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斯坦·休·奥登
(1907-1973)诗人。毕业于牛津大学。30年代崭露头角，成为新一代诗人代表和左翼青年作家领袖。1939年去美国定居，后入美国籍并皈依基督教。前期创作多涉及社会和政治题材，后期转向宗教。以能用从古到今各种诗体写作著称。代表作有《西班牙》、《新年书信》、《忧虑的时代》等。
奥登，1907年生于约克郡。1922年开始写诗。1925年入牛津大学攻读文学。30年代他以第一部《诗集》成为英国新诗的代表；被称为“奥登派”或“奥登一代”的诗人，又是英国左翼青年作家的领袖。1936年出版代表作诗集《看吧，陌生人》。1937年赴马德里支援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斯斗争，发表长诗《西班牙》。次年访问中国。与衣修午德合著《战地行》。1946年加入美国籍。后期作品带有浓重的宗教色彩，主要诗作有《阿基琉斯的盾牌》、《向克莱奥女神致敬》、《在屋内》、《无墙的城市》。奥登被认为是继叶芝和艾略特之后英国的重要诗人。晚年常在纽约和奥地利乡居。1953年获博林根诗歌奖，1967年获全国文学勋章。 1973年9月29日病逝于维也纳。
奥登在《19世纪英国次要诗人选集》一书的序中说：
一位诗人要成为大诗人，要必备下列五个条件之三四。
一是必须多产；
二是他的诗在题材和处理手法必须宽泛；
三是他在观察人生角度和风格提炼上，必须显示出独一无二的创造性；
四是在诗的技巧上必须是一个行家；
五是尽管其诗作早已经是成熟作品，但其成熟过程要一直持续到老。而一般的次要诗人，尽管诗作都很优秀，
但你却无法从作品本身判断其创作或形成的年代。也就是说，一成不变的，静止的。
简捷的说就是多产、广度、深度、技巧、蜕变。
他还说:写一首好诗不难，难的是在不同的阶段包括创作的最后阶段，总能写出不同于以往的好诗。
我们必须相亲相爱否则不如死亡
奥登（右）和衣修伍德
奥登和艾略特是二十世纪英语诗歌的两位巨人，可以说是大西洋两岸最负盛名的英语诗人。两人都是大学里的才子，除了写诗还都是文章高手，都出自故国的最高学府，艾略特就读于哈佛大学，奥登则毕业于牛津大学。有意思的是，奥登最初主修的是生物学，而艾略特一直主攻哲学。同样有趣的是，艾略特出生在美国，26岁移居伦敦，并加入了英国籍；奥登出生在英国，32岁移居纽约，并加入了美国籍。还有一个对诗人来说并不常见的事实是，艾略特在英国皈依了天主教，而奥登则在美国皈依了新教。
1907年1月21日，奥登出生在英格兰中北部临海的约克郡，他的父亲祖上来自冰岛的一个医生世家，这恐怕是他终生对疾病和治疗感兴趣的主要原因。1936年，奥登与同为牛津才子的刘易斯·麦克尼斯结伴去冰岛寻根旅行，他们合作写下了《冰岛书简》，这是一本令人愉快的游记。可就在奥登在冰岛逗留期间，西班牙内战爆发，他从那里直接去了伊比利亚，当起了救护车司机。虽然奥登并未亲自参战，但却写下了最优秀的战争诗《1937年的西班牙》，诗中把军事冲突描绘成为在历史的倒退和正义的寻求之间的重大选择。
说到奥登的出生地约克郡，在面积仅有13万平方公里的英格兰（共有44个郡），它也只占了很少的一部分，大约相当于中国的一个县或几分之一个县。可是，出生在这个郡的文化名人却不少，包括写出了《简·爱》和《呼啸山庄》的小说家勃朗特姐妹，大雕塑家亨利·摩尔，大批评家燕卜逊。此外，还有著名的探险家库克上校，他是所有航海家中最有学问的，曾当选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笛福小说中的主人公鲁滨逊也出身于约克郡的一个中产阶级，而继奥登之后执英国诗坛牛耳的特德·休斯则来自约克郡一个山谷小村。
说到奥登的战争诗，我们还必须提到他的十四行组诗《在战争时期》。从西班牙回来的第二年，即1938年，奥登便与伦敦预科学校时代的好友、小说家衣修伍德（也是他的同性恋情人）一同前往中国。结果是衣修伍德完成了一部诙谐的旅行日记，而奥登则写了一组严肃、睿智且雄心勃勃的战争诗。其中有一些自由联想的美妙句子让人过目不忘，例如
“丧失”是他们的影子和妻子，“焦虑”
像一个大饭店接待他们，……
又如
天空像高烧的前额在悸动，痛苦
是真实的，……
这容易让人想起面对医生时病人的表情。奥登是一位语言大师，他用简练的口语创作，却能做到意味深长，且有许多感人的句子，如“我们必须相亲相爱否则不如死亡”。1985年，我在查良铮翻译的《英国现代诗选》里首次读到奥登的诗歌，便留下难忘的记忆，其中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下面两行朴实无华的句子，
……和那些头脑空旷得
像八月的学校的，……
在去冰岛以前，奥登主要靠在中学教书维持生计，同时为电影公司工作，这使他有机会写作歌词和解说词。为了帮助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的女儿获得英国护照，他和她登记结婚，据说两人的第一次见面是在“成婚之日“。1930年，奥登在艾略特（此前他在替一家出版社审稿时拒绝了奥登的诗集）编辑的诗刊《标准》上开始发表诗作（1996年北京出版了同名刊物，可惜只出了一期便流产了），他也成为英国“三十年代诗人”中的领军人物，同时出道的还有麦克尼斯、刘易斯、斯彭德等牛津才子。三十年代也是奥登的戏剧年代，这方面他力图向艾略特看齐，尤以与衣修伍德合作的三部诗剧引人瞩目。和他的诗歌一样，奥登的戏剧也表现出对当代社会和政治现实的浓厚兴趣。
1939年是奥登写作生涯的转折点，那一年他和衣修伍德携手去了美国，这一行动受到包括他的仰慕者在内的许多同胞的指责，因为他是以战争诗歌、谴责法西斯主义闻名的，却在英国反法西斯战争前夕离去。奥登本人早已厌倦并急于甩掉“左翼诗人”这顶帽子，但他内心未必能够心安理得，这或许是他不久便皈依宗教的一个动因。在生活上，奥登也发生了变故，先是遇到了年轻的美国诗人切斯特·卡尔曼，接着母亲去世。卡尔曼比奥登小14岁，他俩在纽约共同生活了20多年，并一起为斯特拉文斯基的多部歌剧撰写脚本（衣修伍德则在加州与年轻的美国画家大卫·霍克内共谱恋曲）。
在皈依基督教的同时，奥登也成为克尔恺郭尔式的存在主义信徒。结果是写出了一系列长诗，其中《双重人》是一首散漫的哲理诗，探究了人类的境况，并给予基督教的回答。《暂时》是一首圣诞颂歌，表现了教徒和人文主义者的心理及所处的窘况。《海之镜》是对莎士比亚戏剧《暴风雨》的评论，其技巧之娴熟、理性的光芒无处不在，展示了奥登式的机智和才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奥登的诗歌创作进入了最后一个高峰，其中《阿基里斯之盾》被认为是奥登战后最为感人的诗集，可惜这些作品大多没被翻译成汉语。
1965年，奥登和萨特、肖霍洛夫一起进入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最后一轮。与两位竞争者相比, 奥登是那个世纪文学形式的创造者, 他的散文写作也证实了自己非凡的敏锐和创新精神。奥登的不利因素是他在战后加入了美国籍, 而加利福尼亚出生的小说家斯坦倍克两年前刚刚获奖。果然最后一刻, 奥登因为“创作高峰期早已经过去”被排斥掉了。瑞典文学院也因此遭遇到尴尬，两个主要竞争对手的另一个——萨特获奖后拒绝了，肖洛霍夫次年也登上了飞往斯德哥尔摩的航班, 奥登却从此失之交臂。
1973年秋天，奥登在维也纳的一次诗歌朗诵之后，因心脏病发作突然去世。所幸的是，奥登诗歌中的文雅、高贵、理性之光和爱的勇气使他立于不败之地。在不同的年代，奥登在中国都拥有一批推崇者，但却是难以效仿的，原因在于他同时兼有理性之光和爱的勇气，这也是我们今天纪念他的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