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洛阳城遗址
东汉﹑曹魏﹑西晋﹑北魏的都城遗址。在今河南省洛阳市东约15公里。西周初在此筑城﹐称成周。因在雒水之北﹐战国时称雒阳﹐两汉因之﹐曹魏以后改为洛阳。东汉光武帝建武元年(公元25)在此建都。献帝初平元年(190)迁长安时﹐雒阳宫庙﹑民居被焚毁。魏文帝黄初元年 (220)在汉代旧址上建都﹐西晋继之﹐至永嘉五年(331)后﹐洛阳又在战乱中遭破坏。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495)自平城迁都于此﹐经大规模改建﹐都城形制为之一变。孝静帝天平元年(534)迁都邺城﹐元象元年(538)洛阳城又一次在战火中被毁。随唐洛阳城往西移至今洛阳市区一带﹐汉魏洛阳城遂废弃。1961年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从1962年开始﹐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期在这里进行全面的调查发掘﹐究明了城的平面形状﹑城墙的规模﹑城门和城内主要街道的分布﹑武库和太仓的位置﹐并根据城门和街道的分布情形﹐推定东汉南宫和北宫的范围﹐发现了北魏宫城的主要遗迹。发掘工作的重点﹐在于城南的明堂﹑辟雍和灵台﹐它们是中国古代都城特有的礼制建筑﹐灵台则是当时的天文台。最高学府太学的遗址也经勘察和部分发掘﹐出土许多石经的残块。
东汉雒阳城
全城平面略呈长方形﹐南北约汉代九里﹐东西约汉代六里﹐故称“九六城”。城墙用土夯筑﹐厚约14～25米。东﹑西﹑北三面城墙﹐遗迹尚存﹔南面城墙因洛河改道被冲毁﹐但仍可复原其位置。经实测并复原﹐东城墙长约4200米﹐南城墙长约2460米﹐西城墙长约3700米﹐北城墙长约2700米﹐总长合汉代约三十一里。全城共设12个城门。东面 3个自北而南为上东门﹑中东门﹑秏门﹐西面3个自北而南为上西门﹑雍门﹑广阳门﹐南面4个自东而西为开阳门﹑平城门﹑小苑门﹑津门﹐北面2个自东至西为谷门﹑夏门。夏门遗迹保存较好﹐经钻探﹐有3个门道﹐推测其它城门亦如此。
城内主要大街﹐都通自城门。大街互相交叉﹐分隔成24段﹐这可能便是文献记载中所说的“洛阳二十四街”。据钻探﹐大街的宽度约20～40米不等。据记载﹐每条大街都分成3股﹐唯公卿﹑尚书等大臣行中道﹐一般行人皆行左右。
城中主要宫殿为南宫和北宫。据记载﹐南宫在西汉时已有一定的规模。建武元年光武帝定都洛阳﹐先居住在南宫却非殿。以后不断扩建﹐于建武十四年在南宫建成规模最大的前殿。南宫的遗迹虽未发掘﹐但从街道的分布情形可以判断其位置在中东门大街之南﹐秏门-广阳门大街之北﹐开阳门大街之西﹐小苑门大街之东﹔平面呈长方形﹐南北约1300米﹐东西约1000米。北宫始建于明帝永平三年(公元60)﹐至永平八年建成。据记载﹐北宫中的德阳殿﹐“周旋容万人﹐陛高二丈”﹐规模宏伟。北宫的位置﹐亦可从街道的分布情形判断在中东门大街之北﹐津门大街之东﹐谷门大街之西﹐北面接近城墙﹐平面呈长方形﹐其范围较南宫为大。据记载﹐南北两宫相距七里﹐有复道相连。据实际的勘察看来﹐“七里”应为“一里”之误。
勘察工作证实﹐太仓和武库都在城的东北隅。据记载﹐工商业区有南市﹑马市和金市。南市在南郊﹐马市在东郊﹐金市在城内南宫的西北。西晋潘岳的《闲居赋》说“面郊后市”﹐就是指金市的位置在南宫之北而言的。
魏晋洛阳城
曹魏在东汉雒阳城的废墟上重建都城﹐其规模不超过东汉。西晋时城的形制和布局亦无多大的改变。但是﹐魏明帝曹叡仿效其祖父曹操在邺城西北部筑铜雀台等“三台”(见邺城遗址)的经验﹐在洛阳城的西北角也建筑了金镛城。据勘探﹐金镛城南北约1080米﹐东西约250米﹐分隔为三部分﹐各有门道相通。它实际上是军事性的城堡﹐由于北依邙山﹐地势高亢﹐可俯瞰洛阳全城﹐具有至高点的作用﹐在西晋末年“永嘉之乱”的洛阳争夺战中﹐是双方必争之地﹐当时称为“洛阳垒”。勘探和研究证明﹐由于魏晋时战乱频仍﹐出于军事上的需要﹐在洛阳城的西北城墙外壁和金镛城的外壁设置了许多墩台﹐其形制和效用如同后世的“马面”﹐这是中国古代城制上的一个创举。
北魏洛阳城
北魏在洛阳建都﹐仍利用东汉﹑魏晋的城墙。东汉以来的12个城门﹐除开阳门以外﹐都在魏晋或北魏时改了名。上东门改称建春门﹐中东门改称东阳门﹐秏门改称青阳门﹔上西门改称阊阖门﹐雍门改称西阳门﹐广阳门改称西明门﹔平城门改称平昌门﹐小苑门改称宣阳门﹐津门改称津阳门﹔谷门改称广莫门﹐夏门改称大夏门。11个城门都在汉代的旧址上重建﹐仅西阳门从汉代的雍门旧址北移约500米。此外﹐孝文帝初到洛阳时﹐在西城墙北端靠近金镛城处新开了承明门﹐从而使城门增为13个。
北魏洛阳城最重要的改变是废除了东汉以来南北两宫的制度﹐建立了单一的宫城。据勘探﹐宫城的位置在全城的北部略为偏西﹐是在汉魏北宫的基础上兴建的。平面呈长方形﹐四面筑墙﹐东墙和西墙各长1400米﹐南墙和北墙各长660米。在南墙近西端处﹐有一巨大的门址﹐便是宫城的正门──阊阖门的遗址。正殿太极殿在宫城的前部﹐与阊阖门对直﹐其基坛南北长约60米﹐东西宽约100米﹐规模甚大。
由于宫城的范围和个别城门位置的改变﹐城内的街道也有许多变更。南宫已废弃﹐在广莫门和平昌门之间有了一条纵贯全城的南北向大街。雍门已废绝﹐雍门大街亦不存在。新开了承明门﹐增添了由此门通入城内的大街。建春门和阊阖门之间有了一条横贯全城的东西向大街﹐将宫城分为南北两半﹐南半部是朝会之处﹐北半部为寝宫所在。由于新建的西阳门正好与东阳门对直﹐所以东汉以来的中东门大街被延长而贯通于西阳门和东阳门之间﹐它在宫城南墙外通过﹐成为全城的一条分界线﹐北面主要是皇家的宫殿和园囿﹐南面则分布着官署﹑寺院和贵族的邸宅。由于宫城的南门──阊阖门与南城的宣阳门对直﹐所以自阊阖门至宣阳门的南北向大街──铜驼街就成了全城的中轴线。宗庙﹑社稷和太尉府﹑司徒府等高级官署分布在铜驼街的两侧﹐有名的永宁寺遗址即在街的西侧。
据记载﹐宣武帝景明二年(501)在洛阳兴建外郭城﹐“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范围极广。在整个外郭城以内﹐划分为三百二十个方形的坊﹐每坊均四周筑墙﹐每边长三百步﹐即当时的一里。东汉以来的旧城成为北魏洛阳的内城。“大市”﹑“小市”﹑和“四通市”等工商业区都设在内城以外﹐位置在宫城以南﹐完全改变了《周礼‧考工记》所记“面朝后市”的传统。综上所述﹐北魏洛阳城的形制和布局﹐和两汉以来的都城相比﹐出现了划时代的变革﹐为隋代的大兴城﹑唐代的长安城和洛阳城(见隋大兴唐长安城遗址)﹑(见隋唐洛阳城遗址)开创了先例。
南郊的礼制建筑和太学
东汉的辟雍﹑明堂和灵台﹐都建于光武帝建武中元元年(公元56)。辟雍在开阳门外大路的东侧﹐平面呈方形﹐每边长170米﹐四面筑围墙。据记载﹐辟雍四面门外有水沟﹐其上架桥。曹魏和西晋在东汉的旧址上重建辟雍﹐曾出土晋武帝三临辟雍碑及其碑座。北魏修辟雍﹐但未完成。明堂在开阳门外大路的西侧﹐平城门外大路的东侧﹐东距辟雍约150米。遗址平面呈方形﹐每边长约240米﹐其中有一直径为62米的圆形台基﹐为主体建筑之所在。明堂的这种形制﹐正与《水经注》“寻其基构﹐上圆下方”的记载相符。西晋和北魏都曾重建明堂﹐应在东汉明堂的旧址之上。灵台在平城门外大路的西侧﹐东距明堂约80米。遗址平面基本上呈方形﹐东西220米﹐南北200米﹐四面筑围墙﹐中央有一座高台﹐基部约50米见方﹐残高约8米。房屋建在高台的四周﹐分上下两层。下层是回廊﹐廊外有用河卵石铺砌的“散水”。上层比下层高出1.86米﹐有坡道可以升登﹐房屋每面各5间﹐用长方砖铺地。东面房屋壁面涂青色﹐西面涂白色﹐南面涂红色﹐北面涂黑色﹐是按四神(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分主四方的学说设计的。曹魏和西晋﹐都沿用东汉的灵台。西晋末年的战乱﹐使灵台受到严重破坏﹐北魏时遂废弃不用。
太学遗址范围很大。经勘探和试掘﹐主要遗迹有两部分﹕一部分在辟雍之北﹐平面略呈长方形﹐东西约200米﹐南北约100米﹐附近曾发现石经碎片﹐可以认为是东汉太学主要部分之所在﹔另一部分在它的东北约100米处﹐遗迹保存较好﹐平面亦成长方形﹐南北约200米﹐东西约150米﹐四周筑墙。据记载﹐东汉的太学始建于光武帝建武五年﹐以后屡经扩建﹐至顺帝阳嘉元年(132)才全部竣工﹐太学生多达3万余人。灵帝熹平四年(175)﹐立石经于太学﹐称“熹平石经”。汉末董卓烧洛阳宫庙﹐殃及太学。魏文帝黄初五年﹐在东汉的旧址上重建太学﹐正始中又新立石经﹐称“正始石经”。西晋初年﹐依汉魏之制兴太学﹐而咸宁二年(276)又另立国子学﹐与太学并存。