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证派红学
历 史 考 证 与 文 学 考 证
红学史上影响最大、实力最雄厚的红学派别是考证派红学。考证派红学的创始人是
胡适。当然不是说胡适之前没有《红楼梦》考证，索隐派红学也不能完全避开考证的方
法。但把《红楼梦》研究纳入考证的道路，赋予红学考证以特殊的对象、范围和方法，
并逐渐发展为一种社会上有广泛影响的学派，确实自胡适开始。
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发表于1921年，次年，又写了《跋<红楼梦考证>》。这两篇
文章，可以看做是考证派红学的开山之作。他在第一篇文章中说："我觉得我们做《红
楼梦》的考证，只能在这两个问题上着手，只能运用我们力所能搜集的材料，参考互证
，然后抽出一些比较的最近情理的结论。这是考证学的方法。"所谓需要做考证的"两个
问题"，指的是作者和版本，这就是胡适为《红楼梦》考证界定的对象和范围。作者的
考证，必然涉及作者所处的年代，所以胡适在第二篇文章中进一步强调，红学考证的"
证据"不是别个，而是"单指那些可以考定作者、时代、版本等等证据"。《红楼梦考证
》和《跋<红楼梦考证>》两文，主要考证的是作者和时代。1928年和1933年，胡适又撰
写了《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跋乾隆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钞本》，则是属
于版本考证的范围---前者介绍和考证甲戌本，后者介绍和考证庚辰本。1961年甲戌本
《石头记》在台北影印出版时，胡适附有跋语，补充论证了他对该本特征和价值的看法
。
从今天的眼光和已经掌握的红学知识来看，胡适的《红楼梦考证》错误是很多的。
《红楼梦考证》发表不到一年，俞平伯的《红楼梦辨》就竣稿了。在研究方法上，两者
都用的是考证学的方法，但所选取的内容、侧重点大为不同。根本不同点在于一个为历
史考证，一个为文学考证。胡适在《考证》中着重解决的是《红楼梦》的作者和年代，
基本上属于历史考证的范畴，俞平伯的《梦辨》，重点在辨析《红楼梦》本身的内容。
这一点，顾颉刚在《红楼梦辩》的序中讲得很清楚：“适之先生常常有新的材料发见；
但我和平伯都没找着历史上的材料，所以专在《红楼梦》的本文上用力，尤其注意的是
高鹗的续书。”
再看《红楼梦辨》的内容：上卷五篇，都是关于后四十回续书的，主要从行文优劣
的角度和情节发展线索方面，对程、高补作加以批评；中卷六篇，第一篇谈作者的态度
，目的是探求曹雪芹的作意，其余五篇，有的讲作品的风格、时间、地点，有的推求八
十回以后的情节，有的考订秦可卿的死因，都没有脱离开《红楼梦》的“本文”；下卷
六篇，第一、二篇谈版本，实际上是对后四十回续书问题的补论，其他四篇内容较杂，
故作为附录。1952年经过增删修改过的《红楼梦辨》以《红楼梦研究》的书名重新出版
，内容上更突出了原书的特点，即研究的重心是《红楼梦》的内容和有关版本。研究方
法虽然是考证学的方法，但和作品扣得比较紧，是与文学鉴赏结合起来的文学考证。一
个是历史考证，一个文学考证，这是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与胡适的《红楼梦》考证
的根本不同之处。过去我们把俞平伯和胡适完全等同起来，没有发现俞平伯先生《红楼
梦》研究的特异点，在学术上未免失之交臂。现在看来，从《红楼梦辨》到《红楼梦研
究》，俞平伯先生致力于红学考证，却不同于通常的红学考证，他的研究一开始就包含
与小说批评派红学合流的趋向。
吴恩裕和吴世昌的贡献
考证派红学队伍相当庞大，胡适、俞平伯、周汝昌之外，还有一批不乏个人心得的
有影响的学者。如：李玄伯、方豪、曾次亮、朱南铣、王利器、周绍良。还有吴恩裕和
吴世昌两位先生。他们是红学考证派的两员大将，是五六十年代与周汝昌鼎足而三的著
名红学家。周汝昌以考证曹雪芹的家世著称，吴恩裕以搜求曹雪芹的生平事迹见长，吴
世昌以研究《红楼梦》的版本和成书过程为主。三个人最活跃的时期，是考证派红学最
兴旺的时期。
吴恩裕以治西方政治思想史而涉身红学，始于1954年，《曹雪芹的生平》是最初的
代表作。不久，便有专门考证有关曹雪芹文献资料的
《有关曹雪芹八种》问世，1963年
，又扩展为“十种”，最后汇辑为《曹雪芹丛考》一书。和周汝昌一样，吴恩裕也很注
意最新材料的发掘。通过对新材料的考订，雪芹从南京回到北京后的行踪事迹得到了进
一步说明。最突出的是对敦诚“当时虎门数晨夕”诗句的考证，使我们知道曹雪芹曾经
在右翼宗学做过各，这是吴恩裕的一个独特发现，已为绝大多数红学家所承认。
敦诚的《寄怀曹雪芹》是一首七言古诗，全诗十八句，写道：
少陵昔赠曹将军，曾早魏武之子孙。
君又无乃将军后，于今环堵蓬蒿屯。
扬州旧梦久已觉，且著临邛犊鼻裈。
爱君诗笔有奇才，直追昌谷破篱樊。
当时虎门数晨夕，西窗剪烛风雨昏。
接--倒著容君傲，高谈雄辩虱手扪。
感时思君不相见，蓟门落日松亭樽。
劝君莫弹食客铗，劝君莫叩富儿门。
残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
敦诚这首诗从曹雪的身世讲到曹雪芹的人格，包括诗风和谈风的特点，既有对往昔
旧梦的回忆，又有贫穷著书的现实景况的描绘，无疑是考证雪芹生平事迹的极为难得的
材料。但诗中“当时虎门数晨夕”句，索解甚难。周汝昌《红楼梦新证》，初版认为“
虎门不详所指”，再版释为“侍卫值班守卫的宫门”，因而断定“虎门”句是指雪芹与
敦诚曾同为侍卫，时间大约在乾隆四五年以后。但现有关于二敦的材料中，并没有敦诚
做过侍卫的记录，而且乾隆四五年的敦诚刚六七岁，也没有做侍卫的可能。所以吴恩裕
不同意周汝昌对“虎门”的解释，从敦敏和敦诚的诗文中找出另外五个“虎门”，证明
这个词指的是宗学，即北京西单楼北石胡同的右翼宗学。所提证据是极有说服力的，除
个别学者尚有异见，绝大多数红学家都倾向于赞同吴恩裕先生的意见。这一考订，填补
了曹雪芹生平事迹的一大段空白，意义自可想见。但也还有遗留的问题，主要是雪芹在
右翼宗学做什么事情不好肯定。读书？不可能，因为当时雪芹至少在三十岁以上，敦敏
和敦诚，一个二十岁左右，一个十五六岁，不可能是宗学同学。况且敦诚诗中有句说“
同学尽同姓。”可以反证？当教师？二敦关于曹雪芹的诗都是平辈口气，不像是师生关
系。因此吴恩裕疑为当辅助教学的人员或是职员，然终无确证。
吴世昌的红学考证的结果，主要反映在《红楼梦探源》和《红楼梦探源外编》两部
论著中。他写的《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七十八回本）的构成、年代和评语》、《残
本脂评<石头记>的底本及其年代》、《<红楼梦稿>的成份及其年代》等关于版本的论文
，在红学界有较大影响。胡适虽然于1933年得到庚辰本《石头记》，但并未做细致研究
，只是简单地介绍了一番；1955年该书影印出版以后，长时间也没有深入的研究文章出
现。吴世昌是对庚辰本《石头记》进行全面的和细致的考证的第一人。庚辰本、甲戌本
，都是过录本，不能代表各自底本的实际年份，吴世昌指出了这一点，不同意以庚辰、
甲戌等干支作为版本的名称，是颇有道理的。特别甲戌本卷首的一篇"凡例"，吴世昌认
为不仅不是曹雪芹所作，和脂砚斋也没有什么，著论的说服力较强。自从胡适提出《红
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以后，许多红学家，包括不赞成自传说的红学家，都认为主
人公贾宝玉的模特儿是曹雪芹。对此，吴世昌则另立新说，在仔细辨别脂批的基础上，
得出"宝玉不是曹雪自述，作者用少年时代的脂砚为模特儿"的结论，虽然坐实脂砚斋为
曹宣的第四子，名硕，证据似嫌不足。还有，吴世昌根据甲戌本第一回的一段批语："
雪芹旧有《风月宝鉴》之书，乃其弟棠村序也。今棠村已逝，余睹新怀旧，故仍因之。
"认为早期抄本的一些回前总评，包括第一回前面"此开卷第一回也"以下一大段文字，
均是棠村为雪芹的旧稿《风月宝鉴》所作的序文。这些看法的可靠性如何，尚需进一步
证实，但读书之细、思考之勤、缕析之密，足可以反映出红学考证派好学深思的治学特
点。
曹雪芹生卒
曹雪芹卒年问题，是考证派红学的必争之地。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中，始而提出
卒于乾隆乙酉(1765年)，在《跋红楼梦考证》里改为甲申(1764年)，后来甲戌本出现，
根据“壬午除夕”的脂批，复主壬午(1762年)。1947年，周汝昌提出癸未(1763年)，从
此壬午、癸未两说长期争论不休，前后发表的文章达数十篇之多。
1962年曹雪芹二百周年忌日前夕，卒年论战达到高潮，仅《光明日报》和《文汇报
》，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就发表各种不同观点互相驳难的文章十三篇，盛况实属空前
。我们不妨看看文章的题目和作者阵容：
吴恩裕：《曹雪芹的卒年问题》
周绍良：《关于曹雪芹的卒年》
陈毓罴：《有关曹雪芹卒年问题的商榷》
邓允建：《曹雪芹卒年问题商兑》
吴世昌：《曹雪芹的生卒年》
朱南铣：《曹雪芹卒年壬午说质疑》
周汝昌：《曹雪芹卒年辨》
吴恩裕：《曹雪芹卒于壬千说质疑----答毓罴和邓允建同志》
邓允建：《再谈曹雪芹的卒年问题》
陈毓罴：《曹雪芹卒年问题再商榷》
吴世昌：《敦诚挽曹雪芹诗笺释》
周汝昌：《再谈曹雪芹卒年》
吴恩裕：《考证曹雪芹卒年我见》
考证派红学的大将全部出马，文章集中发表在影响很大的《光明日报》和《文汇报
》上，虽未形成定论，讨论得相当深入，是一次充分反映红学学术水平的论争，社会各
界为之刮目相看。这之前，由于胡适、俞平伯的力主，壬午说略占上风；经过1962年的
会战，癸未说明显得势。但后来甲申说复出，对“壬午除夕”的脂批重新加以句读，确
认“壬午除夕”是批语署年，不是曹雪芹去逝时间，壬午和癸未两说便处于守势。
尽管如此，围绕曹雪芹卒年问题展开的讨论，特别是1962年的集中会战，在红学史
上不能不说是一次盛举，增加了人们对红学的无穷兴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