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内斯特·米勒尔·海明威
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 l899～1961)美国小说家。1954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新闻体”小说的创始人。
详细资料姓名：欧内斯特·米勒尔·海明威
性别：男
国籍：美国
生于：一八九九年七月二十一日
职业：美国著名的小说学家
家庭：一家六个孩子，他是第二个
他母亲让他练习拉大提琴；他父亲教他钓鱼和射击。童年似乎没有创伤。中学是一九一七届的，他是一个热情的、好竞争的标准美国男孩；学习成绩好，体育运动全面发展（游泳、足球、射击，还偷偷地到当地体育馆去学拳击），参加辩论团，学校乐队里拉大提琴，编辑学校报纸《吊架》，还给文学杂志《书板》投稿，写短篇小说（已经初具日后成熟的风格的苗头），写诗。他有时中途搭别人的车，出去旅行。有一次在禁猎区打鹭鸟，事后躲藏起来，免受法律制裁。某些批评家认为，海明威离家出游说明他童年过的是正常的生活；但在别外一些批评家看来，则象征他早年反叛橡树园的生活方式，反映他家庭生活中关系紧张。
他父亲与母亲的兴趣一定截然相反，所以引起他身上相克的反应和某种敌对性。姐姐玛茜琳尼•山福德大他两年，但同海明威一起长大，说他父母亲“互相笃爱”，但承认他们“常常相互感到厌烦”。他母亲格雷丝•霍尔•海明威是公理教会信徒，宗教观念强（她给四个女儿取了圣徒的名字），但也是一位有艺术修养的女人，她把家庭环境布置得如同教堂组织的文化沙龙。他父亲克拉伦斯•艾德家兹•海明威是一个杰出的医生，热心的、有训练的运动员，又是一个专业的研究自然界的人，他引起他儿子对于户外活动的爱好。夏天，他们居住在密执安北部近彼托斯基湖畔的房子里，海明威医生有时候带他儿子一起出诊，横过华隆湖到奥杰布华族印第安人居住地去；他们经常一起钓鱼和打猎。他们关系密切，虽然他父亲严于律己，甚至比海明威太太更严格，更具有清教精神。
他双亲各自对他的影响至少粗粗看去是清楚的。他对户外活动的爱好，作为运动员的训练和勇敢，从来没有减退过。他喜欢音乐（虽然讨厌学大提琴）和美术，也一如既往。他珍爱巴赫和莫扎特，说他从“研究和声学与对位法”之中学到写作方法；又说“我从画家身上学到的东西同从作家身上学到的东西一样”。从海明威在橡树园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现有的材料看来，没有一点能说明他日后不是一个正常的成年人。然而，我们看一看这位自传性异常突出的作家的创作，就发现那些以涅克•阿丹姆斯为主人公的、关于那一段时间的故事（《印第安帐篷》、《医生与医生妻子》、《某件事情的结束》、《三天大风》、《战斗者》与《杀人者》），写的却是暴力与恐惧、混乱与失望的主题——还有孤独；他的同学指出，孤独与多才多艺是海明威当年最突出之点。
他毕业前两个月，美国参战。卡洛斯•倍克尔写道：“他面临的几条路是上大学、打仗和工作，”海明威选择工作。他左眼有毛病（当初训练拳击的时候意外伤到了左眼，视力下降，从那以后他左眼的视力再也没有恢复过），不适宜去打仗。一九一七年十月，他开始进堪萨斯市的《星报》当见习记者，这家报纸是美国当时最好的报纸之一。六个月之中，他采访医院和警察局，也从《星报》优秀的编者G•G•威灵顿那里学到了出色的业务知识。海明威在《星报》头一次知道，文体像生活一样必须经过训练。《星报》有名的风格要求单上印道：“用短句”，“头一段要短。用生动活泼的语言。正面说，不要反面说。”海明威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学会把写新闻的规则化成文学的原则。
但是，战争的吸引力对海明威越来越大，他于一九一八年五月后半月开始这场探险。头两个月，他志愿在意大利当红十字会车队的司机，在前线只呆了一个星期。在这个星期最后一天的下半夜，海明威在意大利东北部皮亚维河边的福萨尔达村，为意大利士兵分发巧克力的时候，被奥地利迫击炮弹片击中。他旁边的一个士兵当场牺牲，就在他前面的另一个士兵受了重伤。他拖着伤兵到后面去的时候，又被机关枪打中了膝部；他们到达掩护所的时候，伤兵已经死去。海明威腿上身上中了两百多片碎弹片，左膝盖被机枪打碎，被迫手术换了一个白金膝盖。他在米兰的医院里住了三个月，动了十几次手术，大多数弹片都取了出来，还有少数弹片至死都保留在他的身上。他受伤的时候，离他十九岁生日还差两个星期。
五十年代早期，海明威说过：“对于作家来说，有战争的经验是难能可贵的。但这种经验太多了，却有危害。”摧残海明威身体的那次炸裂也渗透他脑子里去了，而且影响更长、更深远。一个直接的后果是失眠，黑夜里整夜睡不着觉。五年之后，海明威和他妻子住在巴黎，他不开灯仍然睡不着。在他的作品中，失眠的人处处出现。《太阳照样升起》中的杰克•柏尼斯，《永别了，武器》中的弗瑞德里克•亨利，涅克•阿丹姆斯，《赌徒、修女和无线电》中的弗莱才先生，《乞力马扎罗的雪》中的哈利和《清洁、明亮的地方》中的老年侍者，都患失眠症，害怕黑夜。
那个年老的侍者说：“这毕竟只是失眠。有这病的人一定不少。”失眠是那种痛苦的并发症的症状，海明威、他的主人公和（“有这病的人一定不少”）他的同胞都受到折磨。菲利普•扬对海明威的个性作了出色的、合乎情理的心理学分析，提出一个论点，说他这次创伤引起的情绪，非他理性所能控制。海明威晚年反复地、着了魔似地搜索这类似的经验，来驱除那种精神创伤；如果办不到，他就不断地通过创作和思考来再现这个事件，为的是控制它所激起的忧虑。
扬明智地指出，海明威最终关心的是艺术，而不是创伤。然而，在局部范围内，扬的个性学说可以把海明威的为人与他的作品统一起来。而且，对于海明威观察战争，对于这位艺术家，这种学说赋予特殊的意义。《永别了，武器》和一些短篇小说出色地描述了战争在社会、感情和道德方面的含义，然而，使他的战争经验“难能可贵”的不止是这番描述：它在他心灵上锻铸出他对人的命运的看法，这几乎影响他所有的作品。迫击炮的碎弹片成了残酷世界破坏力量的比喻，海明威和他的主人公成了寻求生存道路、受伤的人类的象征。他已经差不多准备好，可以把那种生活感受转化为文学作品了。
他取得红色英勇勋章之后的五年内，缓慢地却是目的地为写作生涯而努力。橡树园热情欢迎它的英雄归来，但是海明威的父母亲——尤其是他的母亲——感到厌烦，因为这个年轻的除了写作别无雄心，又极为乐意接受家庭的供养。有一度他为多伦多《每日星报》和《星报周刊》写特写。他姐姐玛茜琳尼写道，他刚过完二十一岁生日，他母亲提出最后通牒：要么找一个固定的工作，要么搬出去。海明威搬了出去，到芝加哥当了一年《合作福利》的编辑，这是一份宣传合作投资的机关报。那年冬天，他认识了他在文学界头一位重要的朋友舍伍德•安徒森，并且通过安徒森，认识了“芝加哥派”的其他成员。同时他认识并爱上了哈德莱•理查孙，她是一位漂亮的红发女郎，比他大八岁。1921年九月，海明威与哈德莱结婚，在家里的乡间别墅度蜜月，接着去多伦多，当了几个月的特写记者。
但是，他真心需要的是欧洲，是有空间的时间进行写作。海明威夫妇决心接受一个驻国外兼职记者的工作。此后两年，海明威成了《星报》驻欧洲的流动记者，人住在巴黎，兼写关于日内瓦与洛桑国际会议的报道，包括希土战争的简练的戏剧性电讯。他偶尔写一点轻松的、但观察锐利的印象记，内容是瑞士滑雪、西班牙斗牛和德国战后生活。他早期新闻工作的训练，加上天生爱好简洁，已经成了一种风格，他现在写的电报——浓缩、紧凑——使这种风格更为有力。
在此同时，他写小说，写诗，想找一个出版商发表他一篇东西，但（自一九一八年以来）一直没有找到。一九二二年迅速地发生一连串事件，加速了他的希望，接着他又感到失望。他凭舍伍德•安徒森的一封介绍信，带着他的作品去见葛屈露德•斯泰因，她在弗勒吕斯路的沙龙是依兹拉•庞德、詹姆斯•乔衰斯和麦多克斯•福德等侨居国外的人的艺术中心。斯泰因喜欢这个年轻人，他派头简直像大陆上的人，一双眼睛“好奇得有感情”，她鼓励他当作家，不过劝他应该完全放弃新闻记者的工作，把散文修改得更加精练一些：“这里描写很多，又写得不十分好。从头来起，写得集中一些。”庞德也喜欢这位新到的作家，同他一起散步，拳击，鼓励他继续写诗。五月份和六月份，海明威头一次公开发表作品——一篇只有两页的讽刺性寓言《神妙的姿势》和一首只有四行的诗《最后》，这首诗是补白，填补威廉•福克纳六节诗留下的空白。一家新奥尔良的杂志《两面派》把这两篇作品都发表了，他这番运气，又是靠舍伍德•安徒森帮的忙。
灾难发生在一九二二年末他参加洛桑和平会议的时候。他约定叫哈德莱带一只手提箱去迎他，哈德莱几乎把他所有的手稿都装在这只箱里（少部分邮寄）。在巴黎的里昂车站，她把手提箱放在车箱里，未加提防，过了一会儿回来，发现箱子不见了。几年以后，海明威给卡洛斯•倍克尔的信中说道：这件事使他痛苦万分，他“恨不得去做外科手术，免得去想它。”海明威没有办法，只好重起炉灶，这回获得惊人的成功。一九二三年，他几篇作品被刊物采用。哈丽特•蒙罗在《诗歌》（一九二四年一月号）上发表他的一首短诗；玛格瑞特•安德生和琴•希普在《小评论》（一九二三年四月）上发表了他六个短篇（共十八个短篇，原拟于次年一月发表，总题为《在我们的时代里》；一九二三年夏天，罗伯特•麦卡门发表海明威第一部作品《三篇故事和十首诗》（三篇故事是《在密执安》、《我的老头子》和《不合时宜》）。
虽然前途好像有把握，路上却有现实的障碍。哈德莱怀孕了，两夫妇几乎没有钱。他们同意回多伦多住两年，挣够了钱再到巴黎来，到那时候他可以致力于写作。他们在一九二三年八月离开巴黎。约翰•哈德莱（“勃姆比”）•海明威生在十月，但到了一九二四年一月，海明威夫妇已经回到巴黎和蒙巴那斯，安居在戴尚圣母院的一套公寓房子里。海明威走向成功的步子又耽误了，因为他得拿出一部分时间来干活养家。他不去过蒙马特尔区的游堕生活，吃不饱肚子，这在《流动宴会》里都有记载，但他坚持写作。正如斯泰因所观察的，“他十分认真地写作，想当作家。”突破是在一九二五年——也许是靠两位有影响的支持者帮忙。司各特•菲兹杰拉德还没有认识海明威的时候，艾德蒙•威尔逊已经给他看过海明威的作品，菲兹杰拉德印象很深，并催促斯克利布纳公司的麦克斯威尔•珀金斯去约稿。珀金斯写了信，但因为邮递方面的错误晚到了十天，海明威已经接受了安徒森的出版者波尼和利夫赖特公司二百元的预支稿酬，出版他的短篇小说集《在我们的时代里》，其中包括同名集子中发表的早期的速写，还接受出版公司对于他这两本书的权限。
从经济收入上说，《在我们的时候里》是失败的，下一本书，即讽刺模拟舍伍德•安得森作品的《春潮》，也是失败的，但是海明威引起艾伦•泰特、保尔•罗孙匪尔德和路易斯•克罗纳伯格等美国重要评论家的注意，他们都认为海明威是美国文坛新出现的声音。然而，又是菲兹杰拉德对海明威的才能讲得最有说服力。菲兹杰拉德在《如何浪费材料——评我的同代人》一文中，攻击那些已取得稳固地位的作家——尤其是亨•路•门肯和舍伍德•安德森——认为他们“强调发掘美国的‘意义’”，是“不真诚的，因为他们自己身上并没有这种需要。”菲兹杰拉德说，侨居国外的人倒是有这份好处，能够为自己形成一种“不会败坏的风格”，表现净化了的热烈感情。菲兹杰拉德以海明威和《在我们时代里》为主要的例子，说明这位作家“具有新的气质”，而且具有上述两个方面的特点。菲兹杰拉德的文章发表在五月，五个月以后，海明威证实了菲兹杰拉德的赞扬是很有道理的。
一九二六年十月斯克利布纳公司出版了《太阳照样升起》，不到三十岁的海明威成了有定评的文学家。作为一位作家第一部长篇小说，销路不错，也博得了好评。海明威晚年在《流动宴会》这部书回忆一九二一至一九二六年间的生活情景时，追忆当时的梦想，刻苦的训练和灾难。梦想是牧歌式的：对哈德莱纯洁的爱，巴黎和伏拉尔勃等美好的去处，友人的情谊。刻苦的训练——把自己写为一个挨饿的人，渴望成功心切，无情地律己，同时也为了形成自己的文学风格。灾难是随成功接踵而至的梦魔般的现实，它粉碎了梦想，破坏了训练，只剩下了欲望，放纵和失望。海明威写这本书的时候，生理上和心理上的病痛可能加剧老年人怀旧的甜蜜和痛苦。然而，在某个意义讲，也说明海明威终于明白他早年在巴黎的时代，正是他作为一个人与作为一个艺术家最为融合的年代。他发表了《在我们的时代里》、《太阳照样升起》，尤其是一九二九年发表了《永别了，武器》的时候，他已经有了足够的经历，形成他对人类命运的看法和极能表现这种看法的文体风格。虽然他艺术上的发展还没有结束，但是他后来写的东西至多是技巧更为精致，更有光彩，把他已经写过的主题加以变化罢了。
他此后二、三十年的戏所以能够唱得下去——除了一系列近乎传奇的轶事之外——在某种程度上讲，是由于海明威相当灵活地使自己在群众中的形象适应时代变化的要求。他个人在群众中有魅力，正是这个原因——不管是叫“爸爸”这个慈祥的绰号，也不管是叫“冠军”这个好斗的称呼。然而，更吸引人是内心的戏剧性变化。当他的名声由细流汇成潮流的时候，他的感觉能力好像在水槽里打滚。在早期作品中，恐惧与美感密切得难解难分：他们只能通过极为含蓄的感觉传达出来。艺术家驾驭了人的形象。在后期作品中，受压抑感情的细微之处常常写得过火，几乎成了感情的嘲弄。内心戏剧性的力量正在于此。因为，海明威仿佛要想弥补艺术上的失败，在生活上作出过度的反应。他在现实世界中的行动仍然反映出他关心悲剧性的经验，迫切需要对抗含有敌意的世界，肯定他的自我形象。但是，由于英雄的气概太显眼、太坚决，人物的行动写得过分明显。因此落到滑稽、令人窘迫、甚至常常令人厌烦的地步。如果说他在二十年代是在艺术上探险，那么到了三、四十年代这个艺术家本人成了冒险家。他对人生的看法没有改变，只是艺术的工夫松弛了。
在《太阳照样升起》出版、《永别了，武器》未出版之间，海明威同哈德莱离了婚，与当过《时尚》时装式样编辑的保琳•帕发费结婚，他们回到美国，定居在基维斯岛，一九二七年海明威完成并发表了第二部短篇小说集《没有女人的男人》。一九二八年，他写《永别了，武器》初稿的时候，保琳生下他们第一个孩子（她一共生了两个儿子）；他修改初稿时，得知消息：他父亲得了糖尿病，又因经济困难自杀，用的是他自己父亲内战时用过的手枪。二十年以后，海明威在插图本《永别了，武器》的序言中回忆道：“那一年有好的时光和坏的时光，”但又说他当时“生活在书里”，“比我任何时候都愉快。”三十年代早期，他经济富裕，婚姻美满，到处冒险。这些年里，他到怀俄明和蒙大拿打野鸭，打麋子，到非洲猎大动物，登上定制的“皮拉尔”号游艇到基维斯岛和别米尼岛外捕鱼。这些年头正值大萧条时期。国家因经济危机弄得情绪低落，但海明威却更像一个狂热的童子军。一九三四至一九三六年间，他给《老爷》杂志写了二十三篇生动但没有多大价值的文章，描写狩猎和捕鱼，这给大萧条期间城市中的受害者提供了一个精神避难所。他们在海明威粗狂妄的面容和强壮的身躯上看到背运时期一位英雄的面貌；他含蓄的散文、精练的对话表现了典型的“重压下的优美风度”。他这些年来发表的两部非小说的作品加强了这个形象。一部是《午后之死》（1932），称颂斗牛的仪式，一部是《非洲的青山》（1935），描写一次狩猎旅行，预演人与野兽的悲剧，但几乎声嘶力竭地歌颂人类勇气的尊严。
三十年代早期，海明威小说相对地说写得比较少。二十年代，海明威发表了两部小说，三十五个短篇，一部楷模作品，一些诗，外加相当数量的通讯报道。他三十年代前半期产生的主要作品是《胜者无所得》（1933），一个短篇小说集，收入十四个短篇小说。一九三六年，他发表了他最好的短篇小说之一《乞力马扎罗的雪》，主人公是一个作家，因写不出“他该写”的作品而奚落自己。
从一九三七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艺术家海明威还是当他的冒险家，只是改变了装束。从《有的和没有的》（1937）中亨•利•摩根的话——“一个人不行……他好的干不出事”——开始，海明威和他的主人公牺牲了他们的私事，转向世界危机所引起的集体的责任。至少从表面上看来，大萧条与西班牙内战粉碎了海明威的信念：他长期以来认为作家的主要任务是“直接地真诚地写人”，“谁要是把政治当作出路，谁就在骗人。”左翼批评家一向嘲笑他们心目中的海明威耽乐的孤立主义，现在欢迎他的转变。其实，海明威在他的小说创作里并没有向左转，他的人物走的是老路——冒险，孤独，结果是死胡同。他们重新进入世界，因为民主可能比法西斯好些，但他们虽然同人民混在一起，但不是人民的一员。海明威也是如此。不管他参加什么战争，统统成了他的战争，他打仗一如既往，有他自己的条件，自己的理由。
一九三七初海明威去到西班牙。官方名义是北极美报业联盟记者，他却不是不偏不倚的旁观者。他借债为忠于共和政府的部队买救护军，在美国第二届全国作家会议上发言攻击法西斯主义，协助拍摄亲共和政府的影片《西班牙大地》（1938），发表了他唯一的一出长戏《第五纵队》，描写这场冲突。一九三九年他在哈瓦那郊区“瞭望农场”购买了一份地产，就在地产山顶的房子里，创作关于法西斯主义、民主和个人的长篇小说《丧钟为谁而鸣》。
小说出版几天后，保琳•帕发弗以“遗弃”为理由同他离婚。一个星期之内，海明威娶第三个妻子玛瑟•盖尔荷恩，她是圣路易市人，小说家、记者，他们共同生活了五年，婚后头两年，他们去中国当战地记者，海明威为现已停刊的纽约报纸《下午报》撰写报道。海明威在这些报道中认为：日本、英国与美国之间不大会爆发战争，但不是不可能发生。他有预见，指出如果日本进攻美国在太平洋或东南亚的基地，那么战争不可避免。
从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四年他被《柯里厄》杂志作为没有军籍记者派往巴顿将军的第三军为止这段时间内，海明威驾驭“皮拉尔号”——由政府出钱配上通讯与爆破设施——巡逻海上，成了一艘伪装的反潜艇的兵舰。虽然“皮拉尔号”没有遇上潜水艇（如果遇上，海明威准备命令自己在指挥塔上扔手榴弹和燃烧弹），海明威的报告可能帮助了海军侦察到一些潜水艇的方位并把它们炸沉，海明威因这些功绩得到表彰。一九四四年海明威在英国同皇家空军协作，几次坐飞机参加战斗，没有受伤，但在伦敦一次灯火管制时汽车失事，他头部与膝部受伤。几家报纸登出他的讣告，但不久，在联军登陆那一天，在诺曼底的福克斯•格林海滩上海明威观看了几分钟战斗才回到船上。
他虽然名义上属于巴顿将军的军队，却同第一军第四步兵师一起行动，参加解放巴黎的战斗和凸地战役。他描述自己大胆勇敢未免夸大或者歪曲，但他的行动确是更像战士，不大像记者。他在巴黎郊外一个哨所负责巡逻与查问很有成效，为莱克勒克将军部队的前进收集情报。德军反攻期间，他在休特曼森林地带冒着很大的生命危险用短武器参加激烈的战斗。军人对他的印象比新闻界同业对他的印象更好。他的同行生气也许是因为他态度傲慢，也许是因为他过分渲染他个人如何率领一支游击队组成的小部队解放旅游者俱乐部，解放里兹饭店。一群记者控告海明威违反日内瓦会议关于战地记者不得参与战斗的规定。海明威出庭，经过短短的审问免于判罪，后来还得了铜质星章。战争结束时，海明威四十六岁，他给自己画的饱经战患而又不屈不挠的老兵形象已经不是铅笔勾勒的素描，而是油彩阴沉的全身像了。还有什么呢？海明威通过言论与行动说明自己在生活与艺术方面都要来一个新的开端。他在战争的年代里，只发表了为《下午报》写的关于中日战争的报道，还有为《柯里厄》撰写的、从欧洲战区拍回的电讯。现在他笼统声称正在写一部作品，一部关于“陆地、海洋和天空”的长篇小说。海明威仿佛要加强他的新生感觉似的，在一九四五年末同玛瑟•盖尔荷恩离婚，并于一九四六年三月回到了“瞭望农场”，随同他回去的是他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妻子玛丽•威尔什，又是一位记者，明尼苏达州人。
一九四O年以后海明威一次发表了长篇小说《过河入林》（1950），并不是读者所期望的重头作品。一年前他险些死于丹毒。实际起因是尘土进了眼睛，揉后眼睛发炎，可是海明威夸大这件小事，说他在威尼斯附近打野鸭子时子弹的一点软塞进了眼睛。他住院时决定写这部规模较小的作品。客观情况改变不了批评界的意见，这部作品受到难听的攻击。较温和的批评家说它“情绪厌倦”，相信海明威尚有潜力；绝大多数批评家粗暴地攻击它是顾影自怜的自我仿作。在理查德•康特威尔上校身上，海明威自传性质的形象很突出，唠叨他无法规避的主题——死亡、孤独、爱情和勇敢——这是他四十年代经验的具体化。此后，他不断深入到过去经验里去，仿佛怀旧能补偿艺术上的无能。他从艺术家权充探险家又一次变为追求艺术的冒险家，这个循环过程也就接近结束了。
他先是回到三十年代，打猎和捕鱼的冒险的年代。一九五三年，他与玛丽去非洲作狩猎旅行。他已是满身伤痕，这一次又遇到飞机连续出事，险些丧命。第一次失事，玛丽断了两根胁骨，海明威肝部与腰部震裂，下脊椎骨受到重伤；第二天，飞机再次失事，海明威一生受了十几次脑震荡，这是最严重的一次（机舱着火，门被夹住，海明威用头把门撞开），外加内伤。虽然他开始倒运，不过还算幸运，在内罗毕医院养伤时居然能读到关于自己的讣告（海明威是唯一一个在有生之年见到自己讣告的著名作家）。他写了一篇长篇报告，描述他在非洲的经历，但发表在《展望》杂志上的只是连续性的两段二流水平的新闻报道。
捕鱼的收获在些。十五年前他在《老爷》杂志上发表过一篇关于一个古巴渔夫的通讯，现在根据这个素材写了《老人与海》（1952），补回他在文学上的损失。同时，他得到普立彻奖金，一九五四年他得到诺贝尔文学奖金，可能也是《老人与海》帮的忙。这时，他更加使劲地排除通往过去的顽固的障碍物，走向二十年代，那时候他曾将描写斗牛士安东尼•奥多涅斯与路易斯•多明奎之间的竞争写进另一部《午后之死》里去。成果又是两段连续性的报道，叫做《危险的夏天》，发表在《生活》杂志上（原稿其余部分从未发表过），也写得苍白无力，读来乏味。
再就是巴黎了，二十年代早期他学艺的巴黎。海明威还没有从西班牙回来的时候，就在当年写下的一大箱札记中搜索，他用回力球的术语对他妻子说，他打算“反拍写传记，回忆的传记。”海明威夫妇回到古巴后，对菲德尔•卡德特罗获得胜利后的形势把握不住，就离开“瞭望农场”，迁居到爱达荷州克特钦的大型别墅，海明威在那里加工修改札记。他去世后，玛丽•海明威在他房间里的一只蓝箱子里发现这份打字稿。她在《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里说：“他一定认为这本书已经完稿，只待编辑加工。”一九六四年，此书出版，题为《流动宴会》。
一九六O年，海明威想写作的热情一定使他极为痛苦。他在生理上大为衰弱，高大的身躯萎缩下来了，面容憔悴，忍着痛苦。他住在梅约疗养院时，诊断结果不妙：高血压，可能还有糖尿病（此病曾经折磨过他父亲），而且铁质代谢紊乱，这是一种罕见的疾病，危及主要器官。心理上，他更糟糕，几乎说不清楚话，焦虑，抑郁症很严重——赛摩•贝茨基与莱斯里•菲德勒一九六O年十一月拜访过他，想请他到蒙大拿大学去做演讲，事后写道他像个“没有主意的小学生”。一九六一年春天，他进行了二十五次电疗来减轻抑忧症。他在梅约疗养院住了一个月，刚刚回到克特欠不久，在一九六一年七月二日早晨，他把一支银子镶嵌的猎枪的枪口放在嘴角，两个扳机一齐扣动。
在《海流中的岛屿》里，海明威的受了伤、可能要死去的主人公说：“别操心、老兄……你一辈子走的就是这条路。”当然，海明威在生活和艺术方面的探险满是死亡的诱惑。但应当记住，海明威对于生活也同样执着。他在《流动宴会》结束部分写到巴黎时打过一个比方，这个比方既适用于他自己，也适用于他书中人物的生活：“巴黎总是值得一去，你带去什么东西，总会有报偿。”
海明威写作趣闻七支铅笔
海明威每天早晨6点半，便聚精会神地站着写作，一直写到中午12点半，通常一次写作不超过6小时，偶尔延长两小时。他喜欢用铅笔写作，便于修改。有人说他写作时一天用了20支铅笔。他说没这么多，写得最顺手时一天只用了7支铅笔。海明威在埋头创作的同时，每年都要读点莎士比亚的剧作，以及其他著名作家的巨著；此外还精心研究奥地利作曲家莫扎特、西班牙油画家戈雅、法国现代派画家谢赞勒的作品。他说，他向画家学到的东西跟向文学家学到的东西一样多。他特别注意学习音乐作品基调的和谐和旋律的配合。难怪他的小说情景交融，浓淡适宜，语言简洁清新、独创一格。
改到出版前最后一分钟
海明威写作态度极其严肃，十分重视作品的修改。他每天开始写作时，先把前一天写的读一遍，写到哪里就改到哪里。全书写完后又从头到尾改一遍；草稿请人家打字誊清后又改一遍；最后清样出来再改一遍。他认为这样三次大修改是写好一本书的必要条件。他的长篇小说《永别了，武器》初稿写了6个月，修改又花了5个月，清样出来后还在改，最后一页一共改了39次才满意。《丧钟为谁而鸣》的创作花了17个月，脱稿后天天都在修改，清样出来后，他连续修改了96个小时，没有离开房间。他主张“去掉废话”，把一切华而不实的词句删去。最终取得了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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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介绍Introduction
Ernest Hemingway is a giant of modern literature. Among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n fiction writers, his work is most often compared to that of his contemporaries William Faulkner and F. Scott Fitzgerald. Combined with his outstanding short stories, Hemingway’s four major novels—The Sun Also Rises (1926), A Farewell to Arms (1929), For Whom the Bell Tolls (1940), and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1952)—comprise a contribution to modern fiction that is far more substantial than Fitzgerald’s and that approximates Faulkner’s.
Faulkner was awarded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a few years before Hemingway received this recognition, but their respective approaches to fiction are so dissimilar that this belated receipt says little or nothing about Hemingway’s stature relative to that of Faulkner. When set alongside Faulkner’s Mississippi novels, Hemingway’s major works feature simpler structures and narrative voices/personae.
As or more important, Hemingway’s style, with its consistent use of short, concrete, direct prose and of scenes consisting exclusively of dialogue, gives his novels and short stories a distinctive accessibility that is immediately identifiable with the author. Owing to the direct character of both his style and his life-style, there is a tendency to cast Hemingway as a “representative” American writer whose work reflects the bold, forthright and rugged individualism of the American spirit in action.
His own background as a wounded veteran of World War I, as an engaged combatant in the fight against Fascism/Nazism, and as a “he-man” with a passion for outdoor adventures and other manly pursuits reinforce this association.
But this identification of Hemingway as a uniquely American genius is problematic. Although three of his major novels are told by and/or through American men, Hemingway’s protagonists are expatriates, and his fictional settings are in France, Italy, Spain, and later Cuba, rather than America itself.
While Hemingway’s early career benefited from his connections with Fitzgerald and (more so) with American novelist Sherwood Anderson, his aesthetic is actually closer to that shared by the transplanted American poets that he met in Paris during the 1920s; T. S. Eliot, Ezra Pound, and, most crucially, Gertrude Stein. In this context, we must realize that Hemingway’s approach to the craft of fiction is direct but never blunt or just plain simple.
Hemingway’s text is the result of a painstaking selection process, each word performing an assigned function in the narrative. These choices of language, in turn, occur through the mind and experience of his novels’ central characters whether they serve explicitly as narrators of their experience or as focal characters from whose perspectives the story unfolds. The main working corollary of Hemingway’s “iceberg principle” is that the full meaning of the text is not limited to moving the plot forward: there is always a web of association and inference, a submerged reason behind the inclusion (or even the omission) of every detail.
We note, too, that although Hemingway’s novels usually follow a straightforward chronological progression as in the three days of For Whom the Bell Tolls, Hemingway does make use of summary accounts of the past, of memories related externally as stories, and of flashbacks. These devices lend further depth to his characters and create narrative structures that are not completely straightforward chronicles.
Hemingway is direct. But he is also quite subtle, and subtlety is not a trait that we ascribe to the American way. In the end, Hemingway is an international artist, a man who never relinquished his American identity but who entered new territories too broad and too deep to fit within the domain of any national culture.
作品作者作品:
·《非洲的青山》
·《太阳照常升起》
·《永别了，武器》
·《第五纵队·西班牙大地》
·《曙光示真》
·《不固定的圣节》
·《过河入林》
·《丧钟为谁而鸣》
·《危险的夏天》
·《老人与海》
·《伊甸园》
·《死在午后》
·《岛在湾流中》
·《有钱人和没钱》
·《乞力马扎罗的雪——海明威短篇小说精选集》
他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
——海明威自杀探秘
作为20世纪美国最伟大的小说家，海明威那一枪，不仅打飞了自己大半个天灵盖，而且把整个美国，甚至全世界都给打懵了。人们马上意识到，某种至关重要的东西骤然间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海明威一死，他们自己的一生也就黯然失色。人们痛不欲生，仿佛海明威“把我们的生命也给毁了。如今我也是个死人了”。（奥多内斯）
胡安·贝尔蒙德，这位西班牙最杰出的斗牛士，在听到“欧内斯特刚刚自杀了”这个“晴天霹雳”时，只是慢慢但很清晰地吐出了三个字“干得好！”之后，他也用同样的方式了结了自己的一生。
海明威太伟大了，伟大得如同一棵参天大树。如今，树倒了，人们该到哪里去乘凉呢？而那些被这棵大树压得喘不过气来的人总算找到了可以教训海明威这头老狮子的机会：“谁会干出这种脏兮兮的事？怎么能留下乱七八糟的一堆脏东西，让人家来清扫？”阿诺得·金利奇的幸灾乐祸之情溢于言表。
至于美国公众的心情，大诗人弗罗斯特在海明威自杀的次日作了恰如其分的描述：
他坚韧，不吝惜人生；他坚韧，不吝惜自己。……值得我们庆幸的是，他给了自己足够的时间显示了他的伟大。他的风格主宰了我们讲述长长短短的故事的方法。我依然记得我想对碰上的每一个人大声朗诵《杀人者》的那股痴迷劲。他是我将永远怀念的朋友。举国上下沉浸在哀痛之中。
（《纽约时报》）
在这个总统死了都不会举国哀痛的国家，海明威何以能令全国上下“沉浸在哀痛之中”？就凭他独特的作品，就凭他那硬汉精神！海明威本人及其笔下的人物影响了整整一代甚至几代美国人，人们争相仿效他和他作品中的人物。他就是美国精神的化身。人们在为这种精神哭泣。
1961年7月2日清晨，海明威身穿睡裤，浴衣，进入地下室。他拿出了枪和一盒子弹，然后，到了门厅。他把两发子弹装进了那枝猎枪，慢慢张开嘴巴，把枪头塞进去，轻轻扣动了扳机……
人们弄不明白，海明威曾经诅咒过自杀的父亲是懦夫，如今，当自己什么都有了，名誉、地位、金钱、朋友、女人，甚至诺贝尔文学奖，干嘛还要步父亲的后尘呢？
海明威血液里燃烧着从父亲那儿继承来的自杀欲望，他的一生正是与这种自杀冲动做斗争的一生。30年代，他在一篇小传里提到：自杀，就像运动一样，是对紧张而艰苦的写作生活的一种逃避。《非洲的青山》极力赞美猎枪带来的快感，到了《有的和没有的》里头，海明威将这种能够带来感官享受的工具不仅仅瞄准了动物，而且也对准了自己。他觉得这玩意儿能够一了百了地解决所有心理、道德、医学以及经济难题，是“那种建造精美，能够治疗失眠，消除悔恨，医治癌症，避免破产，且只需指尖轻轻一按就能从无法忍受的境地炸出一条出路的工具。”
时下人人都能接受的两个自杀原因是，海明威不堪忍受肉体上精神上的痛苦和创作力的衰竭。的确，海明威长期忽视甚至糟蹋自己的健康致使他肉体上精神上都受到了严重的损伤。他受尽了消瘦症、皮肤病、酒精中毒、视力衰退、糖尿病、血色沉着病、肝炎、肾炎、高血压、精神疾病等等的折磨。他还赞同尼采的观点：“适时而死。死在幸福之峰巅者最光荣。”是的，他近期自传性作品《流动的圣餐》的创作陷入了困境，电疗致使记忆衰竭。他一生奉行的至理名言就是：人可以被毁灭，但绝不能被打败。也许，是他担心自己被打败，而毁灭了自己。
“当他不再是他认为的海明威那条汉子时，他就想死。”他自己在死前一个月不也说了吗：“一个人关心的是什么？身体健康。好好工作。与朋友同吃同喝，在床上享受人生。可我啥都沾不上了。”言下之意，除了自杀的自由，他就一无所剩了。这位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最终接受了这个自由，20世纪最后一个英雄就这么倒在了自己的枪下，猎人的最后一个猎物竟是他自己。海明威这头老狮子！
海明威最杰出的作品1926年《太阳照常升起》（The Sun also Rises）
1929年《永别了，武器》（A Farewell to Arms）
1940年《丧钟为谁而鸣》
1952年《老人与海》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奖项与荣誉
在海明威生前，他曾获得以下奖项：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获得银制勇敢勋章（medaglia d'argento）
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非官方的军事通讯记者而在1947年获得铜星勋章（Bronze Star Medal）
1953年凭《老人与海》获得普立兹奖
1954年凭《老人与海》及一生的文学成就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海明威的名言
他最著名的话：人生来就不是为了被打败的,人能够被毁灭,但是不能够被打败。
生活与斗牛差不多。不是你战胜牛,就是牛挑死你。
我多希望在我只爱她一个人时就死去。
所有的罪恶都始于清白。
没有失败,只有战死。
胜利者一无所获。
对一个作家最好的训练是—不快乐的童年。
二十世纪的丧钟为人类而鸣!
如果你有幸在年轻时居住过Paris，那Paris将会跟着你一辈子。
只向老人低头。
每个人都不是一座孤岛，一个人必须是这世界上最坚固的岛屿,然后才能成为大陆的一部分。
上帝创造人,不是为了失败。
最后我觉得他自题的墓志铭也能表现出他的思想和语言特色：恕我不起来啦！
海明威名言:“人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一个人可以被毁灭掉,但不能被打败”。这体现了海明威主人公对待人类社会的基本态度,因此,这些人所表现出来的“硬汉性格”显得深沉、有力、真实。
只要不计较得失，人生便没有什么不能克服的!——海明威详细
[人生·命运|得失成败]
偏执是件古怪的东西。偏执的人必然绝对相信自己是正确的，而克制自己，保持正确思想，正是最能助长这种自以为正确和正直的看法。
每一个人都需要有人和他开诚布公地谈心。一个人尽管可以十分英勇，但他也可能十分孤独。
自己就是主宰一切的上帝，倘若想征服全世界，就得先征服自己。
恕我不能站起来。——海明威（墓碑上刻的）
海明威死亡之谜欧内斯特·米勒·海明威（1899—1961），是蜚声世界文坛的美国现代著名小说家，曾以“迷惘的一代”的代表著称。他的作品以歌颂普通人的真诚和勇敢为主题。海明威本人是一个喜欢饮酒，狩猎，捕鱼，拳击和滑雪的硬汉。
一九五四年，海明威以他的中篇小说《老人与海》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然而，为什么这样一位令人羡慕的作家竟在获奖六年之后，却用猎枪结束了自己62岁的生命。而其《老人与海》中的主人公原型富恩特斯，一个清贫的渔民，却能享年104岁。为什么一个拥有了一切的人选择了死亡，而一个一无所有的人却选择了活着？
加缪说过，只有一个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那就是自杀。
海明威信奉基督教，而自杀在基督教中是极大的罪孽。他也不是天生的忧郁者，并在经历过1925年那次感情风波之后（当时海明威挣扎在哈德莉和波林二个女人之间，情感的自责与欲望的诱惑几乎使他陷入绝境），他认为自杀是一种愚蠢的行为。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海明威最后还是选择了自杀呢？
无独有偶，日本作家川端康成在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三年之后（1972年），也步海明威之后尘，突然采取含煤气管自杀的形式离开了人世，而未留下只字遗书。但他在1962年曾经说过：“自杀而无遗书，是最好不过的了。无言的死，就是无限的活。”
好一个“无言的死，就是无限的活”！
参照川端康成在《夕照的原野》一文中的表白：“荣誉和地位是个障碍。过分的怀才不遇，会使艺术家意志薄弱，脆弱得吃不了苦，甚至连才能也发挥不了。反过来，声誉又能成为影响发挥才能的根源……如果一辈子保持‘名誉市民’资格的话，那么心情就更沉重了。我希望从所有名誉中摆脱出来，让我自由。”不由令人顿有所悟，看来对于名人的心理状态似有探索之必要。
或许我们可以由此窥探出海明威自杀动机的端倪？
名誉地位财富爱情，对人类来说，历来就是莫大的诱惑。诱惑之所以是诱惑，就是因为它总是顺着人的天然本性与弱点。实际上，很多人清白地过了一生，倒不是由于他们的意志多么坚强，品德如何高尚，而是因为他们没有犯错误的因缘，或者说没有人肯诱惑他们。因此有人说，一切天才常常是不道德的，而傻子的道德感却总是特别强。
身为天才的海明威，自然会受到许多诱惑。他既食人间烟火，也就无法免俗。然而，对于取得了名誉地位的海明威来说，接踵而来的除了荣耀之外，也有了作为名人的许多烦恼。而且，正如人们所说的，“楼有多高，阴影就有多长”。
因为，人们在对名人喝彩吹捧的同时，往往又保持着潜在的监视性乃至否定性，而且名声越大，监视的目光就越峻厉。在这种情况下，名人们承受着名誉所带来的沉重心理压力，总是感到进退维谷。其中少数人出名后变得张狂，而大多数人则变得谨小慎微、寡言少语。这两种状态都很难使名人们在事业上再有重大贡献，而没有贡献，又何以还算是名人？正如贝多芬所说：“获得名声的艺术家常受名声之苦，使得他们的处女作往往是最高峰。”
一切受惠都是有代价的。
高处不胜寒。成功是喜悦的，但也给成功者带来了空前的寂寞感。
泰戈尔说：“我攀登上高峰，发现在名誉的荒芜不毛的高处，简直找不到一个遮身之地。”接受高度就要准备接受难堪，因为身处高地就没有了遮掩，就得生活在众目睽睽之中。事实上，如果你实在消受不了名誉的重压，倒还不如悄然从山峦爬下，安顿于人间万象的浓荫里。何必人人都去参加登山运动呢？但是，又有几个名人能看破红尘、从山上走得下来呢？
在获得殊荣的背后，隐藏着难言的苦衷。
促成自杀的心情，可视之为对自己的重视。当一个人的现实生活和其希望严重抵触相悖时，当他对自己的现状极度不满意时，就会想到自杀。当年海明威在获奖演说中曾这样叙述自己的心情：“如果是一位出色的作家，他就必须面对永恒，否则每天都会走下坡路。对于一个真正的作家来说，每写完一本书只是标志着他要写出更高水平的书的开始。”
然而，自杀前夕的海明威却“几乎完全停止写作了，偶尔给朋友写几封回信。二月份，玛丽要他写几句话附在送给肯尼迪总统的书上面。她买回一些纸，裁成所需要的宽度和长度。随后他开始在客厅里的长桌上写。他整整忙了一天，中间只停下来吃中餐。桌上放着二十几张写过的纸。显然，全部不合格。这时房子里气氛十分紧张。玛丽耐着性子等着，后来索性到外面去散步。可是当她散步回来，他还在那里不停地写。他所喜欢接触的人不多。其中一个是赛维尔医生。赛维尔医生每天都到他家给他量血压。他这样来来往往，仿佛欧内斯特的生命就操在他的手里。他们两人总是肩并肩地坐在客厅的北端窗子下的长椅上。欧内斯特总是坐在老地方，上臂箍着那灰白色的量血压器，一边辛酸地说，他再也不能写作了——不可能有新的作品了。说到这里，泪水禁不住夺眶而出，淌流在双颊上。”（贝克著《海明威传》）
对于一个真正的作家来说，写作就是他的生命。
作家史铁生有一句名言：“人为什么要写作？最简要的回答就是：“为了不至于自杀。”我以为，此话不仅是饱受高位截瘫和尿毒症双重折磨的史铁生对自己命运的态度，也恰恰是对海明威自杀原由的诠释。即：史铁生为了写作而选择活着，而海明威因为不能写作而选择死亡。
人无权决定自己的生，但可以选择死。
当对生活的失望超过了对死亡的恐惧时，人就会决心了其终生。
一贯信奉“活着，则应勇敢地活下去”的海明威，当他无法继续被视为生命一样的写作时，当他无法找到在这种困境中活下去的理由时，这位硬汉就毅然决然地自杀了。应该说，无法进行创作的绝望，是促成海明威自杀的根本原因。仅仅肉体上的病痛决不足以击倒这位硬汉。
海明威去世前一天，在给他的渔民老友富恩特斯的信中说：人生最大的满足不是对自己地位、收入、爱情、婚姻、家庭生活的满足，而是对自己的满足。
对自己的不满足和无法满足，最终导致了海明威的饮弹自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