，各地司法机关都在积极探索着这一新的制度。《刑事和解初论》正是对这一阶段理论和实践成果的回顾和思考。

沿着“历史--现实--未来”的时间纬度、“国内--国外”的地点纬度、“形而上--形而下”的论述顺序，本书从历史溯源、价值构造、法律基础、制度分析、制度设计、国内外的实践、相关制度、存在的困难等几个角度进行了全面的论述和分析。和传统的刑事司法手段相比，刑事和解制度有着特有的价值与风险，刑事和解的纠纷处理方式节省了被害人、加害人的成本和国家的司法资源，但它在降低了惩罚成本的同时也降低了犯罪成本，在带来了司法效率的同时又产生了非效率。在当今中国，这一制度已经具备实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关键是通过从适用范围、适用条件、适用时机和具体做法等方面进行的制度设计来减少弊端和风险。

我认为，刑事和解在我国是有着良好的发展前景的。理由有三：

其一，契合了“和”的需要。

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要是用一个字来概括这个规模宏大的开幕式的话，我认为就是“和”。场地中不停变换出现的“和”字给了世界深深的震撼。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类经历了一个相对和平的半个世纪。当今世界矛盾重生，危机四伏，冲突和战争呼之欲出。可以说，和平、和谐、和睦是所有民族的向往。相信亿万观众无论属于哪个民族，使用何种语言，当他理解了这个汉字的含义时，都会深深为之思考和陶醉。

经历了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之后，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国际上还有不少刺耳的声音，比如中国威胁论，比如中国毁灭论。中国人从来不信邪，坚持走自己的发展道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指日可待。但毋庸讳言，我们也存在着很多的矛盾和问题，国际敌对势力、国内分裂分子、邪教分子、恐怖分子等都在威胁着我们的发展环境，社会利益多元化步伐不断加快，各种利益冲突和文化冲突引发社会矛盾的风险不断增大。我们最需要的是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一个和谐的国内环境，一个和睦的社会氛围。

其二，契合了“解”的需要。

社会中的矛盾是无处不在的，无法回避。一个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会冒出来。因此，社会发展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在解决矛盾的过程中，人类取得了飞速的发展。没有矛盾，人类的发展就会停滞不前。但仅仅有矛盾，社会是不会进步的，解决矛盾，社会才会进步。为了解决光明问题，人们发明了电灯；为了解决行路问题，人们发明了汽车；为了解决通信问题，人们发明了电话。当我们面临解决犯罪问题的新的要求的时候，我们就需要一种制度来解决。从这个意义来说，和解制度是应运而生的。

其三，契合了“创”的需要。

创新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我们曾经给世界带来了四大发明，创新给了我们民族巨大的荣誉。但是，近代以来，我们失去创新的力量，“祖制不可改”，导致了国力羸弱，落后挨打。所以，改革成为了中华民族重新站起的最好扶杖。陈云同志说过：“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实事求是是我们最好的创新之路。

我们是成文法国家，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司法机关不需要创新，法律不是自动售货机，需要学者的积极探索和司法工作者的高超的智慧。法治要遵循规则之治，但不能理解成法律条文之治。事实上，法律条文和法律规范是不同的，按照德国刑法学家宾丁的观点，在刑法之中，法律条文规定的是犯罪构成行为，而法律规范则是在法律条文背后的禁止性的命令。比如，刑法232条规定，对杀人者要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这个法律条文设定了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而其背后的规范则是禁止杀人。因此，宾丁认为，在刑法中违法指的是违反规范，即违反禁止性的规定，而不是违反法律规定。这给我们的启示是，我们应该多一些勇气去探求禁止性规定的全貌和立法关怀，让法律条文有着更广阔的视角和更强大的生命力。

刑事和解是一个重要的创新，对这一创新的任何努力都是需要勇气且值得尊重的。本书从刑事和解的角度展示了一定的创新空间和创新思路。无疑这些空间和思路还远未到尽善尽美的程度，所以我们期待着读者的热情讨论。[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